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今天，人们对疫病的认识更为明晰，但几千年积攒下来的中医经验仍是抗疫“利器”。中医专家认为，新冠肺炎病性上属于阴病，是以伤阳为主线。中医治疗针对寒和湿，注重调节机体平衡，提高自身免疫力，对抗“疫”之气。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中，针对临床治疗期确诊患者推出了中医治疗通用方“清肺排毒汤”。“清肺排毒汤”用于改善患者发热、乏力、咳嗽、咳痰、气短等症状，使其“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从而阻断病情进展，大大降低了重症转化率、病亡率。对于重症患者，西医呼吸支持、循环支持等技术对抢救生命来说必不可少，中西医深度结合，携手开展临床治疗，大批患者因此受益，推动患者救治形势积极向好。医学用各种有效的手段去照料和护理身体不适的人，让他们身心各方面与环境、社会相适应。中医、西医采用的手段不同，但都是在“照顾”患者，目的一致。在我国，将中医与现代西医结合，对症选用，优势互补，往往能产生“1＋1＞2”的效果。由于我国医疗资源相较人口数量始终比较紧张，中西医结合将有利于缓解资源紧张局面，用较低的成本实现高效的“照顾”。中西医结合是我国在医学上的重大优势，也是宝贵财富，不应有孰高孰低、孰优孰劣之。

（摘编自李红梅《用好中医瑰宝》，《人民日报》2020年3月4日）

材料二：

中医在治病和防病二者之间，重视以防病为主。中医说：“养之不素则病生。”这个“素”，是人生命的根本，也就是人生命的平衡态。中医是奉行中道的医学，和谐是它防病治病所奉行的至高原则。

中医预防医学首先强调人体在能量摄入上的平衡。没有能量，人的生命将无法维持。但中医并不鼓励过分地摄取能量，中医提出“饮食有节”的思想，强调适度地获取能量，因为能量的过剩，不仅不能给身体带来好处，身体内还需要分解出另外一种力量来消化这些能量，过分的能量摄取成了身体的负担。中医还强调能量消耗的适度。中医提出“不妄作劳”的观点——不要过分劳累。中医重视“固本培元”，注意身体内部根基的培植。人生病往往与对自身能量无节制的消耗有关，入不敷出，最终破坏了身体的内在平衡，形成疾病。

中医认为，防病的关键还在于人与自然的平衡。人生活在自然界之中，人的生命来自自然界，自然界的变化对人的身体会产生影响。中医主张人要注意契合自然的节奏，实现人与外在世界的和谐。如春天气温上升，人的身体也渐渐形成外张的态势，气血由内部浮向体表，皮肤松弛，汗腺舒张，容易产生湿症，必须防湿；夏天天气燥热，此时人容易急躁不安，要有所抑制；秋天是收缩的季节，人的气血由外部而潜向内里，皮肤紧缩，汗腺收紧，这时要注意水的补充，食物要清淡；冬季多有寒症，如伤寒、关节疼痛，由于室外活动少，长期封闭，容易消沉，必须注意调节。

中医预防医学最重要的方面，还在于保持精神的平衡。病从心起，养生重在养心。人不是机器，也不是一般的动物、人是具有复杂情感和精神的动物，人的精神性因素是内在平衡的根本。精神平衡被打破，容易引起疾病。如人遭受精神刺激，疾病往往也会跟着到来，人心胸狭窄，患得患失，性情暴烈，盲目攀比，心情长期处于不平衡之中，或者是消极郁闷，或者是孤独无依，或者是偏执独断，等等，都是不良的心理状态，都容易带来疾病。中国人有“仁者寿”的说法，长寿的人，往往是待人和善、精神平衡的人，也就是心理比较健康的人。

（摘编自叶朗、朱良志《寻求整体平衡的中医》，《中国文化读本》普及本）

材料三：

中华医道以天人合一思想为核心，形成了天人感应、顺应自然、整体关联、阴阳平衡、调和致中、五行生克的阴阳五行学说和脏肺经络学说相结合的整体医道观，构建起一整套“治未病”的养生之道和望、闻、问、切诊断，针灸、按摩推拿、经方等“治已病”的理论和方法。

