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达尔文在划时代的《物种起源》巨著中，创立了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科学进化论，大大地促进了科学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在这部经典著作中，达尔文以诚实的态度提出了进化论中的一系列难点，其中一个就是“寒武爆发”。

所谓“寒武爆发”，是指在寒武纪（距今5.7亿年前至5.0亿年前）初期世界各地不约而同地突然爆发出众多无脊椎动物，海绵动物、腔肠动物、环节动物、软体动物、节肢动物、腕足动物、棘皮动物、须腕动物等无脊椎动物的主要门类，几乎都在此时出现。在我国澄江动物群中还出现了脊椎动物——鱼类。达尔文不相信进化中有“突然爆发”的事件，认为无脊椎动物的主要门类在寒武纪初期几乎同时出现，是生物逐步进化，即连续渐进的结果；现在人们感到突然，一是地质上有间断，二是未找到“中间型过渡生物”。他在《物种起源》中，说自己的进化论是“缓慢而渐进的进化论”，还多次宣告“自然界无跃进”。这是达尔文学说的第一个缺陷，也是达尔文的第一个可悲之处。事实上，生命演化史上的爆发远不止寒武纪初期一次，还有三叠纪初的大爆发、第三纪初的大爆发等；自然界也绝不是“无跃进”。生物的演化亦不完全是连续渐进的。

鉴于大量的事实，美国科学家N·埃尔德雷奇和S·J·吉尔德于1972年提出了生命演化的全新理论“间断平衡论”。认为生物演化的过程不完全是达尔文强调的连续渐进的过程，而是突进与渐进交替的过程；认为生物演化过程不完全是达尔文强调的线性进化图形，根据基国突变学说，生物演化进程应该是间断平衡图形；认为新种的形成不是缓慢变异积累过程，而是由基因突变或地理隔离形成。间断平衡论以一种全新的哲学观点看待生物进化史，向达尔文进化学说提出了严重挑战。它比较合理地解释了生命历史上的许多化石纪录：即生物界的突进、跃变，是可以在没有地质间断的层序中发生的。例如，在中国南方古生界和中生界之间往往是连续沉积的，看不到长时间的间断，但是古生界的生物与中生界的生物都发生了突变，无论是腕足类、双壳类、有孔虫类、牙形石、三叶虫类、珊瑚类等都发生了突然的变化或绝灭和新的生物的爆发。而且，可以说生命演化的绝大多数突变阶段都找不到达尔文所期待的“中间型过渡生物”，这都是达尔文的渐变论无法解答的。

（摘编自孙关龙《中国大百科全书》《达尔文进化论的五大缺陷》）

材料二：

今天我们已经明确地知道，达尔文是错误地把即使在最纯的群体里也会出现的细微的、连续的、偶然的变异，当作是自然选择的材料。因为事实已经证明，这些变异不是遗传的。这个事实很重要，值得作简要的说明。

如果你拿来一捆纯种大麦，一个麦穗一个麦穗地测量它们的麦芒的长度，并根据统计数字作图，你将会得到一条钟状的曲线。换句话说，一定的中等长度占优势，以一定的概率向二个方向偏离。现在把一组麦芒明显超过平均长度的麦穗拿出来，麦穗的数目足够在地里播种并长出新的作物。对新长出的大麦作同样的统计时，我想，达尔文是会发现向右方移动的相应的曲线的。换句话说，他可以期待通过选择来增加麦芒的平均长度。如果用的是真正纯种繁育的大麦品系，就不会是这种情况。从选出来播种的大麦的后代那里得到的新的统计曲线，跟第一条曲线将是完全一样的，即使选麦芒特别短的麦穗作种子，也将是完全一样的。因为细微的、连续的变异不是遗传的，所以选择没有效果。它们显然不是以遗传物质的结构为基础的，而是偶然出现的。

可是，在四十多年前，荷兰人德弗里斯发现，即使是完全纯种繁育的原种的后代里，也有极少数的个体，比如说几万分之二或万分之三，出现了细微的但是“跃迁式”的变化。“跃迁式”，并不是说这个变化是相当大的，而是说这是一种不连续的变化，在未变和少许改变之间没有中间形式。德弗里斯称之为突变。重要的事实是不连续性。这使我想起了量子论物理学家——在两个相邻的能级之间不发生中间能量。打个比喻说，德弗里斯的突变论，不妨称为生物学的量子论。以后我们将会明白这可不是比喻。突变论实际上是由于基固分子中的量子跃迁所引起的。1902年，当德弗里斯第一次发表他的发现时，量子论的问世还不过二年时间。因此，要由另一代去发现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是不足为怪的！

突变同原始的、未变的特性一样，也是丝毫不爽地遗传下去的。比如，上面讲到的大麦的第一次收获中，会出现少量的麦穗的麦芒长度大大超过了变异范围，比如说是完全无芒。它们可以代表一种德弗里斯突变，并将生育出一模一样的后代，就是说，它们的所有后代全都是无芒的。

因此，突变肯定是因此宝库中的一种变化，而且必须用遗传物质中的某些变化来说明它。由于突变繁育模样相同的后代，所以突变是达尔文描述的、通过不适者淘汰、最适者生存而产生物种的自然选择的合适材料。在达尔文的学说里，恰恰必须用上述所谓的“突变”来代替他的“细微的偶然变异”。

