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几位圣人有一项重要的贡献，那就是他们对尧舜以来优良家学、家教、家风的传承、弘扬与创新发展，形成了圣人家风。

孔子、颜子、曾子、孟子拥有最优秀的家教。他们的家教，一半出自母教：孔子、孟子自幼丧父，靠母亲抚养、教育成人。孔母、孟母是母教的典范。这两位伟大的母亲先后独自承担起家教的重任，上承邹鲁家教优良传统，下启邹鲁孔、颜、曾、孟四氏家风，其母仪千古的风范令人赞叹不已。孔子、孟子仰承母教而成长。待到他们成家生子以后，必对慈母的家教有着强烈、深刻、鲜活的记忆，必将慈母的家教发扬光大于门庭之内，再结合他们的家教理念而予以创新发展，这就形成了孔孟二氏家风。颜子、曾子因为父亲健在长寿，不走孔孟家风形成之路；他们二人情况类似，都是父子同入孔门学习，直接受孔子的教诲和影响而形成各自的家风。颜子、曾子是一代更比一代强的后起之秀，他们对于各自家风的贡献自然更大一些。

孔子、颜子、曾子、孟子培育的家风，可以称为圣人家风。但是，圣人家风不以富与贵的家境为基础，不是高不可攀，而是来自普通的家庭。孔子、孟子出身于单亲家庭，孤儿寡母，虽然生活困苦，但拥有了良好的母教和家风，也有机会“下学而上达”，出类拔萃，成为优异人才。待到孔子、孟子成贤成圣，光大门楣，他们的家风就直接转换成了圣人家风。

孔、颜、曾、孟四氏圣人家风，由家学、家教而形成，极高明而道中庸，具有领先性和示范性的特点。就其极高明而言，孔子、顔子、曾子、孟子奠定的家风，形成了家学、家教、家风的完整序列，家风以家教为基础，家教以家学为根底，成为后世孔、颜、曾、孟四氏后裔以及历朝历代名门望族效法的家风范式。就其道中庸而言，家风必由家教而形成，家教却不必来自家学。在传统社会，不少父母有着严厉的家教，不但知道课子读书，而且教育子女即使不识一字，也必须堂堂正正做人。这种缺少家学环节，仅仅由家教而形成的家风，其实正是孔子、颜子、曾子、孟子早年家庭情景的真实写照。孔母、孟母、颜父、曾父无家学，有家教，这说明绝大多数的家庭可以“见贤思齐”，向孔、颜、曾、孟四氏家风看齐。事实也是如此，两千多年来，圣人后裔不忘祖训，名门望族和寻常百姓也都向往圣人家风，以圣人家风为范本，培育自家家风，形成了无数的不同类型的优良家风，传承中华美德，培养优秀人才，改良社会风气，塑造礼义之邦。

（摘编自王钧林《邹鲁文化与圣人家风》，原载2018年2月24日《光明日报》）

材料一：

杜甫开宋诗一脉，与盛唐诗的丰神情韵不同（唐诗特别是绝句适于配乐演唱），注重肌理脉络，宜于反复咏叹，不宜于歌唱。杜诗的流传也就是朋友亲戚之间的传抄传看，那时写诗既无精神慰藉，也无物质鼓励。那么是什么在支持和推动诗人的创作？我想，除了个人爱好之外，杜甫内心深处有一种历史的责任感，也有一种用世的责任感。他自述其志说：“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杜甫以这些仅次于“圣君”一等的贤人自许，可见其要为天下造福的胸襟怀抱。当他不能如稷、契登朝辅佐圣君贤主之时，便要用诗歌摅写其所见所闻及个人怀抱以供庙堂采摭。

