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活和其他动物所不同的,是在他富于学习的能力。他的行为方式并不固执地受着不学而能的生理反应所支配。所谓学,就是在出生之后以一套人为的行为方式作模型,把本能的那一套方式加以改造的过程。学的方法是“习”。习是指反复地做,靠时间中的磨炼使一个人惯于一种新的做法。因之,学习必须打破个人今昔之隔。这是靠了我们人类的一种特别发达的能力,时间中的桥梁,记忆。在动物的学习过程中,我们也可以说它们有记忆,但是它们的“记忆”是在简单的生理水准上。一个小白老鼠在迷宫里学得了捷径,它所学得的是一套新的生理反应,和人的学习不相同的是它们并不靠一套象征体系。人固然有很多习惯在本质上是和小白老鼠走迷宫一般的,但是他却时常多一个象征体系帮他的忙。所谓象征体系中最重要的是“词”。我们不断地在学习时说着话,把具体的情境抽象成一套能普遍应用的概念,概念必然是用词来表现的,于是我们靠着词,从特殊走上普遍,在个别情境中搭下了桥梁;又使我们从当前走到今后,在片刻情境中搭下了桥梁。
人之所以要有记忆,也许并不是因为他的脑子是个自动的摄影箱。人有此能力是事实,人利用此能力,发展此能力,还是因为他“当前”的生活必须有着“过去”所传下来的办法。我曾说人的学习是向一套已有的方式的学习。唯有学会了这套方式才能在人群中生活下去。这套方式并不是每个人个别的创制,而是社会的遗业。小白老鼠并不向别的老鼠学习,每只老鼠都得自己在具体情境里,从“试验错误”的过程中,得到个别的经验。它们并不能互相传递经验,互相学习,人靠了他的抽象能力和象征体系,不但累积了自己的经验,而且可以累积别人的经验。上边所谓那套传下来的办法,就是社会共同的经验的累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这样说来,每个人的“当前”,不但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是整个民族的“过去”的投影。历史对于个人并不是点缀的饰物,而是实用的,不能或缺的生活基础。人不能离开社会生活,就不能不学习文化。文化得靠记忆,不能靠本能,所以人在记忆力上不能不力求发展。我们不但要在个人的今昔之间筑通桥梁,而且在社会的世代之间也得筑通桥梁,不然就没有了文化,也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能享受的生活。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再论文字下乡》)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人和其他动物相比,学习能力更强,可以通过学习对本能的行为方式加以改造。 |
B.从“学习”的概念可以看出,人类的行为方式完全不受生理本能的支配控制。 |
C.人和动物的很多习惯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但人还拥有变普通为个别的能力。 |
D.和动物不同,人类要想获得经验,就需要依靠彼此间的相互学习传递经验。 |
A.本文采用对比论证的方法,阐释了动物和人类在行为方式上的差异及产生差异的原因。 |
B.本文第一段列举小白鼠的例子,意在证明学习是反复的过程,必须靠时间的磨炼。 |
C.本文对文化传承的论证兼顾了个人的今昔之隔及社会的世代之隔,角度全面,条理清晰。 |
D.本文语言雅俗共赏,既体现了科学论著的专业性,也用平实的例子深入浅出地阐述观点。 |
A.动物的记忆只是在简单的生理水准上,而人可以靠“词”记忆,因而人的记忆更高级。 |
B.人类在学习过程中利用并发展大脑存储信息的功能,可以将经验和智慧一代代传递下去。 |
C.人类的抽象思维能力帮助其找到了学习的捷径,从根源上斩断了错误行为发生的可能。 |
D.文化作为社会共同经验,要想传承,必须依赖象征体系和记忆两方面,二者缺一不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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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于生产力不发达,古代交通工具一般只有两类:一类是陆路的车马,一类是水路的舟船。正如南朝梁江淹在《别赋》中所写:“船凝滞于水滨,车逶迟于山侧;棹容与而讵前,马寒鸣而不息。”古代送别诗词中出现的“长亭”和“南浦”意象,就与运用这两类交通工具出行密切相关。