在这种整体论的指导下，中国医学形成了“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的疾病生成观；形成了“医之上者，理于未然，患居虑后，防处事先”“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冬不养藏，春必病温”“介疾有喜”的疫病防治观；形成了防微杜渐，治病求本，适时为度，辨证施治、扶正祛邪的医疗观：形成了“病从心起”，故“治心”“修养”的修心养性观和“饮食法地道，居处法天道”“制喜制怒”的养生观；形成了驱邪避毒、斋戒沐浴、打扫庭院、禅尘扫房，强身健体的卫生健康观；形成了“悬壶济世”“大医精诚，仁心仁术”“医者仁心，医德为先”“妙手回春，杏林春暖”的医德观。

“上医治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观和医道观结合起来，发展创新，使其成为现代疫病防控观的重要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并为打赢疫情防控战贡献智慧和力量。

（摘编自李伟《天道、人道、医道疫情防控》，《光明日报》2020年3月16日）

【推荐2】阅读下面一段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这些年所讲述的中国故事中，普遍存在着两个误区。一是在讲故事的艺术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一味求新，普遍学西方，但如何对待中国自身的叙事资源，如何在故事中建构起中国风格、中国语体的文化自觉还不明显，二是中国小说迷恋凡俗人生、小事已经多年了，这种写作潮流，最初起源于对一种宏大叙事的反抗，然而，反抗的同时，伴随而生的也是一种精神的溃败——小说被日益简化为欲望的旗帜，缩小为一己之私，它的直接代价是把人格的光辉抹平，人生开始匍匐在地面上，并逐渐失去了站立起来的精神脊梁。

如何才能更好地完成中国故事的精神呢？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公正地对待历史和生活。只看到生活的阴暗面，只挖掘人的欲望和隐私，而不能以公正的眼光对待人、对待历史，并试图在理解中出示自己的同情心，这样的写作很难在精神上说服读者。因为没有整体的历史感，不能以宽广的眼界看世界，作家的精神就很容易陷于偏狭、执拗，难有温润之意。这令我想起钱穆在《国史大纲》一书的开头所说的，他劝告我们要对本国的历史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将我们自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钱穆所提倡的对历史要持一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既是他的自况之语，也是他研究历史的一片苦心。文学写作何尝不是如此？作家对生活既要描绘、批判，也要怀有温情和敬意，这样才能获得公正地理解人和世界的立场。可是，“偏激的虚无主义”在作家那里一直大有市场，所以，很多作家把现代生活普遍简化为欲望的场景，或者在写作中单一地描写精神的屈服感，无法写出一种让人性得以站立起来的姿势，写作的路子越走越窄，灵魂的面貌也越来越阴沉，慢慢地，文学就失去了影响人心的正面力量。

精神视野的残缺，很容易使作家沉陷于一己之私，而无法在作品中展示更广阔的人生、更高远的想象。而好的小说，不仅要写人世，还要写人世里有天道，有高远的心灵，有渴望实现的希望和梦想。有了这些，人世才堪称可珍重的人世。中国不少当代小说惯于写黑暗的心，写欲望的景观，写速朽的物质快乐，唯独写不出那种值得珍重的人世——为何写不出“可珍重的人世"？因为在作家们的视野里，早已没有多少值得珍重的事物了。他们可以把恶写得尖锐，把黑暗写得惊心动跳，把欲望写得炽热而狂放，但我们何曾见到几个作家能写出一颗善的、温暖的，充满力量的心灵？那些读起来令人心惊肉跳的欲望故事中，有几个写到了灵魂深处不可和解的冲突？为现代人的灵魂破败所震动，被寻找灵魂的出路问题折磨的作家，那就更少了。

很多小说都成了无关痛痒的窃窃私语，或者成了一种供人娱乐的肤浅读物，它不仅不探究存在的可能性，甚至拒绝说出任何一种有痛感的经验。作家们只要一开始讲故事，马上就被欲望叙事扼制，根本无法挣脱出来去关心欲望背后的心灵跋涉，或者探索人类灵魂中那些困境。

