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先秦的儒家和道家都长于直觉的辩证思维，后期墨家与名家（主要代表人物为惠施、公孙龙）则特别发展了理性的逻辑思维，提出了一系列富于思辨精神的逻辑命题。但两汉魏晋以来，儒、道、释三家互补成为影响中国文化的主流，而三家都主张直觉地把握宇宙人生。儒家的道德直觉、道家的艺术直觉、佛家的宗教直觉，都把主客体当下冥合的高峰体验推到极致，认为对于宇宙本体，不能依靠语言、概念、逻辑推理的认知方法去认识，只能靠直觉、顿悟加以把握。由此，也就形成了中国文化重直觉思维、轻逻辑思维的特点，一般缺乏严格的推理形式和抽象的理论探索，更欣赏和满足于在模糊笼统的全局性的整体思维和直观把握中，去追求和获得某种真理和领悟。

如钱穆所说：“东方人好向内看，而西方人则好向外看……因此太抽象的偏于逻辑的思想与理论，在中国不甚发展，中国人常爱在活的直接的亲身经验中去领悟。”中国文化重直觉感悟、轻逻辑思维的传统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其长处是对世界、对事物容易进行整体、系统的把握，具有较长远的历史眼光，不狂躁，不玄想，重经验，好历史，民族心态总的讲比较冷静、沉稳，能够比较从容地应付历史的大灾大变，使民族文化不断延续、发展。其短处则在于由于轻逻辑思维，不善于作抽象的思辨，缺乏穷根究底的探索精神和一丝不苟的精确性，不容易形成科学的观念，不容易建立起对世界、对事物的有理有据的科学认知。

（摘编自《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四大特色》）

材料二：

儒家在许多方面都是自命的，“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无需客体认可。所以，儒家从学理依据周礼之外，其余的内容不是客体社会需要，而是自我命名，先规定，后存在的。

儒家的学理错误是自命无证。这会导致错误的学风，只要主观意志，而无需客观实践。重言轻行，君子动口不动手。这种学风也与现代性格格不入。现代性的认知是创造性推动的，现代性的实践是积极协作，恰恰是动手动口的结合。主观的东西必须被客观证实，自命无效，证实才能有效。这样从古典时期的权威独霸脱离群众，演变成大众认证、客体认证、监控认证，说明自命都是无效的。现代性在学理上是客体认证大于主体自命。凸显客观性认证，把认知变成客体化的，这是现代性的特点。

本质而言，主体性必须经过客体认证，才能检测主体性是不是适合现实。儒家的心学实际是自命无证的。这正是佛教指责的，“想入非非”，舍弃客体，无法正心诚意。朱熹格物致知说基本导向客体认证。对知识进行客体认证，会使知识成为真实的知识。传统思想走的是权威主义之路，圣人之言无需客体认证。现代性恰恰与此相反，科学知识就是被客体认证的知识，这种知识是确定性的，才能使人信服。

传统文化历经三个阶段：第一是远古时代，文字初创，人文初建的时期，以原始人文意识、宗教为特点；第二是秦始皇之后的封建社会，文明开启，文字统一，历史演义家天下大一统；第三是元宋明清时期，晚清时期，客观性认识不断增加，自我认识开启，对域外文明的接纳。从古典时期的自命无证，到晚清时期追求知识的客观化标准，接纳了西方的科学技术，现代性更是把客观化的标准作为知识的尺度，思想的依据，认识的来源。所以现代性的自命无证被淡化为客观认证。现代性必须经过客观认证才能反思知识作为自身的合理性，从实践认识知识的可行性。最终以事实作为知识的结果，以客观化作为自我意志的标准（可行性）。现代性虽然看似缺少了古人所谓的诚信，但是总体上建立了个人认知的可信度。这种现象也就是所谓的现代年轻人“未老先衰”，他们没有古人少年时期的疏狂，但是整个传统文化因为自命无证而变成整体性的谎言。古人的言辞散漫正是自命无证造成的，因为拥有无须客观化的认知，自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就会造成言辞与现实的背离，而古典时期一直不顾这种背离。这是认识论的历史——不断增强的客观化，不断使思想回到现实，工具理性和客观化的理性不断完善。

（摘编自《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材料三：

道与器的相互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一个“道”字和一个“器”字，对宇宙万物的生发及其关系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宏大非凡的概括力，展现了中华文化卓越的思维魅力。

一方面，道是最高的哲学范畴，是宇宙的总根源，或一切事物运动的总体规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宇宙观。另一方面，与无形的道相对的是有形的器。在道与器的关系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是以道驭器、重道轻器，由此形成传统文化特别注重探究道理、道路、方向、原则等重大问题的特点，但也具有忽视科技等器的因素的一面。究其原因，问题不在于道，而在我们未能摆正道与器的关系，只看到道高于器、统御器的一面，没有充分重视道生于器、寓于器、依赖于器的一面。所以，正确的做法应是以道御器、道器并重。以道御器就是在充满竞争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道文化的优势，驾取器物之用，引导人类役物而非役于物；道器并重就是道与器协力，使传统文化道的优势和现代化器的优势，形成互补互进的良性状态，促进经济建设、生态建设、科技创新等更好更快发展。

