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文学是两个不同领域。《史记》作为史学经典，能“跨界”文学领域，既有内在原因，也有外部因素。

《史记》虽被替为“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著作，但其审美观有“爱奇”倾向。刘勰《文心雕龙史传》说《史记》“爱奇之甚”。认为司马迁爱奇，不只是记载神话传说，更是司马迁选择大量奇特之人和奇特事件。鲁迅《汉文学史纲委》说，《史记》创作目的是要“传奇人于千秋”。“奇人”，即司马迁所说的“倜傥非常之人”。这些人，或在历史上有非凡之举，或在逆境中奋发有为，或有理想作为却落得悲剧结局，或出身卑贱又有出众之处。正是他们的出现，使《史记》成为一部具有强大力量的作品。为突出表现这些奇特人物，司马迁尤其注重特异性的故事情节和场面，如《田单列传》的火牛阵，《淮阴候列传》的背水一战，《越王勾践世家》的卧薪尝胆等。“爱奇”审美观不只是史学家搜求历史资料，更是文学家通过资料发现美之对象，能体现生命力的人和事，且不受他人约束，这就使《史记》不同于一般的历史著作，所写的奇特之人都有热乎的生命，具有文学传奇色彩、故事特征和审美享受。后世文学家把《史记》作为创作标本进行借鉴，古代大量咏史诗从《史记》中取材，亦见其对后世之影响。

《史记》选择典型事件表现人物个性，如项羽的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描绘典型环境，让人物在矛盾冲突中表现自己：用心理等细节描写充实人物个性：多侧面写人，使人物由平面化转向立体化；运用对比描写，显示人物个性，等等。这些手法的运用，使《史记》插上了文学翅膀，避免了单纯的客观叙述和呆板的生平介绍。尤其是个性化语言，这是历史跨入文学的一道槛，司马迁的努力创造，使《史记》迈过了这道槛。从某种意又上说，典型化、个性化是文学的灵魂和生命，因为这是经过对生活深入挖掘而产生的。《史记》中还有一些想象、心理刻画，也具有文学品质。成功的传记，不仅要展现人的生命过程，更要揭示这个过程的内动力。《史记》在“实录”基础上，根据人物、环境需要，在某些情况下，适当揣度人物内心世界；适当进行艺术夸张和艺木想象。更重要的，司马迁秉笔直书，褒善贬恶，爱憎分明，加之他深刻的人生体验，使《史记》灌注着他强烈的感情色彩，鲁迅称之为“无韵之《离骚》”。这也是《史记》迈入文学殿堂的一个标志，是《史记》区别于其他历史著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后世文学或学习《史记》纪传体的写法，或继承和发展《史记》的内在精神的例子不胜牧举。

文学阐释和评论，是连接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桥梁，引导读者解开作者隐藏在文本中的“密码”。《史记》在汉魏六朝就已被文学家、理论家关注。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以“雄深雅健”“峻洁”等评价《史记》。宋代形成评论《史记》的风气，欧阳修、“三苏”等从古文角度评论《史记》，如苏洵首次发现《史记》叙事写人的“互见法”。文学评点到明清时期达到高潮，广泛涉及《史记》叙事写人的结构、线索、层次、情节、段落、语言、风格等方面。近现代许多学者评论《史记》文学特征。内容愈未愈丰富。1910年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教材，把《史记》写入文学史，影响至今。自此，《史记》名正言顺地进入中国文学的殿堂。

(摘编自张新科《<史记>何以“跨界”文学》)

人们在学习中能否掌握正确的阅读方法以获得理想的效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学习目标不同，采取的阅读模式也不同。大体而言，阅读模式有知识型阅读与研究型阅读两种。研究型阅读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一是疑问式阅读。在知识型阅读阶段，读者往往将自己所阅读的著作视为权威的看法与正确的结论，很少对它们提出疑问，对经典的作品与权威人士的著作就更是如此。但是在研究型阅读中就大不相同，怀疑是读者面对所有著作应该持有的态度。疑问式的阅读对于研究能力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所有的学术研究不外乎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而发现问题又是解决问题的前提，而具有质疑的眼光又是发现问题的前提，可以说提出疑问是所有人在学术上取得进展的基础。提出的疑问如果一时解决不了，最好的做法就是先将它存起来，等遇到坚实的证据时再解决。脑子中有一批问题储存着，这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学术财富。

二是对比式阅读。在知识型阅读阶段，由于要追求知识的准确性与可靠性，读者就必须精心挑选阅读的对象，并将其作为权威的说法加以记忆，从而构成自己稳定的知识谱系。但是这种阅读习惯也容易形成盲从的缺陷。其实我们认识事物，经常都是在对比中进行的，研究型阅读也是如此。例如对比两晋的郭象、支遁和宋代的林希逸对《庄子·逍遥游》中“逍遥”的解释，我们就会发现支遁的解释比较接近庄子的本意，而郭象与林希逸的解释则深受魏晋玄学与宋代理学的影响。一般说来，在阅读这类经典性古籍时，研究者很少只读一种本子，而是选择几种重要的权威注本，同时进行细读以便进行对比，从而发现问题，提出疑问。

三是联想式阅读。在知识型阅读阶段，由于记忆知识的需要，读者常常将知识归纳成要点，然后努力将其纳入自己的头脑中。至于它们之间究竟有何联系与同异，一般是不在自己的考虑范围之内的，研究型阅读则不然。一个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读书时不仅会常常想到自己的专业，更重要的是还会常常想到自己目前所研究的对象与问题。经常进行这种联想式的阅读，就会有效地训练自己眼光的敏锐性与思维的鲜活性，从而提高自身的思辨能力。尽管联想式的阅读不太可能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先天因素，但人们通过有意识的训练，可以大大提高或最大限度地发挥自我的先天能力。

在人的一生中，知识型阅读与研究型阅读相互结合，互为补充，人们需要弄清哪些领域需要研究型阅读，哪些领域又需要知识型阅读，并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摘编自左东岭《从知识型阅读到研究型阅读》，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