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围绕文明起源研究，国内还是最倚重考古学和历史学，前者尤甚，其余学科则介入不足。中华文明探源的重大意义在于揭示出相对文字出现的3000余年小传统、由涵盖文明起源期在内的史前文化构成的更为深远悠久的文化大传统。中国性的所有特征在大传统中都能找到萌芽和发展线索。法国汉学家汪德迈曾系统分析了中国文字以及思维特色，以对应西方神学体系。他认为具有占卜功能和神权意义的甲骨文，是中华史前物象观念和文化信仰顺势发展的结果。庞朴先生指出，中国人的思维结构与汉字的使用有深层结构上的一致性。诸如“立象尽意”“铸鼎象物”“文以载道”等观念都是中华文明取象思维的表现方式，其天人合一的丰富内涵对现代性文明有巨大的启示意义。换言之，滋生中国文字出现的深厚史前传统及其文字背后的信仰、礼制和观念特性造就了持续、统一的中华文化。中国文明表现为最浓厚的“信仰—仪式”统一体和稳定共同体特色，具有连续性和整体性。从史前到文明的过渡中，中国社会的主要成分有多方面的、重要的连续性。而西方文明的发生是突破性的。因此照搬西方经验的一般法则不具备普遍的应用性。针对中国性之争，文明探源工程成果虽然奠定和夯实了研究基础，但是，当下盛行的考古学的科学主义研究范式不足以完全回答信仰与观念问题，不足以挖掘中华文明延续性和大一统特征之全然面貌。

从学术范式和人文理论构建来看，在现当代学界，最常见的中华思想史研究惯于套用西学古典进化论的“神话→历史”“信仰→理性”“宗教→理性化”“神圣→世俗”的演进过程，用现代性工具理性观来规避中国王制中的“神—人”关系和礼乐文化渊源。这类由西学而来的二元对立的理论模式，解释不了中华文明发生发展的独特性。其实，已经有考古学者谈到应结合神话学、文献学构建探源新理论：“‘如何重建古史传说的历史’——这应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在方式与目标方面区别于西方而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重要内涵之一。”（朱乃诚）“以前的考古学界一直不重视意识形态，认为这是考古学研究力不能及的，……人类社会借助意识形态确立关于自然和超自然世界的信仰体系。通过意识形态，形成了关于宇宙的秩序，以及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的观念，确立了人与人以及人与周围万事万物的关系。”（罗伯特·沙雷尔）这些论述都突显出考古学结合人文研究势必行。

（摘编自谭佳《从人文学科深耕文明探源的中国性问题》）

材料二：

研究发现，良渚、陶寺、石峁等具备原始国家形态的文化，主要有四个特征：一是农业、科学技术显著发展，出现了复杂的社会分工；二是阶级分化，表现为出现了贵族专有的宫殿区和墓地，同时高等级手工业制品的生产和分配为贵族所控制，社会等级制度已经形成；三是出现了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城市；四是社会存在着具有强制性的公共权力即王权，以及由其建立和掌控的区域性政体。这是基于中国历史考古资料总结出来的文明标准，也是对长期缺少中国历史内容的人类早期文明理论的重要补充。这几条标准没有强调国外主要是在西亚、埃及文明资料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冶金术和文字这两项内容，表明中国史前文明既有人类历史发展普遍性的一面，也有自身特殊性的一面。总体而言，经过近40年的探索，学术界在揭示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总体进程、阶段性发展、各阶段的主要内容、最早的国家特征等问题上取得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但也要看到，这些成果中，描述性内容多于理论的总结和升华，要形成比较完整的中国古代文明理论，还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

与此同时，学术界也愈发意识到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问题的复杂性。其不仅是一个长达近2000年的历史过程，还是一个分布在广袤大地上的诸多地方文明构成的巨大丛体，体量为同时期世界古代文明之最，学术界早就形象地称之为史前文化的“多元一体”。同时，这个丛体内部的各地方社会也分别有自己的文明化演进方式和特点。近年来，分别就这些地方文明的演进过程、原因机制、方式道路等开展研究，正成为学术热点。这有利于进一步了解它们怎样在彼此取长补短、交流互鉴、融会贯通中逐步扩大发展一体化趋势，凝聚形成中华文明的特色特点，最终形成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结果。

（摘编自赵辉《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总体进程》）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红楼梦》是小说，是文学艺术，表达思想的方式是塑造典型形象，使用的语言是生活语言。作者只用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人物形象，并且语言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第二十四回自“贾芸出了荣国府回来”至“一面趔趄着脚儿去了”，一千八百多字，却写了四个人：贾芸的舅舅卜世人、贾芸的舅妈、醉金刚倪二和贾芸。前面三人虽然都只是寥寥数笔，但俱各传神，卜世人夫妇的鄙吝和倪二的仗义，皆历历如绘。人物的语言也符合各自的身份和性格。“一碗茶也争，我难道手里有蜜！”这是初恋中的智能的语言，反映她心里的甜意。“你忙什么！金簪子掉在井里头，有你的只是有你的。”这是金钏的语言，反映她因受宝玉的赏爱而心悦意肯、别无他虑的心态。“‘呦呦鹿鸣，荷叶浮萍’，小的不敢撒谎”。这是李贵的语言，反映他护送宝玉读书，但不识字，也不理会读书，只是从旁听闻的状况。《红楼梦》里最能言善语的要数黛玉、王熙凤、红玉、麝月几人。林黛玉慧心巧舌、聪明伶俐；王熙凤先意承志、博取欢心；红玉伶牙俐齿，如簧百啭；麝月在教训老婆子时词锋逼人，势猛气锐。作者对这四个人的语言是精心设计的，是特写。

