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话或被用来证明文学文本意指的不确定性和意蕴的丰富性，或被用来印证读者理解文本的差异性，即因为受教育、环境、年龄、性别、阅历等因素的影响，读者们的阅读能力、水平、趣味千差万别，即使面对同一个文本，他们也会产生不同的理解。

如果仅从字面看，“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似乎暗示，一个读者眼中，就只有一个哈姆雷特。然而，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谈到自己阅读《哈姆雷特》的体会时曾说，她少年时就读《哈姆雷特》，后来又多次阅读，却是常读常新，人生的不同阶段对这部经典的理解都有不同，心中的哈姆雷特形象也有变化。关于阅读，中国古人张潮曾有一个绝妙的比喻：“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因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张潮的话与伍尔夫的阅读体验相互印证，阐明了一个道理：人生阅历的不同，会带来不同的阅读体验，对文本形成不同的把握方式，产生不同的理解。

如果说“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话凸显了读者个体之间的差异性，是一种空间向度的阅读差异的话，那么顺着张潮的话，我们则发现了阅读差异存在的另一向度——时间的或者说历时的向度。历时向度的阅读差异为什么会存在？因为人的“理解视野”是生长的。“阅历”其实构成了阐释学所说的理解视野的“先在结构”，自我成长带来阅历的丰富，阅历丰富使这个先在结构更加丰富或者发生变化，先在结构的丰富、变化最终使理解视野扩大、加深或者变化。这样，即使阅读同一文本，不同生长阶段的理解视野也会形成不同的阅读体验，阅读在历时层面的差异性就出现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下的理论语境中，还存在着某些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几乎无视文学文本这一客观基础的阅读与阐释。张江曾经举例说，同样是阅读《哈姆雷特》，有一位女性主义理论家肖瓦尔特，她看到的却只有奥菲利亚，心心念念的只是“解放奥菲利亚，或者让她成为悲剧的中心”（张江《强制阐释论》）。这样一来，这位读者眼中，一个哈姆雷特也没有了。

应该怎样看待这样的阅读和阐释呢？“强制阐释”批判者认为，这样的阅读与阐释理论先行，立场前置，罔顾原文，是一种“不道德的”阐释。其实，如果这种阐释只是普通读者表达自己的一种见解，倒也不失为有趣的洞见。但问题在于，这是一位理论家的理论认识，并不会满足于作为有趣的洞见而存在，而是要凭借自身的“科学性”（哪怕她或他是反科学主义的）去建构或争夺话语权。强制阐释之所以是强制阐释，就在于它明明已经脱离了文学文本这一科学性的客观基础，却非要说自己比别人更有道理，并要求他人接受。因此，它也的确难以洗刷“不道德的”嫌疑。

总之，从文学接受视角看，文本阅读存在三种可能向度：一种是把文学作品当作非文学的“理论”或“文献”，如此一来，一个读者眼中，可能连一个哈姆雷特都没有了；一种是把文学作品当作“超历史”的文本，所有的阅读都力求还原“真相”，于是，在一个读者眼中，有且只有一个哈姆雷特；一种是把文学作品当作“召唤结构”，期待并允许读者不断去补充、扩展、引申，这样，一个读者眼中便有无数个哈姆雷特。看来，要弄清一个读者眼中究竟有多少个哈姆雷特并非易事。不过，也恰是存在一个读者眼中有多少个哈姆雷特这样的追问，文学阅读才显得趣味盎然，文学经典才能够润物无声。

（摘编自何建良《文学阅读的多维向度》

秦朝统一后，疆域北自辽东，南到象郡、数千里滨海。秦朝以后，大部分王朝都保持着漫长的海岸线。如何认识海洋与陆地的关系，对于历代王朝和民众而言自然成为重要问题。

在官方建构的知识体系中，作为“天下”的地理构成，陆地与海洋是关联的整体。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秩序，即“中国四夷”与“九州一四海”的对应。在“天下”秩序的解说下，海洋处于陆地的次属地位。这也体现了立足内陆的王朝是从陆地视角认识海陆关系的。苏轼从惠州贬到海南，被视为加重处罚。苏轼看到琼人姜唐佐好学，便以“沧海何尝断地脉”的诗句称赞之，亦可见他所具有的陆地本位思想。

先秦以来的大部分时期，王朝从海洋活动中获得的主要是盐利，而盐户和盐业的管理不过是农业和农业管理制度的延伸。民众长期被附着于陆地，严禁出海。唐朝虽然被视为十分开放的时代，但唐代不向本国人开放海洋，所以鉴真东渡不得不一再偷渡。唐代从海路来华的外国商人规模不小，统治者可以从他们手中采买海外珍宝。但并没有制度将贸易转化为国家财政收入。在“厚往薄来”的朝贡原则下。单向的海陆交通中王朝国家从海洋所获得的主要是政治意义，而非经济利益。而禁止本国民众出海兼有政治原因和经济原因，甚至后者更为重要。臣民进入海洋，即被视为脱逸出赋役和户籍体制，不再为王朝提供支撑。对提供赋役的人、地实行封闭管理，将海洋拒斥于陆地之外。成为大部分王朝的政策取向。

