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深厚、内容丰富，但在进行短视频创作和传播时，往往因为晦涩难懂、缺乏新颖角度而曲高和寡。如何让传统文化短视频传播跨越历史的时空阻隔，引发普遍共鸣？这是诸多短视频创作者面对的共同难题。

有些传统文化短视频作品，注重“以古观今”，致力于把中华文化长河的人和物带入当下生活，构建跨越历史、古今互通的共情空间。这些短视频往往从当下人们普遍困惑、广泛关注的问题中寻找选题，如“情绪来了怎么办”“当你无可奈何时怎么办”“我们为什么会感到不幸福”等。再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切合的人、事、物，例如苏东坡的故事、李白的诗歌、庄子的言行等来探讨这些问题。于是，这些短视频就能切中当下人们的普遍困惑和人生的根本问题，使其创作直击现代人的灵魂，具备最大公约数，广泛吸引受众。当历史和现实进行对接，古人和今人展开对话，传统文化中的器物、故事、人物变得鲜活，并借助根植于受众心中的文化记忆产生了深刻的情感共鸣。

优秀传统文化饱含着与当代人共通的精神内核，要注重情感的共通性和凝聚性。而传统文化中的不少故事、诗文、理念等，更是通过学校教育、家庭传承、媒体传播等深刻地烙印在大众的记忆中，成为人们知识体系和集体记忆的重要部分。短视频创作可借助优秀传统文化在大众心中具有的超越性的情感动力和扎实深刻的认知基础，善于挖掘其中所蕴含的认知认同、情感情绪、集体记忆等，与当下大众的生存状态、生活境遇和思想观念等建立连接。

短视频创作者可以通过精心选择传统文化中的特定元素，来激活大众的文化情感，从“以古观今”的共情视角，使受众对历史传统的抽象记忆与固有认知，转变为具体的情感体验和认同动力，产生情感共振，从而建构起今古互通、悠远深长的共情空间。

（摘编自张志坚《以短视频构建诗意的共情空间》）

材料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搭乘短视频的“东风”，加速“破圈”，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使得大众通过掌上小屏就可感受到传统文化之魅力。戏腔成为短视频平台的热门音乐元素、名师讲解古诗词受到用户热捧、非遗传承人进驻短视频平台……以往“曲高和寡”的传统文化，何以能通过短视频实现“以文化人”，获得众多人的青睐？

有人说，短视频催生了一个“读秒时代”，越来越少用户有耐心等待视频播放结束，90%的用户停留在一个短视频上的时间约为6秒。这意味着用户观看短视频的主要目的并非获取信息，而是观看体验。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当下，人们的文化需求逐渐转变为更具参与性与互动性的文化体验，传统文化类短视频也正凭借着传播技术打造出雅俗共赏的体验空间，不断吸引用户注意力，在多感官的交互中丰富用户的精神文化生活。

以往，传统媒体在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时往往事先设定一个明确的受众圈子，按照他们的认知和趣味来“派单”。这样的分众传播难以实现更为广泛的传播影响力。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瑰宝，其得以传承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拥有一定规模的受众群体，关键在于持续收获新的认同群体。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12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为10.12亿，较2021年12月增长7770万，占网民整体的94.8%。面对如此丰富的受众“宝矿”，传统文化类短视频正从“分众”走向“大众”，频频与年轻群体实现“双向奔赴”。

短视频的普及，改变了传统文化的审美主体，呈现出大众性的特点。传统文化类短视频的创作者围绕这一特点，打造出具有文化记忆的作品内容，将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以耳熟能详的故事融入大众化的体验之中，确保创作者对传统文化的编码与用户对其的转码相一致，在最广大的范围内引起用户的共鸣。

在时间层面上，传统文化类短视频把过去与现在相连，将过往的经验与记忆以短视频的形式记录下来，在当下不断触动用户的情绪，引起用户的回忆，并引导用户重新关注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被逐渐淡忘的传统文化。如过年系列短视频《挂灯笼、贴对联、备好年货过大年啦》，展现的是炸蛋酥花生、缝制新衣、制作糖葫芦和糖画等过年细节，这些是每个人的儿时经历，视频产生了现象级的传播效果，并引起了众多用户对传统文化的热烈讨论。