（摘编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协力共进》）

材料一：

①文字发生之初是“结绳记事”，需要结绳来记事是为了在空间和时间中人和人的接触发生了阻碍。我们不能当面讲话，才需要找一些东西来代话。在广西的瑶山里，部落有急，就派了人送一枚铜钱到别的部落里去，对方接到了这记号，立刻派人来救。这是“文字”，一种双方约好代表一种意义的记号。如果是面对面可以直接说话时，这种被预先约好的意义所拘束的记号，不但多余，而且有时会词不达意引起误会的。

②文字所能传的情、达的意是不完全的。这不完全是出于“间接接触”的原因。我们所要传达的情意是和当时当地的外局相配合的。你用文字把当时当地的情意记了下来，如果在异时异地的圜局中去看，所会引起的反应很难尽合于当时当地的圜局中可能引起的反应。文字之成为传情达意的工具常有这个无可补救的缺陷。于是在利用文字时，我们要讲究文法，讲究艺术。文法和艺术就在减少文字的“走样”。

③在说话时，我们可以不注意文法。并不是说话时没有文法，而且因为我们有着很多辅助表情来补充传达情意的作用。我们可以用手指指着自己而在话里吃去一个“我”字。在写作时却不能如此。于是我们得尽量地依着文法去写成完整的句子了。不合文法的字词难免引起人家的误会，所以不好。说话时我们如果用了完整的句子，不但显得迂阔，而且可笑。这是从书本上学外国语的人常会感到的痛苦。

④文字是间接的说话，而且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当我们有了电话、广播的时候，书信文告的地位已经大受影响。等到传真的技术发达之后，是否还用得到文字，是很成问题的。

⑤这样说来，在乡土社会里不用文字绝不能说是“愚”的表现了。面对面的往来是直接接触，为什么舍此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取文字呢？

（取材于《乡土中国·文字下乡》）

材料二：

①在一个乡土社会中生活的人所需记忆的范围和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是不同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社会。我已说过，向泥土讨生活的人是不能老是移动的。在一个地方出生的就在这地方生长下去，一直到死。极端的乡土社会是老子所理想的社会，“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不但个人不常抛井离乡，而且每个人住的地方常是他的父母之邦。

②历世不移的结果，人不但在熟人中长大，而且在熟悉的地方上生长大。熟悉的地方可以包括极长时间的人和土的混合。祖先们在这地方混熟了，他们的经验也必然就是子孙们所会得到的经验。时间的悠久是从谱系上说的，从每个人可能得到的经验说，却是同一方式的反复重演。同一戏台上演着同一的戏，这个班子里演员所需要记得的，也只有一套戏文。他们个别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经验无需不断累积，只需老是保存。

③在定型生活中长大的有着深入生理基础的习惯帮着我们“日出而起，日入而息”的工作节奏。记忆都是多余的。“不知老之将至”就是描写“忘时”的生活。秦亡汉兴，没有关系。乡土社会中不怕忘，而且忘得舒服。只有在轶出于生活常轨的事，当我怕忘记时，方在指头上打一个结。

④指头上的结是文字的原始方式，目的就是用外在的象征，利用联想作用，帮助人的记忆。在一个常常变动的环境中，我们感觉到自己记忆力不够时，方需要这些外在的象征。从语言变到文字，也就是从用声音来说词，变到用绳打结、用刀刻图、用笔写字，是出于我们生活从定型到不定型的过程中。在都市中生活，一天到晚接触着陌生面孔的人才需要在袋里藏着本姓名录、通信簿。在乡土社会中黏着相片的身份证，是毫无意义的。在一个村子里可以有一打以上的“王大哥”，绝不会因之错认了人。

⑤在一个每代的生活等于开映同一影片的社会中，历史也是多余的，有的只是“传奇”。一说到来历就得从“开天辟地”说起；不从这开始，下文不是只有“寻常”的当前了么？都市社会里有新闻；在乡土社会，“新闻”是稀奇古怪，荒诞不经的意思。在都市社会里有名人，乡土社会里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不为人先，不为人后，做人就得循规蹈矩。这种社会用不上常态曲线，而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一套。

⑥在这种社会里，语言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了。当一个人碰着生活上的问题时，他必然能在一个比他年长的人那里问得到解决这问题的有效办法，因为大家在同一环境里，走同一道路，他先走，你后走；后走的所踏的是先走的人的脚印，口口相传，不会有遗漏。哪里用得着文字？时间里没有阻隔，拉得十分紧，全部文化可以在亲子之间传授无缺。

（取材于《乡土中国·再论文字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