“经国序民，正其制度”,语出汉代荀悦撰写的《前汉纪·孝武皇帝纪一》，原文为“是以圣王在上，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其字面意思是“所以圣明的君主在位时，治理国家，整顿百姓，严明有关制度。后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引用了这句话，强调严明的制度在治理国家事务中的重要性。可见,“有制”才能“有治”，“善制”方能“善治”,制度是定国安邦之根本。

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就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植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所积淀的深厚历史文化传统。其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操守，等等，都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形成的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

“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礼记·礼运篇》写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种大同社会理想，构成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心理指向，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就是其在近代的发展形态。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科学社会主义扎根中国大地，结出胜利果实，这也是我国优秀历史文化传承和广大人民价值观念融会贯通的结果。基于此，我们党创建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毛泽东同志曾说，共产党人就是要领导人民经过不懈奋斗，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

“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管子·霸言篇》中有言：“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这是关于“以人为本”的最早描述。从先秦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到秦汉的“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到唐朝的舟水之论、宋代的先天仁德，到明清的“民主君客”，再到近现代的“三民主义”，可谓民本思想一脉相传、源远流长。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主体地位、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以人民为中心等民本理念，密切联系群众，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人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修齐治平”的德治追求。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两千多年来，儒家道德规范体系长期居于社会主导地位。儒家主张以“道德原则”规划社会政治，约束政治行为，以自身修养为基点.，以服务社会为目的，以忠于家国为核心，提出以仁、德为核心，“以德配天”“为政以德”等政治准则。强调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归本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进入新千年，我们党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推进以德治国，全民素质大幅攀升，德育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正是以德治国再出发的动员令。

古人说：“纵有良法美意，非其人而行之，反成弊政。”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我们要牢固树立制度意识，扎实推进“制度设计”“制度建设”“制度安排”“制度完善”“制度保障”。让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发展更有质量，治理更有水平，人民更有获得感，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更加蓬勃旺盛的生命力。

（摘编王杰《经国序民，正其制度》）

随着信息科学快速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逐渐普及，融媒体、互联网+等新观念深入人心，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发生深刻变化，当前文艺创作生产也相应呈现许多新趋势和新特点。如何把握互联网时代文化艺术变革规律，与时俱进地调整文艺创作生产方式，建设健康繁荣的文化生态，多层次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多样化文化需求，是新媒介语境下文化艺术行业应当着力解答的重要课题。

新媒介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当前的新媒介主要指以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为依托的网络应用，如微博、微信、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媒介往往是对旧媒介兼容与完善的产物，如电报之于书信、收音机之于留声机、电视之于电影，当一媒介的全部或部分功能被其他媒介兼容时，新旧之别就显现出来。当然，旧媒介未必都会因此销声匿迹，例如电影大银幕、仿真声场和集体观影等特性为电视所不及，电影和电视至今仍然共存。

历史地看，艺术创新与技术进步总是如影随形。造纸术的问世、印刷术的发明、照相机的使用、电影电视的兴起，每次新技术推动下的媒介革新，都有助于文艺生产力的解放。当前，网络新媒介不仅催生出众多新的文艺形式，同时也在大幅提升文艺创新能力。在突破传播屏障、开拓创作视野的同时，新媒介还以促进艺术与技术深度交融、促进美学与科学交互增益的方式，深刻影响文艺生产理论与实践。

首先，新媒介超越时空的高效便利特性，使文艺创作门槛大幅度降低，极大解放文艺生产力。网络作家、网签歌手、数字画师等“网生艺术家”大批涌现，新媒介文艺社群数量之巨、崛起之快，史无前例。新媒介对文艺生产潜能的全面释放，使人类文艺版图为之一变。

其次，新媒介技术更新换代迅速，有力推动艺术重塑，对文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思维模式和审美习惯产生深入而持久的影响。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文学、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等领域大显身手，一次次为文艺审美创新带来惊喜。“媒介即艺术”的理念获得越来越广泛的认可，文艺创造借助新媒介成为博采众长的跨领域综合行为。

再次，新媒介为文艺生产与消费打造出人机共舞的新平台，在提升文艺消费品质、丰富品类以及改善接受体验等方面收获丰厚。以阅读为例，各类阅读软件“攻城略地”，妙趣横生的数字出版声像谐和，网络阅读人机交互特性和自动检索功能，赋予用户接受和使用信息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一系列文字声像平台使阅读无远弗届，妙趣横生。

新媒介不仅改变文艺创作生产方式，也在改变文艺存在的基础。新媒介提供新的创作工具和手段、新的作品储存载体与流布通道。对受众来说，新媒介成为接受文艺的重要渠道。可以说，新媒介既是文艺生存发展的重要历史条件，也是文艺实现社会价值的主要依托。

