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诗书礼乐到钟鼎彝器，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化；素来为国人所津津乐道。然而一谈及传统建筑，多数人不是一脸茫然，便是心怀遗憾。保存下来的古建筑本就不多，往往还被岁月剥去了光彩，有几分“土里土气”，相形之下，欧洲古建筑遍地开花，如风光片里古堡的坚固伟岸、教堂的华丽炫酷，让人如何与之一较高下？此言差矣。

以中西古建筑最显著的对比，即材料上的土木和砖石为例。乍看之下，木质建筑简朴，易朽，扁平，似乎很难与巍峨高耸的石头教堂一争高下。有人把这归咎于古人的技术不行或材料短缺。但事实上，中华大地并不缺石材，古代冶金技术世界领先，石料开采加工的器具也更先进。同时，老祖宗们并非完全不用石料修筑，譬如陵墓，在他们看来，才是该用石头堆砌的。而从秦汉陵墓的空间布局、工程结构之精妙来看，早在那个时代，我们的砖石建筑就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因此，对于砖石建筑，古人“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就像中国传统绘画对散点透视的情有独钟一样，形式和质料上的偏好，其实是一种文化选择。

追根溯源，审美偏好的出发点，还取决于人与环境的相处方式。欧洲建筑多以石砌，呈竖向耸立之势，以求“飞升天国”的不朽。而中国建筑的外部形态，基本是横平舒展，寄寓着华夏先民对土地的依恋。在中国古人心中，石头冰冷坚硬，缺乏生气，太过疏离自然，至于寻常起居，则一定要置身于“生生之气”的土木之中，以求“天人合一”的居住理想。

中西建筑在文化体系中的“地位”也不尽相同。在西方，建筑是主要的文化载体，法国作家雨果就曾说过，“建筑是石头的史书”，一切艺术门类都须为建筑服务，绘画之，雕刻之，咏叹之，幕写之，以图将其打造为“高大上”的永恒纪念碑。而古老的东方中国就不这么看了；文字才是千古之承载，不朽之盛事。相比于文字上的“理想主义”，中国人在对待建筑上体现出了充分的“实用主义”态度。

两千多年前，孔老夫子就曾说过：“君子不器。”重道轻器，由是成为中国人精神上的一抹浓重的底色。在传统文化里，精神远比物质更受尊崇。国人向来不求物质之长存，即便建筑，也和世间万物一样都有新陈代谢、自然生灭。儒家倡导“卑宫室”，往往把“大兴土木”等同于“劳民伤财”，更抑制了对建筑规模的奢华追求。

纵观世界历史，宗教信仰对于建筑技术的进步、人力物力的投入都至关重要。一座哥特式大教堂的建造往往耗时百年，这样的不计人力物力的投入，只能是为神而非为人服务的。中国则不然，“敬鬼神而远之”。老百姓追求的是现世的幸福，土木之事也以现世为重。连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寺庙布局从以佛塔为中心渐渐演变为以殿堂为重，似乎暗示着人们更倾向于在现实营造佛国净土；中国的重楼式佛塔，在全世界更是独一无二，比之只能仰望敬畏的高塔，逐层登临更显亲近；到后来竟至“此心即佛”，已无需以建筑或其他物质的渲染来吸引信徒了。

由此观之，中国古建筑的貌不惊人其来有自，完全不必妾自菲薄。传统文化真正的精髓，不正在于精神的包容与意境的博大吗？

(节选自周飞亚《建筑的“中国脸”与“中国心”》)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当今之世，对书籍已经有些轻视了。为数甚多的年轻人，似乎觉得舍弃愉快的生活而埋头读书，是既可笑又不值得的；他们认为人生太短促，太宝贵，却又挤得出时间一星期去泡六次咖啡馆，在舞池中消磨许多时光。可整天呆在这些地方，难道就比我们一天留两个小时去读古代哲人和诗人的作品，更能接近真正的生活吗？不错，读得太多可能有害，书籍可能成为生活的竞争对手。但尽管如此，我仍然不反对任何人倾心于书。让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能够理解和喜爱的作品开始阅读吧！但单靠报纸和偶然得到的流行文学，是学不会真正意义上的阅读的，必须读杰作。杰作常常不像时髦读物那么适口，那么富于刺激性。杰作需要我们认真对待，需要我们在读的时候花力气，下功夫。我们先得向杰作表明自己的价值，才会发现杰作的真正价值。

（节选自黑塞《读书：目的和前提》）

材料二：

说到读书，至少就有两种：一是职业的读书，一是嗜好的读书。

所谓职业的读书，譬如学生因为升学，教员因为要讲功课，不翻翻书就有些危险。这样的读书和木匠的磨斧头、裁缝的理针线并没有什么分别，并不见得高尚，有时还很苦痛，很可怜。读书人中的最大部分，大概是勉勉强强的，带着苦痛的为职业而读书。