在社会层面上，传统文化类短视频的叙事与当下传播社会大众共同经历相结合，构造出一个具有共同情感经验的意义空间，并通过角色、情节等来影响用户的情绪，拉近用户与用户、用户与视频之间的心理距离，达到共情效果。某视频账号通过国风变装的形式传播传统文化，其视频内容以“遇到困难—放弃—解决困难—实现变装”的线条来呈现。在《好彩无借力，何以落九天》一集中，主人公因不想当“没人看的里子”而放弃敲鼓，后又为传承舞狮文化而回归敲鼓，最终实现舞狮变装。也正是因为主人公坚持做热爱的事情，使用户回想起自己过往的经历，将“我”投射到短视频的内容之中，从而产生了共情，实现了有效传播和意义传达。

（摘编自刘文辉《优秀传统文化短视频何以“破圈”传播》）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孔子修订《春秋》时运用了一定的笔法，这就是“春秋笔法”。孔子常用不太明显的字眼委婉地表达自己的倾向，寓褒贬于曲折的文笔之中，并且增一字、减一字都有“微言大义”。“春秋笔法”一直被历代中国文人运用在各种文学体裁上，如诗歌、小说等。他们不直接表明态度，而以曲折迂回的方式让人知道；多用精微语词，一字置褒贬，简练而含蓄地点评人事。“春秋笔法”如今还被运用在现代新闻报道中，在《南方周末》的一些报道中就可以窥见其踪。

“春秋笔法”是一种实录事迹而令褒贬自见的叙事方式。它强调“据事迹实录”，但同时又要在客观叙述中寓以褒贬。实录和褒贬，如何统一在同一文本中？要义之一是笔削。“笔”就是录，“削”就是不录，笔与削寄托着作者的褒贬。“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当时的国君、大夫得《春秋》一字之褒者，其荣胜过天子之命服；得春秋一字之贬者，其辱过于天子之刑戮。在这个意义上，春秋笔法是披着曲笔外衣的直笔，大义，不偏离，不歪曲，不隐瞒。如《春秋左氏传》中的名篇《郑伯克段于鄢》一文中，郑国国君灭弟弟段的做法很阴险，所以称其为伯，而不称为庄公；弟弟不像弟弟，所以称段，而不称弟；兄弟间像两国国君作战，所以称克。兄之老谋深算，弟之骄纵贪婪，兄弟之间为了夺君位而你死我活的恶斗，全部透露出来。不着一褒字，也不着一贬字，而褒贬自在其中。

在现当代作家中，深得春秋笔法、精于讽刺者无过于鲁迅。他的杂文中常用似断实连的结构，将严于斧钺的诛心之笔，藏于明褒暗贬、注彼写此、旁敲侧击之中，从而锻造出独具匠心的具有巨大表现力的行文笔法。或是才一触及问题便故意戛然而止，或是在引用材料之间不加综合联缀的话，或是附记长过正文，表示有更深更痛的意思无法写出，这些留下空白的地方，都是为了避免行文刻露，而引导读者自己用思考去补充、去深入。这种笔法，需要读者细读揣摩，“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

（摘编自黎荔《作为民族传统的“春秋笔法”》）

材料二

“春秋笔法”看似一个语词，却连接着经学、史学、文学、修辞学、新闻学等多个学科，体现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模式，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是中国传统儒家经典固有的话语权利和话语模式，历经由经及史、由史及文的历史嬗变，发展至今，仍活跃在政治话语、外交话语、新闻话语、文学话语乃至日常话语中。当我们了解新闻时，不仅仅在了解事情的真相，还能从事实的叙事中体会到讲述者（叙述者）的价值判断。

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迫切需要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中国式的话语体系，这是时代的要求和呼声。在学术界，中国声音、中国话语还远没能达到与中国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地位。因此，回归传统，以当代的知识体系和学术视角对古典重新发掘、梳理、阐释，将古典赋予新的生命和意义，进而构建中国学术的当代话语，已成为学界有识之士共同努力的方向。对“春秋笔法”的系统研究与阐释，不仅可弥补该领域研究之不足，更为古代文论话语的现代转换提供尝试性探索，也是克服当前中国文论“失语症”的必然选择。