海洋被拒斥的局面，在宋元时期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宋元时鼓励民众出海贸易，建立了抽解和博买制度，实现了与海商的共利分利。在统治者眼中，海洋与陆地一样可以为国生财，可以成为王朝的统治基础。这是汉唐所未曾有过的观念和认识。在王朝政策中，海洋和陆地成为相互融通的整体。明代隆庆开禁和清朝设立海关，在政策上重新开通了海陆的联系，尽管其开放度不及宋元时期。

民间的海洋经济一直潜滋暗长。一方面，海外来华贸易、通使，联通着陆地与海洋；另一方面，政府禁令并不能杜绝数千里海岸线上的私自出海。中国沿海乃至内陆的丝绸、陶瓷等物品，以及海外物品在海陆间流动。在中国滨海地区人群的认识里，海洋与陆地同样是其生计空间，并无水陆限隔。他们的三种生计方式——渔业、海盐和航行，都存在结构性的短缺，必须依靠海陆融通实现生存。宋代以后，海陆融通更重要的推动因素是近海市场和南海贸易体系的形成。内陆市场、近海市场、海外市场，三个市场逐步融为一体。近海市场联通了内陆市场和海外市场。不只滨海民众，深处内陆的人们也日益深入地卷入海陆融通的潮流。在海陆关系上，官民差异逐渐消失，认识和利益最终走向统一。

（摘编自黄纯艳《互斥与融通：传统中国海陆关系认识演变》

“风流——上海抽象艺术大展”，汇集了上海老中青三代热衷抽象艺术实验的代表性画家，酝酿时间之久、参展画家之多、绘画形式之丰富与学术气氛之浓郁，都前所未有，引发了媒体与社会各界的关注。但同样，也未见专业的艺术评论相应地跟进。

面对类似新起的艺术样态和各种门类艺术的跨界实验，文艺评论不能视若不见，一味拒斥。相反，应克服滞后的惰性，主动进行回应，基于一种深入而充分的理解，给出精准而深刻的说明。为此，批评家需要提醒自己，尽可能地将评论建立在价值理论与交往理论相统一的基础上，并尽可能具备如瑞恰兹所提倡的基于“高度发达的事实感”的敏感。即在诠释创作现象和作品意义时，能始终基于当下的事实，使批评始终保持活跃的“现场感”和“既视感”，而不仅仅做托多洛夫所说的“教条论”或“印象主义”的空谈家。

一个好的文艺评论者，既不能一味放大评论者个人的趣味，也不能只让人听一种声音。他理应养炼自己的人生洞察力，并懂得珍视自己的“艺术初感”，以便能让自己真正深入作品的内里，由对艺术家“精神前史”的追索，而对作品产生真正的“了解之情”。但从客观现实所见，差距显然存在。有的评论家虽然写了不少东西，但很难摆脱惯常的陈词与套路。一旦隐去姓名，根本看不出是他在写;待隐去所评论的对象，又几乎看不出他在写谁。 经常什么都谈到了，就是没谈到作品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下批判的失落，固然有大环境的原因，但评论家自身的原因也不能回避。

现在有些评论似乎不大在意回应大众，只知搬来主义，横向移植，玩术语、说黑话。其实好的评论固然基于学理，但不会一味贩卖与搬弄学理，更不会“以艰深文浅陋”，崖岸自高，拒人于千里之外。譬如歌德说及自己初读莎士比亚的感受，他的表述就洋溢着诗人的激情。他称自己才读了第一页，就知道了此生之所属。他以天才般的艺术感悟能力，状说自己如何觉得有一只神奇的手赋予他以视力，而那尚未习惯的光明又如何一下子刺痛了他的眼睛，让他感到自己的生活被无限地扩大了。

而高居于基础性、符号性呈现之上的作品的深层意旨，就更需要评论家作深入浅出的开显了。中国人的艺术创造与欣赏，特别讲究意会，不重言传;特别依赖神通，不求语达。 有的艺术家甚至有意营造这种亦此亦彼、或此或彼的复合语境，以回应情感表达过程中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言外之意”和“文外曲致”，从而使作品的意义表达有多面的延展性。而所谓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更被视为各门类艺术创作追求的最高境界。我们的艺术批评，若不能对这种复杂含蓄的语境进行有效阐释，而是一味笑大众外行，就不仅是一种不当的傲慢，还是对自己所应承担的职责的弃守。

事实也不断证明，评论家“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常能见人所未见， 言人所未言，且一语中的、入木三分。当然，基于各种因素的干扰，有时一些批评并不中肯，甚至多有误判，以致发生了前述既不能使作家、艺术家信服，也没能让公众满意和有所得的情况。为此，我们要特别提出，评论家须知所敬畏，更要常怀诚意;既常怀戒惕之心，又秉道直言。这就是我们所讲的评论敬畏。我们并不要求批评家与现实世界脱开一切关系，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想一概拒斥资本和商业对批评的介入也不现实，但评论家应平衡好其间的关系。总之，文艺评论自然更须遵循这一原则，既对所从事的工作心存敬畏，然后用至善之真诚，开诚布公，推己及人。

(摘自《文艺新样态涌现，评论家的“摆渡”不可或缺》， 《人民日报》2019年11月 22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