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红楼梦》中，那可说而未经人说的就是那悲剧之演成。悲剧为什么演成？辛酸泪的解说在哪里？曰：一在人生见地之冲突，一在兴亡盛衰之无常。我们先说第一个。“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余者皆无大异。”仁者秉天地之正气，恶者秉天地之邪气，至于那第三种却是正邪夹攻中的结晶品。《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便是这第三种人的基型。普通分三种人为善恶与灰色。悲剧之演成常以这三种人的互相攻伐而致成，惟《红楼梦》之悲剧，不是如此。《红楼梦》里边，没有大凶大恶的角色，也没有投机骑墙的灰色人。悲剧之演成，既然不是善恶之攻伐，然则是由于什么？曰：这是性格之不同，思想之不同，人生见地之不同。在为人上说，都是好人，都是可爱，都有可原谅可同情之处，惟所爱各有不同，而各人性格与思想又各互不了解，各人站在个人的立场上说话，不能反躬，不能设身处地，遂至情有未通，而欲亦未遂。悲剧就在这未通未遂上各人饮泣以终。这是最悲惨的结局。在当事人，固然不能无所恨，然在旁观者看来，他们又何所恨？希腊悲剧正与此同。国王因国法而处之于死地，公主因其为情人而犯罪而自杀，其妹因其为兄长而犯罪而自杀。发于情，尽于义，求仁而得仁，将何所怨？是谓真正之悲剧。善恶对抗的悲剧是直线的，显然的；这种冲突矛盾所造成的悲剧是曲线的，令人失望的。《红楼梦》写悲剧已奇了，复写成思想冲突的真正悲剧更奇，《红楼梦》感人之深即在这一点。

（摘编自牟宗三《<红楼梦>悲剧之演成》）

材料二：

鲁迅先生曾经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有意义的人生一定建立在对某些价值的相信之上，正因为如此，价值的毁灭才构成真正的悲剧。以曹雪芹笔下的金陵十二钗为例，她们认同不同的价值，选择不同的生活，但所有的这些价值最后都无一例外地落空。《红楼梦》描述的毁灭，针对的不是某一种价值或人生，而是几乎所有的价值和人生；不是某一个人的毁灭，而是大观园的灰飞烟灭。《红楼梦》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悲剧作品，原因正在于这种彻底的毁灭。

构成悲剧的诸要素中，不幸和死亡一定是不可或缺的。在欧洲，最早的古希腊悲剧表现了命运的不可抗拒，基于神的意志和人的性格，无奈或者悲惨的结局都无法避免。同时，其中蕴含的人对于自由、正义和伦理的追求，与命运的冲突和抗争，让悲剧充满了崇高的意味。而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人世间内在于人性和社会的矛盾，无一例外把罗密欧和朱丽叶、奥赛罗、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等主人公带入死亡。比较起来，《红楼梦》似乎更接近于莎士比亚作品。虽然有一个神话的背景，但整部小说描述的不过是处在欲望、情感、秩序、伦理、宗教之间的心灵冲突和生命挣扎，不幸和死亡贯穿其中。十二钗中，元春、迎春、秦可卿、王熙凤、林黛玉的生命各个不同，却都无法躲过香消玉殒的结局。而在十二钗之外，作者不断地安排着冯渊、贾瑞、林如海、宝珠、秦钟、秦业、金钏儿、尤三姐、尤二姐、晴雯等的死亡，让那些刻意营造的成功或者欢乐显得非常苍白和脆弱。每个人的悲剧被安放得自然而然又合情合理，更突出了生命和世界之间无法克服的矛盾。

（摘编自王博《<红楼梦>的悲剧让美好的东西获得根基》）

材料三：

我认为《红楼梦》是康、雍、乾三朝的社会生活、社会矛盾、历史趋向的一个艺术的总概括和总反映。《红楼梦》里写了两种毁灭，一种是新生事物的毁灭，这就是贾宝玉、林黛玉爱情的毁灭；另一种是古老的荣国府、宁国府的毁灭。前者的毁灭是新的生命由于它还未成熟，经不起狂风恶浪的摧折而毁灭，但它健壮的根系和茁壮的幼芽仍在适宜的土壤里保存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有适当的气候，它会继续生长，最终长成大树；而后一种毁灭，是腐朽加腐烂，是生命的尽头，最终是化为粪壤，永远成为过去、不可能再生。

所以这两种毁灭，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意义。前者反映的是历史前进的客观趋势，后者反映的是由荣、宁二府象征的那种腐朽势力的必然死亡。