（摘选自薛定谔《生命是什么——生物细胞的物理学见解》1944年出版）

材料一：

7月23日，我国首次执行火星探测任务的“天问一号”探测器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启程，这标志着我国拉开了向更遥远的深空探测的序幕，我国将通过这一次发射，实现“绕、着、巡”三大任务，这在世界航天史上尚属首次。火星探测的关键环节非常多，发射段、捕获段、两器分离、着陆过程中气动减速等，每一个环节都面临各种挑战。其中最为关键和核心之处，就是探测器进入火星大气后的着陆过程。由于地球与火星距离遥远，整个过程无法由地面实时控制，必须依靠探测器自主完成。据介绍，围绕火星环绕的环绕器搭载了7台科学仪器，着陆巡视器上搭载的火星车则携带了6台载荷，对于环绕器与着陆器将开展的探测工作，专家做了形象的归纳：照相，去了之后总要看看火星长什么样，传回火星图像；测物质，火星表面有什么物质，构成成分是什么；测环境，探测火星的磁场环境、离子与中性粒子、高能离子等情况；看内部，尽管只是探测浅层的地质结构，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比如火星地下的分层结构如何，到底有没有水冰的存在等；看气象，看看火星上的温度变化到底怎么样，可以测风、测温、测气压，还能听听火星上的声音。

（摘编自《“天问一号”，启程“探火”》）

材料二：

据介绍，探测器进入火星捕获轨道后，经过数次轨道调整进入周期约2个火星日的停泊轨道。火星探测器会在停泊轨道运行约75天，开展若干次预着陆区成像探测，并将成像数据回传至地面，完成着陆巡视器预选落区的预探测和进入点位置调整动作。

在确认着陆条件满足要求后，环绕器择机进行一次降轨机动，进入火星进入轨道，做释放着陆巡视器的最后准备。降轨完成后，着陆巡视器与环绕器分离，分离结束后，着陆巡视器进行火星大气进入段的飞行，火星环绕器则进行升轨机动，将轨道拉起返回到停泊轨道，为下一步进入中继轨道做好准备。

在停泊轨道上，火星环绕器将再次进行轨道调整，进入中继轨道，开始执行与着陆巡视器的中继通信任务，火星环绕器在中继轨道上运行大约3个月，在地球与着陆巡视器之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

在完成3个月的火星中继任务后，火星环绕器在近火点进行制动降轨，进入科学探测轨道，并在该轨道上运行1个火星年，执行火星全球遥感探测任务。

（摘编自《从地球到火星，“天问一号”将会经历些什么？》）

材料三：

火星距离地球最远时有4亿千米，最近时大约有5500万千米，作为对比，月球离地球最近时有36万千米，最远时有40万千米，也就是说，即使火星离我们最近时，也要比月球与我们的距离远一百多倍，人类探测器从地球飞到火星，大约需要7个月的时间。由于距离遥远，地球与火星之间的信号传输会有长时间的时延。时延比较长，给火星探测的测控通信带来很大挑战，探测器在火星的着陆时间仅7分钟左右，由于时延，地面无法对其实时操控，探测器必须自主完成着陆。

要让航天器飞4亿千米，人类现在还没有能力做到，而且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可以等火星距离地球较近的时候发射探测器，但受天体运行规律的影响，这样的发射机会很少，大约每隔25个月才有一次，每次有一个月左右的发射窗口，比探测月球的窗口要小得多，严苛得多。

火星上存在稀薄的大气，探测器着陆时必须穿过大气，这个过程会产生几千摄氏度的高温，着陆时既需要隔热罩，也需要配备降落伞进一步减速。而且，随着探测器往下降，其推力、方向会发生变化。不像在月球上探测，不用降落伞，用反推发动机就可以，在火星上着陆需要用变推力发动机。减速下降和着陆火星的过程，被称为“黑色7分钟”。

（摘编自《揭秘天问一号的火星之旅》）

A．

B．

C．

D．

【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从党的十九大到党的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5年前，党的十九大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了战略部署，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未来5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搞好这5年的发展对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至关重要。

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的普遍追求。早在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就苦苦思索如何“振兴中华”。他在《建国方略》中绘就了未来现代化的美好蓝图：筑铁路、铺公路、建大港……当时有人认为，这些设想完全是一种空想，是天方夜谭。

百年弹指一挥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高铁飞驰领先世界，公路纵横遍布城乡，世界大港十之有七，已远远超出孙中山先生当初的设想。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然而，当西方国家率先登上现代化列车，所谓“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迷思一度蔓延。不少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模式，不仅未能实现现代化，反而失去了发展自主性，错过了发展机遇，落入发展陷阱。而那些现代化发展曾领先世界的部分西方国家也日益难以摆脱“乏力感”——金融危机频发、经济衰退严重、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激化、民生福利下降……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中国必须走出一条属于自己、适合自己的现代化之路。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们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我们推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摘自徐宁字强《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材料二：

如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走什么样的道路、有什么样的政策能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从我国多年来倡导的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总结中国自己的发展经验而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来看，最重要的就是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按照具有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物质第一性特征的，即在每个时点上给定又随着时间动态变化的要素禀赋，以及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发展经济。

原因在于，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就可以在初次分配时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有效率，经济就能相对快速地发展，财富就能相对快速地增加。如果在初次分配的同时实现公平，就为共同富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且，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政府的税收也会增加，政府也就更有能力在二次分配时解决弱势群体、鳏寡孤独、地区差距等问题，进而推进共同富裕。并且，政府也可以用税收等方式来倡导慈善捐赠（三次分配）。这样，就能够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有句古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如果大家能共同富裕，就能够在实现物质文明现代化的同时实现精神文明的发展，二者相互协同。并且，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大家共同富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就会不断提高。美好生活的期望中包含对美好自然环境的追求。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企业也会有自生能力，更有意愿和能力采用绿色环保技术进行生产。这样就能够更好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不是依靠掠夺，而是依靠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经由互利共赢的贸易，在一个开放的、公平竞争的、全球化的环境中发展，因此中国的发展不仅会提高自己的财富水平，也会给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带来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机会，从而实现世界和平发展。

（摘自林毅夫《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学逻辑与世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