②秦汉时期,自两京始,在车马所行的官道两旁,已经开始设置邮亭与驿站。邮、亭、驿的设置在功能上是有区别的。唐代颜师古为《汉书》作注时说“邮,行书舍也”,可见邮是负责递送文书的机构。而《汉官旧仪》中记载“亭长持三尺板以劾贼,索绳以收执盗”之语,可见亭的职能是抓捕奸盗。驿站的设置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古代制度,驿的功能主要是递送朝廷文书或为朝廷任命的使者和官僚提供上任与出使的旅行服务。邮、亭、驿三者有区别也是有联系的,功能上有太多的重合,故有邮亭、邮驿、驿亭等复称。北周庾信在《哀江南赋》中说“十里五里,长亭短亭”,大多是文学家夸张之词,而非实录。《汉官旧仪》所载“十里一亭”“五里一邮”,并言邮亭相去“仅二里半”,汉代也未曾付之实施,这么密集的邮亭,得有多少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朝廷与民间的负担又是多少,可想而知。但长亭短驿,在中国古代交通体制中确实长期存在。《说郛》中记载了宋人一首打油诗:“白塔桥边卖地经,长亭短驿甚分明。如何只说临安路,不数中原有几程?”这首打油诗就道出了中原地带有“长亭短驿”这样一个事实。
③古代诗人们在南方写的诗词和在北方写的诗词,其所选用的意象形成的意象群显示出明显的差异。在古代送别诗词中,这种差异同样存在。南方作家所写的送别诗词,长亭、短亭、阳关、古道等意象,相对较少。如《楚辞》中,“长亭”“短亭”等意象的用例几乎没有;相反,与河流相关的“浦”或“南浦”的意象却极为常见。这种现象,与中国南北不同的地理特征紧密相连。
④屈原是南方诗人的代表,其赋中多见“浦”字,《九歌》中有“望涔阳之极浦”之语,《离骚》中也有“送美人兮南浦”之句。对于“浦”,《说文解字》解释说“浦,水滨也”。《风土记》说“大水小口别通为浦”。这里有大小河道分流处,理所当然成为舟船停泊之所。“南浦”是什么时候开始演变为水路送别诗中比较固定的意象,据初步考察,或与屈原的“送美人兮南浦”这一名言有很大关系。但使“南浦”这一意象和送别情怀形成比较固定联系的,完全得力于南北朝诗人。如江淹《别赋》中说“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谢朓《送远曲》诗中也有“北梁辞欢宴,南浦送佳人”的诗句。唐诗宋词中,“南浦”意象俯拾皆是,王维《送别》诗曰:“送君南浦泪如丝,君向东州使我悲。”李白《赠汉阳辅录事二首》诗曰:“南浦登楼不见君,君今罢官在何处?”柳永《倾杯》词曰:“离宴殷勤,兰舟凝滞,看看送行南浦。”就这样,一代一代的诗人承继屈原这一手法,不断将离愁别绪的文化因子,添加到“南浦”之上,以致使“南浦”这一意象成为送别之地的代名词。李贺《黄头郎》诗曰:“黄头郎,捞拢去不归。南浦芙蓉影,愁红独自垂。”清人王琦注曰:“南浦,送别之地。”叶葱奇也注曰:“古人送别之地多称南浦。”
(节选自《古典文学常识》)
1.下列关于文章一、二两段内容的理解与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古代送别诗中经常出现“长亭”和“南浦”意象,就是因为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 |
B.邮、亭、驿功能有别,邮负责传递文书,亭主司奸盗,驿则兼有传递朝廷文书和保障官员出行之责。 |
C.汉制规定,十里一亭,五里一邮,邮亭相距要近,实际上汉朝没有能力完成如此密集的交通设置,但文人在作品中对此多有夸大。 |
D.《说郛》中记载了一首宋代人写的打油诗,提及宋代在中原地区也设置了长亭短驿的事实,说明这种交通体制确实长期存在。 |
A.南方作家所写的送别诗中经常出现与河流有关的“浦”或“南浦”等意象,这与南方交通多走水路、多用舟船有关。 |
B.屈原的《九歌》和《离骚》中有关“浦”的诗句赋于“浦”以文学的内涵,而《说文解字》和《风土记》则赋予它以地理的意义。 |
C.“南浦”与送别产生固定联系,源于屈原,得力于南北朝诗人,在唐诗宋词已经成为极其普遍的文学现象。 |
D.“南浦”从一个地理名称升华为文学意象,历代文人的文学创作活动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赋予它以离情别绪的文化因子。 |
A.北朝江淹《别赋》中的文句,引发了人们对“长亭”和“南浦”等意象的文化联想,生发了与“别”相关的情愫。 |
B.诗人们在南方写的送别诗多选取“南浦”一类的意象,在北方写的送别诗则多选取“长亭”“短亭”等意象。 |
