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志是中国古代诗学范畴的概念,是诗歌的内在本质要素。史传文学的“志”体现在以一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中,在叙事中蕴含着事理,抒发史官的政治抱负。“情”表现为史官在书写历史时“发愤著史”,融入自己的心灵感悟,饱含深情。用诗学范畴的“情志”来研究史传文学,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史传艺术本质的认识。
先秦时期,史官掌管祭祀、占卜、记事、典册等一系列国家大事。这些人知识渊博、地位崇高,不仅担负记录历史的责任,还要向君王谏言、献策,有时还会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史官个人的荣辱成败与国家兴亡是分不开的,他们同其他臣子一样肩负励精图治的使命。这也就是史官要在史传中表现“志”的原因。
史官在记史时抒发意志,因为他们不仅是历史的记录者,还是历史的参与者。孔子慨叹:“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孔子世家》)如果是秉笔直书,只是客观记录历史,孔子何以想到后世“罪”他?深层原因还是他在《春秋》中融入了自己信奉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标准。这种价值观念并不是作者个人狭隘的主观取向,而是认识历史的一种参照系统。
史传在对事件和人物做点评时,往往会追加一个点评的主体。这样就将历史事件和人物品评区分开来,不会混为一体,不至于影响史实的客观真实性。对事件的看法借“君子”“仲尼”等之口表达,实质上是借他人之口抒心中所想。这样的叙事技巧,既保持了历史的客观真实性,凸显了史学家的公正,也在字里行间暗含了作为一个当局者的态度——史官并不是看客,而是切身为国家兴衰存亡忧心忡忡的正义保卫者。
钱锺书言“史蕴诗心”,史传亦是史官的心灵史。这一点在司马迁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尽管一直秉持据事直书的信念,但在司马迁看来,史传不仅是对历史的整理和记录,也是对现实的态度,是体现价值观的一种途径。他以诗性叙述,展示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展示了历史强大的生命力。例如《史记·刺客列传》中饱含深情地刻画了刺客这样一类人物,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一个个有血有肉、肝胆相照,淋漓尽致地诠释了“士为知己者死”的价值观、人生观。
历史记录的本质是对人类文明痕迹的捕捉,史官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要与历史人物进行心灵的对话,他的使命就是饱含着深情,把已经逝去的人物写出生命,把已经发生的事件写得生动,最终呈现出鲜活的人物、鲜活的历史,让跳动的生命气息绵延不绝。
史传作者的“情”不同于抒情诗人的“情”。诗人多聚焦于一时一刻的客观世界和主观意志;史官有更加广阔的胸襟,不仅关注当代,也关注过去的人和事,在动态的社会和人生中表情达意。诗歌的情是静中显情,史传的情是动中传情。诗歌字里行间传递着诗人的情感;史传则是表面上有意避之,实则处处传情。
(摘编自魏玮《史传文学的“情志”》)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把属于古代诗学范畴的概念“情志”引入史学研究,这可以进一步深化对史传艺术本质的认识。 |
B.史传往往借某个主体对事件和人物进行点评,这样的叙事技巧既不影响史实的客观真实性,又暗含主体者的态度。 |
C.司马迁认为,史传不是对历史的整理和记录,而是对现实的态度,是体现价值观的一种途径。他践行了自己的理念。 |
D.史传作者的“情”与抒情诗人的“情”在表现形式上有不同,诗歌字里行间传递着诗人的情感,史传则是有意避开情感。 |
A.文章引用《史记》中孔子的言论,论证史官在记史时抒发意志,是历史的参与者的观点。 |
B.文章论述紧紧围绕“情”和“志”,采用总分总形式,主要从史官记史言志和作史缘情两个角度进行阐述。 |
C.文章开宗明义,开头即提出论点,论据丰富,采取举例论证,对比论证、比喻论证等多种论证方式。 |
D.文章列举《史记》中的刺客这一类性格鲜明的人物,是为了证明司马迁秉笔直书的治史观念。 |
A.史官个人的荣辱成败与国家兴亡紧密相连,他们有一种使命感,因此在史传中表现“志”。 |
B.史官在史传中表达自己作为当局者的态度,这是史官心忧国家、保卫正义的一种表现。 |
C.《春秋》中融入了孔子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标准,主观内容较多,只能作为认识历史的参考。 |