上述是杜甫一生所守的大志，具体到不同年龄段和面对不同的遭际还有所差别。青年时期，正逢盛唐，天下太平，国运蒸蒸日上。此时杜甫过的是“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的浪漫生活；此时留下的作品虽然不多，但从传世的几首诗和晚年自述中，都会感到一股青春的活力和朝气，“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正是此时的精神写照。后来为了实现理想，杜甫参加了科举考试，口蜜腹剑的权相李吉甫为了固宠，打压士人，使得杜甫困守长安十年，过的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这样没有自尊的生活，后来竟陷入贫病交加。此时唐王朝也正在江河日下、辉煌不再。杜甫对统治者由失望到绝望，这也加深了他对社会的认识，写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千古名句。安史之乱中，杜甫像许多难民一样流离失所，躲避战祸兵火，在同谷县甚至差点冻饿而死。他在同谷曾作歌七首，其中第一首有云“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这是他一生最艰难的时期。面对国难与民众苦难，杜甫没有沉溺在个人痛苦之中，更没有为统治者回避文饰。此时的杜诗表现了外族入侵中普通百姓奋起御敌的热忱，并揭示了统治者对于动乱形成所应负的责任。

杜甫在同谷绝境中幸有朋友援手，帮助他来到成都，到了成都盖了几间草屋——后来成为中国诗歌的一块圣地——杜甫草堂。一年多的草堂生活是杜甫中年以后最为安适的时期，所以才能吟出“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这样悠闲的诗句。这一时期的诗，体现了在安定生活中诗人对天地自然的思考，历经苦难的杜甫感到宁静生活的可贵，此时他珍惜每一个与自然相接近的机会，细心体会心灵与自然的契合，描写其中每一个细节。诗人两度游修觉寺，他感谢大自然的无私赐予，而且还感受到自己给自然留下的印记，实现了物我合一，大自然的美也从无情转化为有情，冰冷的山山水水花花草草从而有了人的温度。美与爱美成为诗人创作的动力。

诗人最后两个生活阶段是川东夔州一年多的安定生活与在荆湘一带逃难。夔州诗的主体是总结一生的经历与创作，其诗作风格也较以前有较大的变化。“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偶题》）他自信其作品必传后世，但时人尚不能理解，杜诗直到北宋中叶才被诗坛推重。此时杜甫写了大量的五言古诗、排律和组诗，这些长篇和组诗仿佛连环画一样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他所经历时代的种种世相，这些都是精心结构的佳撰，宜为后世所取法。杜甫北归不成，流落荆湘，尽管是老病垂危，但仍是“他乡悦迟暮，不敢废诗篇”（《归》）。

杜甫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诗歌创作，是当之无愧的诗圣。诗圣杜甫不仅是伟大的诗人，而且具有高尚的人格。

（摘编自王学泰《不是爱花即欲死：杜甫为何一生创作力惊人？》）

材料二：

杜甫生在唐代封建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他青年时期经历的“开元之治”和他中年以后、也就是安史之乱爆发以后社会秩序的混乱相比，俨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国家的危机和人民的痛苦通过种种难以想象的、耸人听闻的事实呈现在他的面前。他面对许多残酷的事实，既不遑惑，也不逃避，而给以严肃的正视。他既有热情的关怀，也能作冷静的观察，洞悉时代的症结和问题的核心的所在。例如统治阶级对人民无止境的剥削、户口的流亡和农业生产的衰落、中央势力的衰微和地方藩镇的跋扈，以及如何分别对待性质不同的战争，这些在那动乱时代里暴露出来的重大问题，都成为杜甫大部分的诗里的主要内容。他观察的范围之广、认识之深，并能以高度的艺术手腕把他观察、认识的所得在诗歌里卓越地表达出来，大大超过了在他以前的任何一个诗人。所以我们说，杜甫是中国诗歌优良传统的伟大继承者和发扬者。也就是这个缘故，杜诗才获得了千百年来被人所公认的诗史的称号。

诗史不同于历史，不能理解为用诗体写成的历史。一部好的历史同样需要作者能够认识时代的症结和重大问题的核心，同样可以写得很生动。可是作为诗史的杜诗则在深刻反映现实的同时，还通过多种多样的风格和具有独创性的表达方法处处体现出作者本人的形象，很少只是客观的描述。浦起龙说得好，“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少陵编年诗目谱》附记）。诚然，杜甫诗反映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事迹和人民的生活，同时也浸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使人感到诗人的性情活跃在诗的字里行间。这正是杜甫的诗史与一般历史不同的地方，正如胡宗愈所说的，里边包涵着诗人的“出处去就，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

（摘编自冯至《论杜诗和它的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