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白银形成主币，国外银两大量流入中国，早已是史学界的共识。但是对于白银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探讨，长期以来却属阙如，更罕有追问白银货币化历史发展过程意味着什么。重新审视这一问题，必须看到白银化与货币化不可相提并论。货币化，也即货币经济化，而货币经济的本质是市场经济。对于为什么会有大量白银流入中国的探讨，正是从白银货币化的市场起源开始的。

明初建立宝钞货币制度，禁用金银交易，白银不是合法货币。根据《明会典》记载，有明一代典章制度中，有“钞法”“钱法”，根本没有“银法”。由此可见，白银作为货币本身不是出自明朝制度。白银的使用从非法到合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我们称之为白银货币化过程。从民间土地买卖大宗交易市场来看，由于明初宝钞没有保证金、储蓄金等制度，而且发行无度，很快就出现了贬值的信用危机，明朝宝钞货币制度没有确立，白银作为一种比较稳定的货币开始出现在市场上。对第一手民间资料——明初洪武至成化119年间427件徽州土地买卖契约文书进行分阶段梳理，可以发现白银自下而上崛起于民间市场，是市场萌发调节作用的真实轨迹：一是洪武到建文时期，宝钞已经显示了迅速衰落态势，白银货币化趋势已经出现；二是永乐到宣德时期，宝钞经历了一个再发展又转向衰落的过程，宣德年间契约文书中出现许多实物交易，说明过渡出现了；三是正统至成化时期，宝钞逐渐绝迹于民间土地大宗交易，发展至成化年间，白银成为清一色土地大宗交易的货币，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将白银推至了社会流通领域主要货币的地位。

16世纪经济全球化开端，形成不可阻挡的历史浪潮。根据明代民间第一手土地买卖契约文书可以明了，经济全球化前夜（15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已悄然发生了白银的市场崛起，白银从非法货币到合法货币，并非出于国家法令推行，而是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结果，可视为中国古代经济转型的新起点。仅从制度史出发研究明代白银问题，是有局限的，无法揭示白银从市场崛起、代表的是早期市场经济的萌发，也不可能认识到明朝发生了传统经济向早期市场经济的转型。白银在流通领域快速崛起，在市场作用下，国家对于白银的需求也与日俱增，从国计与民生两方面探讨白银货币化过程，货币化即市场化，这一过程打乱了明初原有的几乎所有的制度安排，引发了国家一系列制度改革，市场与国家合力推动白银货币化发展进程，这正是前近代中国经济从传统经济向早期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这一转型，推动中国走向经济全球化的大合流。

（摘编自万明《全球史视野下的明代白银货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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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进化是非线性的，是可以断裂和迅速消亡的。历史上一些伟大文明的消亡就是明证。所以，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抵御单极化和文化整合效应，也是我们应当积极支持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以及文化整合效应，已经导致许多传统文化的消亡，导致许多文明形态的边缘化。以某些大国为代表的强势文化的统摄力和冲击力，引起了全球许多国家的高度警觉。这两年我们常常听到关于“文化安全”的讨论，就是一种防御策略和姿态。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才有了关于文化多样性的倡导。

文化多样性的理念，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是这么表述的：“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宣言》还说，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

我国各民族在文化上呈现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是主流社会和管理阶层所关注的。以前人们多从进化论的角度去评判其高下雅俗，并分别予以对待，这有其历史的理由。现在从文化相对论的角度看，多样性的民族文化各有自身的特色和存在的价值，不应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它们是守法的、文明的，其文化权利都是平等的。目前我国对本土文化的尊重，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和保护，不仅有深厚的文化价值，还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树立文化多样性的观念，建立信仰之间的互相尊重，这是实现民族平等的必要条件。民族之间要互相尊重，提倡对民族文化作同情的理解和增强文化包容精神，提倡民族理性，防止伤害民族感情的行为，抑制民族主义狂热与偏激，以利于民族平等和团结和睦。社会主义社会绝不是一个在思想文化上清一色的社会，而应是文化领域多元和谐的社会。一方面，社会在政治原则上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维护国家法律法规的统一和尊严；另一方面，社会又能把主导性与多样性、先进性与广泛性结合起来，给各族人民的特色文化提供自由健康发展的宽松环境，使社会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多彩。