C.文中多处选取屈原的诗句,来论证“南浦”的文学内涵,缘于屈原是南方诗人的代表,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
D.唐代李贺的《黄头郎》中的诗句“南浦芙蓉影”中的“南浦”意象已经定位为送别之地,后人对这种理解也多认同。 |
历史上有一种通行观点:孔子后“儒分为八”,到战国中后期演变为两支。一支始于子夏,讲文献之学,数传至荀子;一支始于曾参,究义理之学,二传至孟子。以后,荀子便是汉代经学家所尊信的大部分儒家经传的先师,孟子则成为两宋起道学家所崇敬的不祧之祖。儒家内部这两派的分野,也就是所谓“学统”与“道统”之别,“汉学”与“宋学”之分。对这个说法,学界历来意见不同,这里不必细究。此说至少有一点不错,即孟子其人其书的重要性的确是从两宋开始凸显的。这以后,“孔孟之道”几乎成了儒家思想的代名词。
孟子去世后,由他为代表的儒家中的一派似无太大发展。到战国晚期,由荀子代表的一派渐露头角。荀子稍晚于孟子,他长期居齐,因学问博洽,三次出任“稷下学宫”的“祭酒”。他精通多种儒经,被认为是儒家经学早期传授中十分重要的人物。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对子思、孟子一派有严厉的批评,当然,荀子的批评只能说是当时儒家内部的派别斗争。
秦汉以降至两宋以前,孟子地位一直不高。孟子其人,只被视为一般的儒家学者;孟子其书,只能归入“子部”一类。在官私文献中,多是“周孔”或“孔颜”并提,鲜见有“孔孟”合称的。值得注意的是,东汉赵岐在注解《孟子》时,曾把孟子尊为“亚圣”,还提到西汉文帝时设置过《孟子》的“传记博士”。可“亚圣”之名,未被宋朝以前的官方认可过;而“传记博士”即使存在过也为时很短,且不说此事因不见于《史》《汉》记载而颇启后人疑窦。当时,也有人批评孟子,最典型的是东汉的王充,他在《论衡》中专立了《刺孟》一篇,列举了孟子八个方面加以批评。唐高祖、太宗、高宗三朝,争论国子学当祭“周孔”还是“孔颜”时;唐太宗时,增加从左丘明到范宁二十二位儒者从祀孔庙时;唐玄宗封颜渊为“亚圣”和“兖国公”,封“孔门十哲”和“七十子”为侯、伯时:孟子都只字未被提及。当时科举考试的“明经”科目中只有《周礼》《左传》等“九经”,《论语》和《孝经》被列入“兼通”,而《孟子》一书没有资格入选。
但从中唐起,情况发生了变化。渐渐地,孟子之名被厕于孔子之后,成为仅次于孔子的“贤人”;孟子其人被政府封了爵号,从祀孔庙;孟子其书被增入儒经之列,悬为科举功令,不久又超越“五经”而跻身于“四书”,变成中国士人必读的官方教科书。这个变化过程,就是历史上的“孟子升格运动”。
(选自徐洪兴撰《孟子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
1.下列各项,对“孟子升格运动”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从战国初期开始,与以荀子为代表的儒学相比,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学发展一直曲折,过程始终不顺利。 |
B.孟子去世后,孟子学派经历了多个朝代的相对沉寂,中唐之后情况渐渐改变,孟子及其著作渐获重视。 |
C.秦汉到两宋之间,孟子地位一直不高,官私文献不见孟子之名,《孟子》甚至没入选科举考试的科目。 |
D.从两宋开始,孟子本人及其著作的重要性才初次凸显。此后,“孔孟之道”便成了儒家思想的代名词。 |
A.以荀、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分别研究义理之学和文献之学,荀、孟二人分别影响了汉代经学与两宋道学。 |
B.荀子有长期居齐、三次出任“稷下学宫”“祭酒”的优势,因此,以他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得以迅速发展。 |
C.官私文献中鲜见有“孔孟”合称,孟子的“亚圣”之名在宋朝以前也从未被认可过,可见孟子曾经被冷落。 |
D.中唐以后“孟子升格运动”开始。孟子逐渐成为仅次于孔子的贤人,其人被政府封爵,其书跻身“四书”。 |
A.战国中后期儒学演变为两支,存在“学统”、“汉学”与“道统”、“宋学”的分别,这种学说只能说明孟子学派的发展在两宋之后。 |
B.学问博洽、精通多种儒经的荀子在其著作的《非十二子》中对孟子一派有过严厉批评,这一行为只能看做是当时儒家内部的派别斗争。 |
C.东汉时王充特别在《论衡·刺孟》中批评孟子,唐朝前期一些与儒学有关的学术活动或政府行为都很少提孟子,孟子的地位一直不高。 |