伴随着建立中国意义上的叙事学体系的呼声越来越强，应声而作的学术著作相继出现，这表明构建中国叙事学体系的自觉时代已经到来。但是，从总体上看，还是未能摆脱西方叙事理论框架加中国文献资料的写作模式。而长期延续这种写作模式，对于建立中国叙事学理论体系是十分不利的。以“春秋笔法”为核心的中国叙事研究有可能改变这一状况，有利于建立中国叙事学理论体系。

关于“春秋笔法”的研究方法，可以在传统考据学的基础上运用还原批评、阐释学和叙事学等方法，打通经学、史学与文学间的壁垒，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要对“春秋笔法”进行现代意义上的理论阐释，那么首先就应把“春秋笔法”还原到它产生的起始点上，考察它在起始点上是怎样形成的，具备怎样的功能。“春秋笔法”并非仅仅是用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的修辞手法。从源头上看，“春秋笔法”包含着“写什么”“不写什么”“怎么写”“写的目的是什么”等内容，涉及到作者在整部作品中所要表达或寄托的美刺褒贬问题、结构安排问题、事件因果逻辑关系问题和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问题。“春秋笔法”所蕴含的“微言大义”是史家、作家之褒贬。在具体书写过程中，经学观念对史官记史和作家叙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左右史家和作家的是非判断和价值取向。

“春秋笔法”是中国独有的理论范畴，在史传和小说叙事中尤为突出，是中国式话语对世界话语表达方式的贡献。

（摘编自李洲良《春秋笔法研究三题》）

材料一

园林命名之最高标准，张岱已明言“无有一字入俗”，这也是园林命名同现代的“主题园”的区别。后者仅仅指出命名是表达景致的某一主题思想，而园林命名的关键却不只在于“主题”，更在于雅俗。有人认为使用古人典故就是“不俗”了，《红楼梦》第十七回中以两处题名指出了这一观念的问题，在“曲径通幽”，宝玉言之“编新不如述旧，刻古终胜雕今”，这自然是常说的“古雅”了；而在“沁芳桥”，宝玉又不喜欢别人那些“述古”的名字了。通观全篇，其所涉用典之俗的问题大抵有三：一曰陈旧，二曰犯忌，三曰“不中”。

所谓陈旧，就是用典太过俗滥，了无新意。如众人到了潇湘馆时，论此处匾该题四字。有人说：“淇水遗风。”贾政道：“俗。”又一个道：“睢园遗迹。”贾政道：“也俗。”二者一处用《诗经·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典；另一处用睢园，即汉梁孝王“绿竹荫渚”的菟园之典，都同潇湘馆最点景的物“竹”有关，也算应题，为何被政老称“俗”呢？主要在于，这两个典故是文人看到“竹”最容易想到的典故，几乎已经是陈词滥调了，而由自我妙思所感知的此处景致之独特也自然不可见了。

犯忌者，多是同政事人情相悖之意。这看似同雅俗无关，但所“雅”者，乃是寓于此间而得其遗世独立之精神；若不能意会禁忌之“度”，便是同时俗产生了冲突，难得独我之幽趣了。一犯在违制。如“蓼汀花溆”一景，有人拟出“秦人旧舍”，宝玉立即指出“背谬了”，桃花源之典故，本是讲“为避秦乱”而隐居的一村人，他们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无疑暗藏着对政治的不满。二犯在重名，“稻香村”最初有人题名“杏花村”获得众人赞赏，贾政却向众人道：“‘杏花村'固佳，只是犯了正名（确定之名），村名直待请名方可。”三犯在“颓丧”。在蘅芜苑一处拟联，有人道：“麝兰芳霭斜阳院，杜若香飘明月洲。”众人指出“斜阳”二字不妥，那人便引古诗“蘼芜满院泣斜阳”句，众人皆云：“颓丧，颓丧！”