欲望叙事的特征是，一切的问题最后都可以获得解决的方案，也就是获得俗世意义上的和解；唯独灵魂叙事，它是没有答案的，或者说它在俗世层面是没有答案的——文学就是探究那些过去未能解答、今日不能解答、以后或许也永远不能解答的疑难，因为这些是灵魂的荒原，是每一个人的生存都无法回避的根本提问。只有勇敢面对这样的根本提问，人才有可能成为内在的人，文学才能称之为寻找灵魂的文学，木心说：“五四以来，许多文学作品之所以不成熟，原因是作者的‘人’没有成熟。”确实，作家如果没有完成精神成人，文学所刻画出来的灵魂就肯定是单薄的。

当下时代，写作门槛已越来越低，各种方式流行的中国故事实在太多了，有些是满足于读者一种阅读的趣味，有些是消费性写作潮流的产物，但最值得倡扬的，还是完成了一种精神的那些中国故事。毕竟，一味地展示欲望细节、书写身体经验、玩味一种窃窃私语的人生，早已不再是写作勇气的象征；相反，那些能在废墟中将溃败的人性重新建立起来的写作，才是有灵魂的、值得敬重的写作。我相信后者才是中国文学精神流转的大势。要讲好中国故事，必须看到这一精神大势的变化，也唯有如此，在中国故事中所创适的中国形象，才是健全的、成熟的、真正有中国气派的。

（摘编自谢有顾《如何完成中国故事的精神》）

中国人通过书写汉字来表现丰富的内心情感和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最终形成了千古传承、精妙绝伦的书法艺术。中国书法，是文化自信中具有典型特征的重要内容。

中国书法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脉络中，具有丰厚的文化积淀。中国书法的传承和发展附着在中国文化的精髓和血脉中，每一种字体的演变发展都与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紧密相连，烙上了深刻的历史文化印记。如甲骨文与殷商社会崇拜鬼神的文化信仰有关，金文与西周礼乐文化相联，隶书的成熟与汉代社会的繁荣发展相关等。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书法艺术经典都建立在深刻理解前代和当时的文化精神的基础之上，如“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就是王羲之取法前代名家张芝、钟繇，并深刻把握其所处时代的文化精神，融汇儒、道两家思想，推陈出新而创造出的中国书法经典。历代书法家对于文化精神的吸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传统儒、释、道等各家思想的吸收和借鉴，儒家的中和、道家的空灵、佛家的圆融等，都被书法家融化到笔墨和线条中，形成中国书法独有的精神气韵。二是历代书法家在书写诗词歌赋和尺牍信札时，渗透了对书写内容和文学情感的理解与把握。

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彰显着民族品格和民族精神。在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它始终标示着中国文化的典型特征，保持着独立的民族特色，熊秉明称其为“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书法因为是书写的艺术化实践，所以最能表现人的心灵和思想，是心迹的流淌，正如林语堂所言：“在书法上，也许只有在书法上，我们才能够看到中国人艺术心灵的极致。”我们从王羲之的《兰亭序》中能够感受到魏晋名士雅集的逍遥和追求自然的风度，从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中能够感受到忠臣烈士的铁骨铮铮和面对国耻家仇的义愤填膺。中国历代书法经典无不隐含着中国文人丰富的内心情感，这些情感因为共通的、高尚的思想指向而成为中华民族最具特色的民族品格。也正是因为这种民族品格的存在，中国书法才在几千年的历史上很少受到外域文化的干扰，始终保持长盛不衰的发展势头。中国书法少有舶来品的气味，也基本上没有发生精神内核的变异，从这个意义上看，书法能够最大限度地表现我们的民族精神，反映中国文化的灵魂，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

中国书法在对外传播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已经被世界许多国家理解并接受。书法具有广泛亲和力和感召力，易于被喜爱我国传统文化的沿线国家理解和接受，早在唐代，中国书法就已经受到高丽、日本等国人民的喜爱，如《欧阳询传》载：“尺牍所传，人以为法。高丽尝遣使求之。”《柳公权传》亦载：“外夷入贡，皆别署货贝曰‘此购柳书’。”各国遣唐使在学习中国文化时格外关注中国书法，中国书法很早就对朝鲜、日本产生影响，甚至影响到他们的文字。近年来，中国积极推进“一带-路”建设，当代书法要想继续助力文化自信与文化强国，还需将创作的视域置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中，创作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正如习总书记所说：“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让我国文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

（摘编自吕文明《书法文化传承与中国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