《红楼梦》在古典长篇小说中确已成为“绝唱”，这是无庸争议的，但它还是一首不用韵的诗。这不仅仅是因为《红楼梦》里有许多诗，而且它从开头至八十回的叙述，也都有诗的素质，它的叙述与诗是交融的，是一体。诗是什么？是抒情，抒喜怒哀乐各种各样的情而不是干巴巴的纪事，《红楼梦》确有这种抒情性的特点。

（摘编自冯其庸《<红楼梦>的语言魅力》）

材料二：

《红楼梦》主题历来众说纷纭，正如鲁迅所言，经学家见《易》，道学家见淫，才子见缠绵，革命家见排满……持自传说、索引说、阶级斗争说者亦众，此现象实属正常。有些文学作品就像饺子，就为了中间那口馅儿，有些文学作品就像点缀在西瓜里的那些子儿，人间百态尽在其中。其实开篇作者就借空空道人说出，即“大旨谈情”。《红楼梦》可称为“言情小说”，但与现代意义的“言情小说”不同。我们可以从“情”字来赏析《红楼梦》的主题思想：

第一层，是将“情”理解为爱情之情，认为《红楼梦》单纯是一部写宝黛爱情的书。若如此看待红楼，可谓未窥门径，枉费曹公十年辛苦。

第二层境界，认为《红楼梦》是为闺阁立传、女儿正名。刘鹗《老残游记》言：雪芹之大痛深悲，乃是为“千红”一哭，为“万艳”同悲。宝玉在女子面前自卑、自轻、自我否定、自我牺牲。与玉钏儿一起，他烫了手，反急问玉钏儿烫着没有。龄官画蔷，天降大雨，他只顾提醒龄官“快避雨去罢”，却不在意自己也在雨中。受父笞打，黛玉来探，却只嚷不疼，希望黛玉不要伤心……

第三层境界借写宝玉对女子的珍重体贴，探究人与人应该如何相处。体贴，以己之心体人之心，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也是“仁”的内核。当时“仁”道日渐僵化，而作为躯壳的“礼”反据要津，《红楼梦》中亦有暗讽，贾敬死后，贾珍、贾蓉“直哭到天亮喉咙都哑了方住”，回府后便寻欢作乐。而宝玉形象是对“仁”“礼”平衡的一次拨乱反正。有人说《红楼梦》的内核是对封建道德的反抗，宝玉就是代表，实则大谬，宝玉蔑视的是虚伪，是虚礼，而非道德，他领会到了仁道精髓，即体贴，是真道德的践行者。

第四层境界，《红楼梦》不仅是仁爱之书，更是充满无限情怀的天真之书、博爱之书。“仁”道建立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上，推己及人，即可得仁。宝玉对一切美好、纯净的事物都充满关爱，第三十五回说宝玉“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宝玉之“多情而善感”毫无矫揉，发乎真心，他有仁心，坚持、热爱、有信仰；他有诗心，天真、浪漫、充满想象。二者结合，便是宝玉这个“混世魔王”的真实面貌，而这或许也是《红楼梦》一书“大旨谈情”之“情”的真实面貌。

（摘编自王学良《如何赏析作为“言情小说”的<红楼梦>》）

材料三：

中国古代传统小说是以情节为中心的，与情节有关的事件、人物、对话才是正文，而与情节无关的景物则是可有可无的闲文。然传统小说也写景，但那景语多是体现类型而不是呈现现个性的，常常是“有诗为证”地铺张一番，而这一番景语可以置换到任何一部小说中。写景的成语化表现了对情节迫切而焦急的渴求心态，表现了对情节的重视之下对情绪的忽略。《红楼梦》也很少写景，在许多现代作家肯定会细细地描绘一番的地方曹雪芹都浑然不觉地放过了，小说中虽然也有写景的地方，但都是笼统的成语：“当时街坊上家家箫管，户户弦歌，当头一轮明月，飞彩凝辉。（第一回）”到了太虚幻境这样的仙境，本该有所渲染，但曹雪芹也同样用成语交待过去了：“但见朱栏白石，绿树清溪，真是人迹希逢，飞尘不到。（第五回）”可见这位伟大的作家对于写景是多么的不习惯。

《红楼梦》景语的成语化提醒我们，其实曹雪芹也还是个情节中心论者，尚没有把中国小说从情节结构过渡到情绪结构。

（摘编自李书磊《<红楼>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