所谓“不中”，就是本来显然需要提及的点题景物，没有说准或者说满了，或者明明没有的景致，却在匾额和对联中生造出来。前者如怡红院之处，有人提出“蕉鹤”，有人提“崇光泛彩”，宝玉就说“此处蕉棠两植，其意暗蓄‘红’‘绿’二字在内。若只说蕉，则棠无着落，若只说棠，蕉亦无着落”。后者如在蘅芜苑中清客们的“麝兰芳霭斜阳院，杜若香飘明洲”“三程香风飘玉蕙，一庭明月照金兰”二联。说“不中”是“俗”，似乎也有些不妥，但是“俗”并不只针对文辞不美，还针对那些华美却不切景的辞藻。真正的“命名”乃是根据“此景”各种幽致深蕴而从生命经验中流露出来，而非为了炫耀自己的文学才华而生搬硬造出来的。

从根本上讲，“不入俗”之难在于不能回到自我观照的世界中来，而只在“外部”的典故、概念和比拟中打转。在这一回中，尤其彰显宝玉才华的，或者说特别表露出“雅”的含义的，是连贾政也比较欣赏的“沁芳”桥之命名以及“蘅芷清芬”的对联。“沁芳”之名拟出后，贾政的态度是“拈须点头不语”，脂评“六字是严父大露悦容也”。宝玉在评价前人时已提出，“雅”虽要切景，但却不能太“实”，而是要“蕴藉含蓄”；而其“含蓄”处，却是一种真正的“实在”。之所以“含蓄”，乃在于命名不能是对眼前景致的一般描述或比拟，而要将自我的生命经验沉浸于作为整体的园中世界，并前追古人之生命，将之也化入此刻自我的生命中来。

所谓“无有一字入俗”，其实就是将自我作为存在者的“主人”去面对真实的世界，面对真实的此刻的显现。然而古今鲜有人可做到极致，又知这一“真实”是极难寻找的。这一回的叙事展现出，对真实的意义的寻找乃是基于对许多“不真”的表达的涤除与反省，在这种反省之后重新回归到本真的存在中来，回归到在此的自我中来，世界的“真”便从被遮蔽的俗套和成见中显露现身了。

（摘编自李溪《以意造园，复以园造意：从<红楼梦>第十七回看文人园林》）

说着，进入石洞来。只见佳木茏葱，奇花闪灼，一带清流，从花木深处曲折泻于石隙之下。再进数步，渐向北边，平坦宽豁，两边飞楼插空，雕薨绣槛，皆隐于山坳树杪之间。俯而视之，则清溪泻雪，石磴穿云，白石为栏，环抱池沿，石桥三港，兽面衔吐。桥上有亭。贾政与诸人上了亭子，倚栏坐了，因问：“诸公以何题此？”诸人都道：“当日欧阳公《醉翁亭记》有云：‘有亭翼然’，就名‘翼然’。”贾政笑道：“‘翼然’虽佳，但此亭压水而成，还须偏于水题方称。依我拙裁，欧阳公之‘泻出于两峰之间’，竟用他这一个‘泻’字。”有一客道：“是极，是极。竟是‘泻玉’二字妙。”贾政拈髯寻思，因抬头见宝玉侍侧，便笑命他也拟一个来。

宝玉听说，连忙回道：“老爷方才所议已是。但是如今追究了去，似乎当日欧阳公题酿泉用一‘泻’字，则妥，今日此泉若亦用‘泻’字，则觉不妥。况此处虽云省亲驻跸别墅，亦当入于应制之例，用此等字眼，亦觉粗陋不雅。求再拟较此蕴藉含蓄者。”贾政笑道：“诸公听此论若何？方才众人编新，你又说不如述古，如今我们述古，你又说粗陋不妥。你且说你的来我听。”宝玉道：“有用‘泻玉’二字，则莫若‘沁芳’二字，岂不新雅？”贾政拈髯点头不语。众人都忙迎合，赞宝玉才情不凡。贾政道：“匾上二字容易。再作一副七言对联来。”宝玉听说，立于亭上，四顾一望，便机上心来，乃念道：__________，__________。贾政听了，点头微笑。众人先称赞不已。

（节选自《红楼梦》第十七回至十八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