D.东汉赵岐把孟子尊为“亚圣”,还提到西汉文帝时设置过《孟子》的“传记博士”,这些可以说明孟子“升格运动”当时已初现端倪。 |
材料一:
传统的扎染艺术,色彩风格大致分为两个类别。一类是以大理白族为代表的靛蓝为主的蓝白色调风格,另一类是以四川自贡为代表的红白、绿白等鲜艳浓烈的色调风格。不论是怎么样的色彩风格,植物染料都是民间印染技艺的主要原料。除了植物染料,扎染在染色时也会使用矿物质染料,用色相对被划分为红、黄、蓝色系。扎染的艺术魅力也体现在了色彩的表现形式上。单色扎染的晕染效果具有中国写意画般的意境,与之不同的是,多色套染则呈现不同色彩的视觉碰撞,有强烈的视觉刺激,让人产生新的梦幻般的视觉享受。除了这两种染色技法,常见的还有涂染着色法、罩染着色法、局部防染法,艺术效果各异,但都具有独特的魅力。相较云南大理白族地区凝重、素雅的蓝白扎染而言,以四川自贡地区为主的蜀缬色彩浓烈、绚丽多彩,可以说是久负盛名。早在唐代,民间献入宫廷的织物里面就有四川蜀缬。四川蜀缬的工艺技法可以说是极为丰富,针法灵活,会运用绞、缝、扎、捆、叠、缚、夹等多种结扎技法,图形纹样也会设计使用多种吉祥寓意的纹样,例如我们熟知的牡丹、荷花、凤凰等等,在结扎时每个结的大小、松紧、稀密又各不相同,与此同时,其在染色时也格外注意色彩的层次变化,所以四川蜀缬扎染到最后的艺术成品就各有不同,绚丽多姿。它常常用深色染料作为背景,突出多次套色而形成的多种色彩融合,艺术风格鲜艳而又浓烈。
扎染图案纹样多种多样,主要是以点、线、面为主的几何纹样和具有特殊意义的民间图腾这两种最为经典。民间图腾大多数为写实图案,通常反应自然界中的动物、风景,或者日常生活中的人物、生活场景,以艺术的手法(寓意、象征、虚构等)将其展现在织物上,例如传统的五福捧寿、松鹤延年、莲生贵子等图样。与之相比,几何纹样大多数为抽象图案。它以设计最为基本的点、线、面去描述对象,具有高度的装饰性和艺术表达力,常常给予人们想象的空间,例如鹿胎缬、鱼子缬、玛瑙缬、青碧缬、三套缬等图样。云南白族的扎染作品就偏好使用对称的几何纹样,如常见的蝴蝶纹、花卉纹等图样,这些图样造型布局饱满,有细腻的艺术表现,以劳动人民独有的创作视角,阐释了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向往。
(摘编自嵇星月《中国的扎染艺术在新时代下的发展》,2019年第12期《大众文艺》)
材料二:
扎染艺术,顾名思义,它的工艺制作包含了两个部分——“扎”和“染”。扎染的偶然因素贯穿于这两个上下承袭的步骤之中。首先,在“扎”中,漫长的历史发展时期使得扎染艺术在“扎”的技法上有着许多形形色色的种类,如打结法、缝扎法、折叠法、板夹法等,这些技法在应用上主观可控较强,往往可以通过强制性的控制来达到想要的艺术效果,使各个色域、各种色晕能在可控范围内得以展现。但是,关键在于第二步,即“染”。“染”这一步是使染料附着于织物上的关键一步,创作者通过对时间、水温、盐分等方面的把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住上色的效果。但是,这种控制是模糊的,并不能达到完全的精准,而是一个大致的、总体的效果。基于这一认识,人们开始反思扎染中偶然性因素的可操作性。它到底能不能为创作者所用,从而制造出特殊的艺术效果。
于是,在“扎”的步骤上,开始出现了无规则、随心所欲的结扎方法,从结扎手法的松紧程度、粗细变化、疏密变化上予以创新,突破过去扎染技法的成规,因此它最后的呈现效果往往是出人意料的,具有比过去更大的偶然性。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偶然性的存在,使得扎染的最终成品呈现出抽象的、流淌的、溶融的色彩效果,并且其纹样不再是预先确定的,而更多的是不规则的随意形。因此这种散乱的扎染方法淡化了人工的痕迹,还原以自然效果,使得画面往往朦胧梦幻,如雾里看花,极具韵味,符合“以天工敌人巧”“天然去雕饰”的美学品味。
在制作过程中,“扎”和“染”其实都是离不开创作者的实际行动。“扎”的过程中,扎的力度之松紧、选用的扎线之粗细、扎的时候之疏密,都会直接影响到织品中色域的大小、色彩的间隔等等;“染”的过程中,色彩种类的选用、使用热水或冷水、盐分的使用等等都会影响到染之后织物呈现的色彩过渡、色彩浓淡、附着的牢固程度等等。因此从以上这些方面,注定了扎染的偶然因素并不纯粹是偶然,而是人工中的偶然。
(摘编自梁宝华《偶发性在扎染艺术中的合理性运用》)2018年第14期《艺术品鉴》)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云南大理白族地区蓝白扎染凝重素雅)相对于以四川自贡地区为主的蜀缬,具有自身鲜明的特色。 |