D.饱含深情地写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写出鲜活的人物、鲜活的历史,这是史官的伟大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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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技术的起源时,人们往往会强调技术是人类肢体能力的延伸。时至今日,在看到科学技术给我们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更应该看到,它们作为一种力量,介入到人类社会之后所带来的秩序改变甚至重组。正是在此意义上,恩格斯在强调劳动在人诞生过程中的重要性时,实际上也就是强调了技术对人自身以及人所存在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在当下更是体现为人类本身的技术化趋势,这种趋势一方面表现为人类身体的技术化;另一方面,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也表现为人类生存的技术化,人类生存的各个方面都被技术深刻影响。
正是看到了技术对人类身体乃至人类社会的这种重大影响,自古以来思想家们就非常强调人类伦理秩序与技术的和谐发展。不管是在日常生活之中,还是在前沿的科技领域,科学技术都参与到了伦理秩序的维持或建构之中。为了做到这一点,人们通常会将某种伦理秩序内嵌到科学技术特别是以人工制品形式呈现的技术物之中,于是,技术物就成了伦理秩序的一种制度化呈现方式。相较于传统强调以道德约束作为主要手段维持伦理秩序,这种制度化的优势在于其强制性程度更刚性、执行效率更高,就如同与纯粹的道德呼吁相比,红绿灯和交通监控设施更能维持交通秩序一样。
然而,科学技术对伦理秩序的建构方式并不是决定论式的,具有偶然性。偶然性是指科学技术及其人工制品具有多样实现性的特征,例如核技术既可以用于制造武器,亦可用于增加能源。这种偶然性给科技管控带来了很大困难,进而也就给伦理秩序的维持带来了较大风险。那该如何通过伦理治理降低风险呢?
这就要求我们改变对科技伦理学的传统认知和建构模式,不能再简单地将科技和社会一分为二,而是应该打破分割,强调伦理介入科技的必要性。一方面,我们需要建构一种新的行动导向的科技伦理学。在谈到伦理时,人们往往会强调底线思维,但如果只是将底线落脚于某些终极的价值理念,甚至强调这些理念的非历史性,就很容易导致科技与伦理的割裂。就如同在一个坐标系之中,科学是纵轴,有着明确的前进方向,伦理则是横轴,永远处于水平线上,这样,随着科技的发展,两条轴线只能越来越远。于是,科技伦理学就会被机械地割裂为两个层面。因此,伦理理念的讨论是必要的,但必须将之落实到科学技术的具体情境之中,进而设计出不同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伦理规范。这样,科技与伦理之间彼此隔离的问题,也就可以被克服。另一方面,考虑到科学技术及其人工制品对伦理秩序的影响,对科学技术的伦理关切必须要前置到科学技术的设计与研发过程。目前,伦理审查制度主要承担了这种伦理关切的任务。尽管各个国家对伦理审查制度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从相关规范、政策的解释到具体操作同样存在执行鸿沟。伦理审查作为一种制度性原则,该如何加强其可操作性,减少审查盲点和解释柔性,这需要科技政策、伦理学、法学等领域的工作者参与进来,共同制定伦理审查制度。
(摘编自刘鹏《技术与伦理秩序》)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A.技术对人自身以及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在当代与过往时代的体现是有所差异的。 |
B.从身体技术化逐步扩大到生存技术化,这是人类本身技术化趋势的外在特点。 |
C.人类早就从技术影响身体及社会的现象中,认识到技术和伦理秩序应和谐发展。 |
D.解决目前伦理审查制度存在的各种执行困境需要多方面共同参与,形成合力。 |
A.文章开头写技术影响人类身体和社会,此引出技术与伦理秩序关系的论题。 |
B.文章以红绿灯为例,通过比较论证了在维持伦理秩序上技术物比道德约束有优势。 |
C.文章以伦理介入科技的必要性为前提,证科技及其人工制品具有多样实现性。 |
D.文章针对伦理关切,从伦理审查制度的作用、执行现状及改善策略方面展开论述。 |
A.既然科学技术参与到了伦理秩序的维持中,那么,维持伦理秩序就可以适当弱化道德约束这种传统手段。 |
B.对科学技术进行伦理治理,目的在于管控风险,使科学技术更自由地得到发展和应用,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
C.如果伦理不能介入科学,科技和社会可能会出现一分为二的分割状态,这会增加社会秩序维持的风险系数。 |
D.只有认识到某些终极的价值理念也是需不断发展的,不再强调底线思维,伦理秩序与技术才能和谐发展。 |