曹雪芹的笔是非常狡狯的，他一再声称此书“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实非别书之可比”。表面上说得非常好听，都是对封建皇帝和朝廷的歌功颂德，但一开头他就写了一桩贪赃枉法的人命案，同时带出了炙手可热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由此开头，也就开始了他对封建社会的大揭露，大批判。贪赃枉法的贪官贾雨村，是全靠贾府一手提拔起来的，他枉断了薛蟠所犯的人命案以后，还直接向贾府和王子腾报告，这说明一切横行不法的事，都与“四大家族”有关。通过对这个具体的“贾”府的描写，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具体情况，而且“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这就是封建社会政治势力的一张关系网。所以“葫芦僧乱判”一案，实际上是对封建社会、封建官场的一个总揭露和总批判。

当然《红楼梦》最最动人之处，是贾宝玉、林黛玉的生死不渝的爱情和他们的爱情悲剧，《红楼梦》是以宝、黛的爱情悲剧来贯通全局的。这个爱情悲剧的内涵是誓死捍卫爱情和婚姻的自主、自择权，主张爱情和婚姻的自由。

（摘编自冯其庸《读<红楼梦>》）

能将文化观念加以固化表达和传播的，主要是文明的经典。直接创造文化观念的是劳动。劳动是动态的过程，并不能固定下来，也难以持久流传。文字诞生之前的文明进步缓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先进的、独特的观念难以保存，从而无法长时间、远距离地传播，进而造成文明难以累积式地发展。道金斯就指出，通常的文化模因，像流行歌曲，“只能在短期内迅猛地扩散，但不能持久”，而那些“可以流传几千年历久不衰”的文化模因，“通常是由于见诸文字记载的东西拥有巨大的潜在永久性”。这就表明，文字出现之后，经验被记载下来了。事实上，这些被记载下来的经验，不断被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人验证，达不到预期效果的经验记载被淘汰和遗忘，取得好效果的经验记载被保留下来，并不断得到补充完善。在这一过程中，其中一些记载成为经典。有学者认为，所谓文明，无非是“平行于生物基因，可以代代相传的一个信息系统”。这样的信息系统包括口耳相传的经验，从经验提炼而来的格言和谚语，以及从这些东西中升华而来的经典。例如，远古时期，还在森林里生活的人类先祖不得不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有意无意进入毒蛇的领地。对毒蛇的提防和恐惧经过口耳相传，最后进入经典之中，蛇由此成为一个非常负面的形象。经典教化和生理反应一起，持续地强化着这一形象。卡尔维诺由此指出：“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带着先前解释的气息走向我们，背后拖着它们经过文化或多种文化（或只是多种语言和风俗）时留下的足迹。”尤其需要强调的是，经典跟普通的经验以及从经验中升华而来的格言、谚语不同，后者“最多被视为一些世俗智慧，对人亦缺少说服力和约束力”，而经典则是具有“规范性的论说”，具有“表述上的普遍性”和力量上的“权威性”，是“文化的基本内核”。我们的底层文化观念，就表达在我们文化的经典当中。

在今天，我们不可能像自然物一样直接地跟世界打交道，我们的任何观察、任何活动，都渗透着来自我们经典的文化观念。哪怕是站在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的高处远眺，山川、河流、植被……我们所见到的东西，都有自己的名字，它们不再是纯粹的自然物。任何一个名字，都是一个分类，或者是某个分类中的一个元素，它们所在的分类是基于与人类生活的相关性而建立起来的。马克思断言：“自然界不过是观念的异在的形式。”毫不夸张地说，通过塑造我们的底层文化观念，经典间接决定了我们的行动，从而决定着我们的生活面貌。著名文化学者孙隆基就主张，人的活动，虽然首先受到人的生物本能的影响，但主要由来自体外的“良知系统”“支配”，而这个良知系统，则随着文化而变化。传统中国人的良知系统，主要由儒家和道家的经典塑造。儒家文化经典的深远影响，让我们将家庭置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基督教及其经典的影响，造成了西方人“超家族的集团组织”，“总是过着集团而斗争的生活”。正如《大观念》一书的出版者指出的，“蚂蚁不必有观念而活，因为它生命的全过程是确定不变的。但人类有选择的自由、且总有按照观念进行选择的自由”。因此，我们必须追问这些观念，否则“我们就生如蚂蚁而不是人类”。

（摘编自苏德超《为什么要阅读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