(摘编自陈定家《新媒介赋能文艺创作生产》)

材料一：

①与许多学科相似，中国考古学理论是立体的结构，由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前沿理论组成。这三个部分各自功能不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其中，决定学科理论高度的既不是基础理论，也不是应用理论，而是前沿理论。生命起源、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是世界考古研究的前沿性课题。前沿性课题出前沿理论是题中应有之义。中国考古率先在文明起源课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苏秉琦先生的“满天星斗”文明论成为前沿理论的第一个代表。

②四十多年前，苏秉琦先生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精神鼓舞下，创造性地建立“满天星斗”的文明理论，这不仅是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是中国学派形成的标志，更是世界考古东方大国崛起的标志。按苏秉琦先生关于中国学派的论述，1979年以后的十年间是中国考古充分发育的阶段。此后，中国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包括良渚、陶寺、石峁、古蜀等重要遗址显然都与“满大星斗”文明理论息息相关，甚至是其催生的结果。可见，前沿理论的引领作用至关重要。舍此便不会有考古硕果的精彩纷呈和目不暇接，考古学将不仅失去高度甚至失去哲学意境，而只剩坛坛罐罐。

③时光荏苒，又过去四十年。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热情拥抱世界，使得中国考古学正在发生更深刻的变化。可以预期，中国考古学理论发展的动力依然是前沿理论的突破创新。在人类起源和农业起源等前沿课题方面，中国的理论贡献绝不可等闲视之。文明起源理论也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每次重大考古发现都能够激励中华文明研究更加深入、更加鼓舞人心。

④丰富前沿理论的工作任重道远。近年的考古发现引人关注，提出一些新的线索。比如：红山古国诞生于农耕与渔猎经济的结合部，河洛古国建立在仰韶晚期中原与大汶口文化的结合部，良渚古国创立于“南稻北粟”的结合部，陶寺邦国出现在华夏与戎狄的结合部，石峁邦国兴衰于农耕与游牧经济的结合部，古蜀王国屹立在长江与黄河的结合部。那么，这些不同的结合部建立的文明灯塔是通过何种途径联系起来的呢？是哪种机制将其有机地组织在一起的呢？这就是礼制，早期中国的古礼制度。“文明起兮兆东方。古礼万年始辉煌。”文明因交流而发展，古礼有基因才强大，这是中国古文化的魅力之所在。是中华文明内源性动力之所在。深刻认识与精准解读它，是新时代推进中华文明研究的重要抓手。要从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和经济类型多样性入手，从结合部的重大考古发现入手。从特色的古礼制度入手，稳稳扣住中华文明的命脉，紧紧抓住中国特色，让认识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才能走出中国学派的精气神。

⑤中国考古将迎来下一个百年发展的重大机遇。科学认识理论层次，正确估计发展水平夯实基础理论，发展应用理论，丰富前沿理论，为学科健康发展积累经验，无疑是当代中国考古学人的历史责任。

（摘编自卜工《中国考古学理论必须具有中国气派》）

材料二：

①作为中国现代专古学的奠基人之一，苏秉琦先生提出了一个基于考古物证、却又极具思想品格的“满天星斗”说。这一理论以更为实证、也更具说服力的方式为中国古代王权的形成与文化特质的起源打开了新的局面。

②苏秉琦先生的“满天星斗”论点就是一个具有思想性的历史解释模型。按照传统的历史叙事，中国的政治权力核心或者说政治中心的形成甚至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距今约5000年前或更早；但根据现代考古学和史学研究表明，那种传统叙事其实是将后世中央王朝政治制度倒映为远古格局的想象，是一种基于认祖归宗的历史叙事与政治合法性追认。尽管这种现实倒映为历史的政治追认早已被证明为一个神话，但许多人却又接受了另一种替代性的文明起源中心的想象，即相信中原自古就是中国文明的核心，黄河中游地区是中国文明的“摇篮”，中原文明代表了自古一直领先发展的中国文明。这种广为人们接受的历史想象并不完全是错误的，但其中却包含某种一厢情愿。苏秉琦先生提出的“满天星斗”的解释模型纠正了这种理解偏差。简单地说，新石器时代的中国，甚至到夏商时期，其实同时存在着发展水平相近的众多文明，如甘肃陕西西部的大地湾文化、浙江余姚一带的河姆渡文化、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长江三角洲的良渚文化、陕西河南一带的仰韶文化等等。散布在中国的四面八方，犹如天上群星之星罗棋布，而中原文明只是众星之一，而且并非众星之核心。因此这一时期被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称为“满天星斗”的时代。满天星斗时期大约持续了2500-3000年或更长，占去中国文明发展史的一半或一半有余的时间，应该是中国文明的奠基阶段。

（摘编自赵汀阳《从满天星斗到多元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