B.扎染图案纹样的类别应该分两种,即以点、线、面为主的几何纹样和具有特殊意义的民间图腾。 |
C.基于“扎”可控制色域和色晕的范围,而“染,可控性模糊,人们开始反思扎染偶然性因素的可操作性。 |
D.“扎”和“染”其实都是离不开创作者的实际行动,所以说注定了扎染的偶然因素应该是人工中的偶然。 |
A.扎染可根据色彩效果,要么选择单色扎染,要么选择多色套染,而要追求晕染效果具有中国写意画般的意境,就要选择前者。 |
B.假如你想选择四川蜀缬,你可以把握好它的这些特点:以红白、绿白等鲜艳浓烈为色调风格,图案主以富有吉祥寓意的纹样。 |
C.几何纹样也描绘动物、风景,但大多数为抽象图案,以最为基本的点、线、面去描述对象,具有高度的装饰性和艺术表达力。 |
D.无论是“扎”,还是“染”,都存在一个控制难度或程度的问题,这就让扎染创作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可谓“人工中的偶然”。 |
A. | B. |
C. | D. |
5.美学家宗白华曾提出,中国美学中有“出水芙蓉”(源自“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和“错彩镂金”两种取向,那么民间扎染艺术属于其中的哪一种取向呢?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看法。
【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土气的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种地的人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一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
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我读《论语》时,看到孔子在不同人面前说着不同的话来解释“孝”的意义时,我感觉到这乡土社会的特性了。孝是什么?孔子并没有抽象地加以说明,而是列举具体的行为,因人而异地答复了他的学生。
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1.下列说法中,不能作为论据来支撑材料观点的一项是( )A.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 | B.安土重迁,黎民之性。 |
C.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 | D.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 |
人们常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性质。乡土社会不是人治的社会,可以说是个“无法”的社会,但“无法”并不影响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
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的社会。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譬如我们在旧小说里常读到杀人来祭旗,那是军礼。礼的内容从现代看去,可能是很残酷的。但残酷与否并非合礼与否的问题。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来说,与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权力来推行的,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社会,不但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用以获得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其祖其父的经验。不必知之,只要照传统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自然会随之发生一套价值。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就会出毛病。于是人们对于传统有了敬畏之感。礼并不是靠外在的权力来推行,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论语》记载: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加之于个人的。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礼治在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只是主动的服于成规罢了。
