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若想要叙述整个世界的历史，不偏不倚地讲述整个人类的故事，便不能仅仅依靠文字。因为世界上只有部分地区拥有文字，大多数地区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都没有发展出文字。书写是人类在发展后期才取得的成就，直至近代，即使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在记录自己的忧虑与渴望时，使用的载体依然不仅有文字，也包括物品。

②一部理想的历史记录应该把文字和物品结合起来，但在很多情况下这是无法完成的。最能清楚地表现文字历史与非文字历史不对称的例子也许是库克船长的探险队与澳大利亚土著在植物学湾的第一次相遇。在英国方面，这一特殊的日子有科学记载及船长日志为证；而在澳大利亚方面，他们仅有一面木制盾牌。如果我们想要重构那一天的真实情境，就需要像对待那些文字记录一样，深入而严谨地对这面盾牌进行研究和解读。

③历史有时会被有意或无意的扭曲，因为历史通常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尤其在只有胜利者知道如何书写的时候。至于失败者，那些被征服或毁灭的社会，通常只能通过物品来讲述事件。当我们研究有文字的社会与无文字的社会之间的接触时，需要参考的则不仅是文字，也应包括物品。

④这些全部知易行难。通过文献解读历史是人们熟知的程式，数百年来我们已经学会该如何判断文字材料的坦白、失真与诡计。而对于物品来说，要有考古学、科学和人类学的专业知识结构来帮助我们理解关键性的问题，但我们还必须加上一定程度的想象，才能构建出这些物品的前世今生。我们需要借助尽可能丰富和诗意的想象，才能真正理解它们所传达的深刻内涵。

⑤这是我们了解许多文化的唯一途径。这是一个复杂而又充满不确定因素的过程，这些历经层层文化转译的物品需要再次被严格审视，重新想象。

⑥这些充满想象力的解读和欣赏是“通过文物看历史”的关键，对过往文化的重建是理解人类共性的基石。启蒙时代的收藏家与学者们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既仰赖对史实的科学排序，也发挥了诗意地进行重建的罕见能力。

⑦通过物品思考历史或去了解一个遥远的世界，是一种诗意的重构过程。有时，这甚至是了解世界的最佳方式，不只针对过去，也包括现在。我们是否真能了解他人？也许可以，但一定要借助诗意的想象，再结合严谨获取和归纳的知识。

⑧用物品来讲述历史，不能缺少诗人。

微信公众号影评文章（简称“影评”），一般都有相关的截图或动图，然后是简洁的文字分析。这首先是技术带来的进步，特别是在分析演员演技与电影语言时，写上十句话的功能性还不如截取一个几秒的片段。但是，评论过度地与视觉性画面相结合，并且尽快给出结论，使评论产生的效果更多在于情绪及观点的同化，而不是在一个思辨的推进过程中，无法容纳更多的思想参与。

在放大影评“可视性”的同时，是新媒体时代影评的“碎片化”。纸媒时代，内容通常都有一定长度。随着技术进步，载体的信息承载功能加大，特别是在即时通信与社交媒体出现后，越来越多的口语内容进入了媒介空间。信息以极大的增量喷涌，同时大部分都是碎片化的，乃至是泡沫化的。体现在影评上，就是短评的增多。

从评论的角度上看，短评就是一个碎片，经常直指作品的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联系，态度鲜明，带有强烈饱满的情绪，能引起巨大的共鸣。当受众的注意力完全被碎片化的东西吸引，整个受众群体的阅读耐心乃至思想能力会下降。问题不在于“碎片化”本身，这是技术进步中产生的心理与文化问题。

在这样的新媒体形势下，传统影评的主要变化是向着视觉化与碎片化的方向改变。在这个过程中，被加深的还有影评的营销属性。传统影评更多的是个人意见的表达。而在流量经济的时代，点击量可以折算为广告费的时代，影评的市场性加深了，电影类公众号很难抗拒来自影片营销方的诱惑，营销性的影评越来越多。

“可视性”与“碎片化”成为主流，并不意味着文字为主的传统影评已经完全失去了自己的领地，走向消亡。一方面，依然有影评人坚持原有的写作方式，写作文学性与思想性较强的影评，始终以审美上的素养与思想上的洞见取胜。这些影评感性与理性兼备，在电影文本、大众心理与道德意义之间游走。它不追求短平快，但耐咀嚼，有启发。另一方面，这些影评依然有相对稳定的读者群体。它的阅读量不可能是“10万+”，但一篇好的影评，也有数千阅读量。它的支持者是有着良好的阅读能力与思想能力的读者，在评论区里往往能看到他们对影评的精彩回应。从读写时代到视听时代，是一个文化从精英向大众的变迁过程。技术的进步，带来的是大众文化的狂欢，但从文化结构的角度上看，工业化与“匠人精神”、速食化与深度追求，是一个时代的一体两面，从不同角度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

（摘编自苏七七《传统影评如何面对新媒体》）

经典的形成总是与特定的文化背景、特定的民族和地域相联系，因而经典具有了某种特殊品格。但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还表现于它的超时代价值。《论语》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体现了春秋时期政治体制及伦理关系中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内含从普遍的文化层面加以阐释的可能。例如，今天我们可以从责任意识和义务意识的层面进行阐发，思考如何使个体充分履行各自义务的问题。经典不仅有超越时代的价值，更有超越地域的世界性的意义。真正的经典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它是世界文化共同财富的组成部分。中外经典，概莫能外。柏拉图的《理想国》是西方文化中的经典，其重点讨论的正义问题的意义和价值不只适用于西方；儒家典籍《论语》讨论的仁道原则，其意义同样超越中国。在不同的文化尚未相互作用时，这样的意义也许隐而不彰，但当不同文化彼此相遇，经典的世界性的意义就会显现出来。

承认经典具有普遍意义，就意味着我们要开眼界。在阅读、理解经典的过程中，如果眼界封闭，常常会给经典的理解带来多方面的限制；而视域的扩展，则有助于更深入地把握经典。因此，一方面，我们需要引进来，借鉴西方历史演化过程中积累的文化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主动走出去，参与世界范围的百家争鸣。不管是西方文化的引进来，还是中国文化的走出去，都既要以其各自的特殊内涵为背景，也要以它们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为前提。

承认经典具有普遍意义，还要再反思。再反思就是在承认经典所拥有的超越时代与地域的普遍性的前提下，对时下一些流行看法进行理解和反思。如“以中释中”，即以所谓纯粹传统中国概念去理解中国的问题，这种思路明显忽视了经典的普遍意义。外来语已逐渐输入并融入现代汉语，这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外来思想和观念内容。当我们用受外来语影响的现代汉语去理解经典时，相应地也受到外来语背后的深层思想和观念的影响。因而，试图以“纯而又纯”的中国观念去解释以往的经典，事实上已缺乏可能性。与之相比，王国维在20世纪初所倡导的“学无中西”的观念则更具有开放意识，他就是在当时世界文化融合的背景下，以世界文化视野来反思和理解多样文化经典的。近代梁启超、章太炎、梁漱溟等大儒者，他们尽管以回归或延续儒学为学术旨趣，并对西方文化有各种批评，但他们对以往经典的诠释在不同层面上都受到西方外来观念的影响，都体现了“学无中西”的理念，这也就是他们的学说被称为“新儒学”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杨国荣《经典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