嗜好的读书，那是出于自愿，全不勉强，离开了利害关系的。我想，凡嗜好的读书，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这样。他在每一页每一页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自然，也可以扩大精神，增加智识。嗜好的读书，就如游公园似的，随随便便去，所以不吃力；因为不吃力，所以会觉得有趣。如果一本书拿到手，就满心想道“我在读书了”“我在用功了”，那就容易疲劳，因而减掉兴味，或者变成苦事了。

因为出版物太多，读者不胜其纷纭，便渴望批评，批评家也便应运而起。批评这东西，对于和这批评家趣旨相近的读者，是有用的。但中国似乎应该暂作别论。往往有人误以为批评家对于创作是操生杀之权，占文坛的最高位，就忽而变成批评家。但是怕自己的立论不周密，使主张主观，有时怕自己的观察别人不看重，又主张客观；有时说自己的文章中全是同情，有时将校对者骂得一文不值。凡中国的批评文字，我总是越看越胡涂，如果当真，就会无路可走。印度有一个比喻，一个老翁和一个孩子用一匹驴子驮着货物去卖，货卖了，孩子骑驴回来，老翁跟着走。但路人责备他不晓事，叫老年人徒步。他们便换了一个位置，而旁人又说老人忍心；老人忙将孩子抱到鞍上，看见的人却说他们残酷；于是都下来走。不久，又有人笑他们是呆子，空着现成的驴子却不骑。于是老人对孩子叹息道，我们只剩了一个办法了，就是两人抬着驴子走。无论读，无论做，倘若旁征博访，结果往往是会弄到抬驴子走的。

我并非要大家不看批评，不过，看了之后，仍要看看本书，自己思索，自己做主。看别的书也一样，仍要自己思索，自己观察。倘只看书，便变成书橱，即使自己觉得有趣，而那趣味其实已在逐渐硬化，逐渐死去了。

萧伯纳有这样的话：世间最不行的是读书者，因为他只能看别人的思想艺术，不用自己。这也是叔本华之所谓“脑子里给别人跑马”。较好的是思索者，因为能用自己的生活力了，但还不免空想。所以更好的是观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的确，实地经验总比看、听、空想确凿。我先前吃过干荔枝、罐头荔枝、陈年荔枝，并且由这些推想过新鲜的好荔枝。这回吃过了，和我所猜想的不同，非到广东来吃就永不会知道。

但萧的立论也不免有些偏激，我对于萧所说的，还要加一点骑墙的议论。我以为假如从广东乡下找一个没有历练的人，叫他到上海、北京或者什么地方，然后问他观察所得，恐怕是很有限的，因为他没有练习过观察力。所以要观察，还是先要经过思索和读书。

（节选自鲁迅《读书杂谈》，有删改）

中医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体的，中医的理论和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

中医首先反映的是中国文化、中国哲学整体关联的思维方式。有人认为，中医的理论是不科学的、模糊的、不可实证的，那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现在的实证观念和思维。实证思维主张分析还原，还原到后来就各个成为一个孤立的个体。整体关联的思维也讲还原，而整体关联所还原的个体是相互关联的个体。从根本上说，中医研究的是人这个有精神的高级生命体。因此，中医才有这样的观念，整体生命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完整地反映整体的面貌，而不只是反映那个部分。比如，肝脏不只反映肝脏，心不只反映心，而是与其他脏器的生理功能密切关联。

中医诊治要周全地考虑不同性别、体质、地域、时间等因素，对药材的采用也特别强调地域性的差异，这是基于中国哲学中“自然合理”的理念。“自然合理”有尊重自然和注重个性两重内涵。中国哲学里的“自然”是本然的意思，任何违背事物本来面貌的做法都是不合理的，我们应该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因势利导”，要适合、符合这个事物本来发展的途径、趋势。而现代人所尊奉的“科学合理”的理念，是要去掌控自然，去改变事物的本来面貌。其实，很多现代科学家已经开始认识到，科学并不是按照人的意志去改变自然界的本来关系，而是使自然界和人类能够更加和谐地相处。此外，“自然合理”特别强调符合事物的本性，即个性，这就跟科学合理的思维方式强调普遍化、普适性有很大的差异。

中医还体现了中国哲学所强调的直觉思维。在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中，“望”和“闻”是医生的直觉，中医通过“望”观察病者的气色、舌苔和形态，通过“闻”体气、口气、二便之气来对患者的病情进行初步的判断。医者“问”，患者通过口述的方式，将自己的直观感受告诉医生。最后是“切”，医生通过脉象来印证医者对患者情况的直觉判断是否准确。许多人认为中医“望闻问切”太主观、不科学，这源于我们的一种观念：理性是清晰的、准确的，也是可靠的；而直觉是模糊的、不准确的，是不可靠的。其实，科学的发展已经越来越认识到模糊化更接近事物整体的本来面貌，而有时候越清晰越有可能对事物的认识片面。这也正是现在科学模糊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道理。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医，中医在模糊中间有着极其精确的一面，这也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特色。

我们要继承中医的传统，坚守中医的传统理念。这不仅仅是中医界的责任，同样也是中国哲学界与文化界的责任。

（摘编自楼宇烈《中医的人文内涵及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