关于“中国文章学”成立的时代,目前学界比较集中的意见有“魏晋南北朝说”和“南宋说”两种。这个问题很值得认真讨论,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点的问题,更关乎中国文章学的本体特征、文体范围及理论体系等方面的重要问题。
“文章”一词在魏晋以前就大量使用,但直到司马迁的《史记》才首次在文章学意义上使用“文章”一词。魏晋以后,人们更是广泛地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文章”一词了。如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有“文章”专论。作为文章学的集大成论著,刘勰的《文心雕龙》共用“文章”一词26处,这是在文章学意义上广泛使用“文章”一词了。
探讨如何写好文章,是文章学的根本要义。魏晋南北朝文论追求文章艺术,辞采要求漂亮。刘勰《文心雕龙》著书的出发点即探究“为文之用心”(《文心雕龙·序志篇》),即如何写好文章,所以对文章艺术非常重视。刘勰专门设有“丽辞篇”,主张“丽句与深采并流”;又设“章句篇”“练字篇”“附会篇”,专门探讨文章的遣词造句、篇章结构等方面的技巧问题。可以说,重视文章艺术是魏晋南北朝文坛的普遍风气。
一门学问只有上升到自成体系的理论层面,才标志着这门学问真正成立。在魏晋以前也有不少作品谈及文章,但只是零散的片言只语,不成体系。曹魏以后,出现了专门的文章学论述。曹丕的《典论·论文》可以说是中国文章学史上第一篇专论,至于刘勰的《文心雕龙》更是“体大思精”的文章学巨著,其内容包含文章本体论、文章文体论、文章创作论、文章批评论。哪怕以今天的学术体系标准来衡量,《文心雕龙》也是当之无愧的体系完整严密的文章学理论著作。
一门学问如果只是曾经出现过,随后销声匿迹,只是昙花一现,那这门学问并没有“立”起来。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魏晋南北朝文章学理论,对当时和后世文章创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唐宋文章的兴盛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文章学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分不开。理论上,比如唐宋古文运动讲文道关系,从“文以明道”到“文以载道”,再到“作文害道”,这实际是《文心雕龙》“道术之辨”的延续。实践上,说唐代骈体文继承魏晋南北朝,恐怕没有人有异议;而唐代散文也传承了魏晋南北朝的艺术基因。清代袁枚说:“唐以前,未有不熟精《文选》理者,不独杜少陵也。韩、柳两家文字,其浓厚处,俱从此出。”(《随园诗话》卷七)许梿说:“三唐奥窔,未有不胎息六朝者。”(《六朝文挈原序》)这些话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唐代文章的成就离不开魏晋南北朝文章学的滋养。
总之,中国文章学成立的时代应定在魏晋南北朝,成立的标志就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南宋说”弃魏晋南北朝文章学兴盛不顾,也无法合理全面解释唐宋散文兴盛的原因。南宋时期的确出现过一批文章学论著,但只能说是中国文章学的深化和细化,而不是成立。
(摘编自吴中胜《(文心雕龙)是中国文章学成立的标志》)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关于“中国文章学”成立于何时目前主要有“魏晋南北朝说”和“南宋说”两种观点。 |
B.在《史记》以前“文章”一词就已经使用了,但并不具备文章学意义上的内涵。 |
C.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坛,从辞采方面来探讨如何写好文章已成为一种普遍风气。 |
D.唐宋古文运动中讲到的文道关系与《文心雕龙》中的“道术之辨”一脉相承。 |
A.文章论证的观点是中国文章学成立于魏晋南北朝,成立标志是刘勰的《文心雕龙》。 |
B.文章论证的思路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论证思路严谨,论证结构完整。 |
C.文章多次用引证法、例证法,使论证有理有据,观点令人信服,也让文章内容更丰富。 |
D.文章主体部分以两种观点进行对比论证,更突显了对“魏晋南北朝说”的坚定支持。 |
A.《楚辞·九章·橘颂》中“青黄杂糅,文章烂兮”中的“文章”不属于文章学意义上的词。 |
B.曹丕的《典论·论文》、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以及刘勰的《文心雕龙》都属于文章学专论。 |
C.唐代无论是骈体文还是以韩愈、柳宗元文章为代表的散文都深受魏晋南北朝文章学的影响。 |
D.从南宋时期批量出现的文章学论著来看,中国文章学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和细化。 |