“尊重差异”，从广义文化的视角看，并不是遵循文化相对主义或倡导多元文化主义而固化、甚至扩大差异；“包容多样”，也不意味着容忍、放纵任何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因素。如果我们只看到表象差异的多样性和普遍性，就会陷入否定人类统一性的泥淖；如果我们只追求形式统一的同一化和普同化，就会落入否定人类多样性的陷阱。

（摘编自商文莉《从民族平等看文化相对观》）

虽然经过汉儒改造的儒家学说没能立即取得一统之势，但至少在表面上得到官方支持。汉武帝时期是从黄老道法向儒法转变的过渡期，汉初几十年的儒学复兴及武帝的提倡使得这一时期儒家思想的社会地位逐步提升进而形成风气是不争的事实。此期儒法两家还未能相互吸收整合完毕，处于独立于彼此的阶段，表现为被后世所诟病的“阳儒阴法"“外儒内法"状态。到宣帝宣扬“汉家历来以霸王道杂之”已经充分表现了儒法由外在彼此独立向内在一体发展的趋势。后世的“儒法合流”更多表现为儒家渐盛、法家渐弱，法家的合理、顺时之处不断为儒家所吸纳的大趋势。“儒法合流"的趋势最早在两者的对立中进行，界限分明，随后则作为一体的两端，不断契合。

随着儒法思想由外在对立到内部融合，“儒法合流"不断深化，“修经明学”务“在“轨德立化’’的儒生和起于“刀笔筐箧"长于“优事理乱”的文法之吏自然也处于不断的融合之中。随着儒学的复兴，王朝政府向儒生敞开了大门，越来越多的儒生充任各级政府官员，官员的技能和成分开始发生显著变化。武帝时博士几乎只备咨询之用，到元帝时则已是用度不足，可知儒生功用已经由原来流于表面的“缘饰"转而变得务实。要辅导 上今朝：jzjy365．com 今朝教育 高考小班化教育辅导品牌。尤其盐铁会议之后，贤良文学的辩论受到权力中枢的重视，当时的执政大臣专门召集贤良文学“问以得失”，使儒生成为一股活跃的政治力量。宣帝时“用吏多选贤良"，贤良文学大量进入政府任职，他们尊奉的儒家德治观念开始影响实际政治。

随着儒学渐兴，政府中也存在文法之吏改学儒术的现象，具有专业法律技能的文吏逐渐放弃排儒立场，许多继承法家传统的文吏开始学习经学。文吏之所以转学儒术，既有外部政治、文化环境的压力，也有内在精神价值的追求。从外部环境来看，随着经术传播的范围越来越广，公卿大夫们明显彬彬儒雅起来，社会风尚也悄然转向，文法之吏如果不甘愿被排斥于以儒学为主干的文化氛围之外，便必须选择认同儒术。这些以文法律令为文化背景的吏员，在他们已经适应了当时的政治生活，有的甚至已居高位的时候，依然花费精力补充修习新贵之学，自然是因为儒学之风大盛，以儒术为名目的选举及其所开辟的仕进之途更为光明和诱人。汉魏之际王桀的《儒吏论》对这一现象作了总结：“吏服训雅，儒通文法，故能宽猛相济，刚柔相克也。”准确地阐释了汉魏之际“儒法合流"对官吏思想的影响。总体来看，汉代法家政治的实施始终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在汉初表现为黄老政治包裹着法家思想，而后则嬗变为“霸王道杂之”的儒法合流。法家思想虽为后世所沿用却再也没有取得主导性的地位，讲求为政以德、执两用中等的儒家思想与系统性和实践性强的法家思想与制度的结合，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内核和价值诉求。

(节选自《光明日报))201 年12月24目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