(1)成语是民间的历史记忆。尽管三言两语,可内容丰富,是浓缩的历史精华片断。“三请诸葛亮”“三顾茅庐”记述的是三国时代刘备邀请诸葛亮出山的历史故事,这些历史故事通过民众阅读《三国演义》等小说渐次世俗化,经过民众“添油加醋”式的加工清理,点化成了不一定与历史真实完全相符的历史记忆。又比如“说到曹操,曹操就到”,你去查正史《三国志》,没有这种说法。你去查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也没有这种说法。它的出典何在?这就是民众凭借历史记忆进行的再创作,它最初一定是流行于民众口耳的口头文学,后来才被小说家写进《孽海花》第二十九回中的。“无巧不成书”“说到曹操,曹操就到”等大量的成语都出自这样的民间历史记忆。
(2)成语中寄寓着民众的憎爱情感。现在我们常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个成语,表达对那些爱做小动作、自作聪明、实则蠢笨的家伙的复视和愤恨情结。这个成语中的“路人”就是指百姓。有些人好要小花招,可是,这些小花招连“路人”都骗不了,瞒不过,你还想怎样?不要看“路人”地位低微,但他们有智慧,能识破自以为聪明的人的“司马昭之心”。
(3)成语是大众的借鉴标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很多成语,就是一面镜子,足以引以为镜。“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说的就是殷要以夏的覆亡为镜,周要以殷亡为镜。成语让更多的人拿起历史这面镜子,照一照“古往”,也照一照“今来”;照一照自我,也照照他人和社会。
(4)成语中既然有历史记忆、憎爱情感、借鉴标尺,那么,如果我们把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成语编排和串连起来,那岂不就是一部鲜活而富于民众气息的“中国通史”吗?我们读着、写着、想着,产生了一种感悟:民众口口相传的中国成语中,竟然蕴含着一部中国通史。于是,多年前,我们就开始酝酿撰写《成语里的中国通史》。
(5)在《成语里的中国通史》一书的具体编写过程中,我们并没有打破王朝体系。王朝体系是一种客观存在,可以说,它是历史的一种时空框架,把王朝体系打破了,历史的时空概念就模糊了,整部历史就会乱成一锅粥。我们是用王朝体系去框架成语,从而使成语更富有时空感。在写作过程中我们注重成语的语源发掘及该成语所处的历史时代背景的介绍。比如,“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这一成语,那是武王克殷经过深思熟虑提出来的,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当时的确需要和平。注重成语的历史真实性。每引述一句成语,或考之于典籍,或引之于神话,或征之于考古材料,决不随意虚构,这是历史的严肃性要求我们的。我们还将同一历史阶段的同类成语加以归并,从而告诉读者这个王朝的特色或特质。比如周代有这样一些成语:“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礼尚往来”“礼贤下士”“礼让为国”“礼不下庶人”等。把这些成语编排在同一章节中,目的是还原周代这样一种历史现场:周代是我国历史上最注重会“以礼治国”的时期。我们希望每个历史时期都用成语绘画出有特色的历史拼图来。
(摘编自郭志坤、陈雪良《一部别具一格的中国通史》,光明日报2019年11月2日第09版)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说到曹操,曹操就到”不出自《三国志》,而出自《三国演义》《孽海花》。 |
B.成语作为民间的历史记忆,是一种不一定与历史真实完全相符的历史记忆。 |
C.《成语里的中国通史》引用成语,都要借助典籍进行科学考证,决无随意虚构。 |
D.通过相关成语“礼尚往来”“礼贤下土”等可见中国古代“以礼治国”的传统。 |
A.文章讨论“说到曹操,曹操就到”何处出典,意在阐释成语是民间的历史记忆。 |
B.文章先阐释成语特殊价值,目的是凸显成语中有带民众气息的历史信息。 |
C.文章引“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一名言,足以证明成语是大众的借鉴标尺。 |
D.文章用背景分析方法,建立成语与历史的关系,从而突出书评对象的成书价值。 |
A.说成语是民间的历史记忆,那是因为成语是民众凭借历史记忆进行的再创作。 |
B.王朝体系是历史的时空框架,但《成语里的中国通史》)却没有完全受其局限。 |
C.很多成语就是一面镜子,这与成语中富有的历史信息有密切的关系。 |
D.在作者看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能典型说明成语中有民众憎爱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