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礼治和由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我们是“人治”的社会是人们的普遍观点,但此观点并不符合实际,因为我们是礼治社会。 |
B.礼是乡土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有的可能是很残酷的,但只要合于礼的就是合式的。 |
C.礼治社会的秩序,不是人们行为受拘束而自动形成的,而是通过传统的约束被动形成的。 |
D.两者相比较而言,礼治社会比法治社会更为优越,因为礼治社会是靠个人习惯来维持的。 |
A.第一段先由普遍的看法引出本文的观点;最后一段总结上文,再次强调了礼治的特征。 |
B.第二段举旧小说里杀人来祭旗的例子,是为了说明礼治社会不是指文质彬彬的社会。 |
C.第三段引用“颜渊问仁“的事例,说明了礼不是靠外在权力来推行,而是人的主动服从。 |
D.作者在文中多处运用了对比论证的方法,来论证“礼治和法治的不同“这一中心论点。 |
A.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礼治靠传统来维持社会秩序,所以即便“无法”也并不意味着无序。 |
B.生活在乡土社会中的人,只要按照传统去做,生活就有可能过得安稳:反之,就可能受挫。 |
C.传统因缺乏变化只能在乡土社会发挥作用,而在变迁很快的现代社会,其效力无从发挥。 |
D.如果人们在教养中已养成对礼的敬畏感,就可能不会出现不好、不对、不合、不成的现象。 |
材料一
乡土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大家是在熟人里长大的,生活上互相合作,彼此天天见面,社会学上称之为“面对面的社群”。在这“社群”里人们甚至可以不必见面而知道对方是谁。【A】这是说,你得用声气辨人。熟悉的人不必通名报姓,足声、声气、甚至气味,都足够“报名”。
文字发生之初是“结绳记事”,起因是在空间和时间中人和人的接触发生了阻碍。我们不能当面讲话,需要找一些东西来代话。【B】这是“文字”,一种双方约好代表一种意义的记号。如果是可以面对面直接说话时,这种被预先约好的意义所拘束的记号,不但多余,而且有时会词不达意引起误会。
文字所能传达的情意是不完全的。这不完全是出于“间接接触”的原因。我们所要传达的情意是和当时当地的外局相配合的。你用文字把当时当地的情意记了下来,如果在异时异地的圆局中去看,所会引起的反应很难尽合于当时当地的圆局中可能引起的反应。文字之成为传情达意的工具常有这个无可补救的缺陷。于是在利用文字时,我们要讲究文法,讲究艺术。文法和艺术就在减少文字的“走样”。
在说话时,我们可以不苛求文法,因为有很多辅助表情可以补充传达情意。在写作时却不能如此。不合文法的字词难免引起误会,所以不好。可说话时我们如果用了完整的句子,不但显得迂阔,而且可笑。
所以,文字是间接的说话,它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在能够彼此直接接触的乡土社会,为什么舍弃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取文字呢?
在“面对面社群”里,连语言本身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工具。语言是社会的产物、只有在人和人需要配合行为的时候,个人才需要表达;而表达的结果也须使对方明白所表达的意义。所以象征是包括多数人共认的意义。因此,我们绝不能有个人的语言,只能有社会的语言。语言只能在一个社群所有的相同经验的一层上发生。
另一方面,在一个社群所用的共同语言之外,也必然会因个人间的需要而发生少数人间的特殊语言,即“行话”。行话是同行人中的话,外行人没有这种经验便不会懂。除了用声音作象征的“特殊语言”,其实亲密社群中可用来作象征体系的原料还有很多。表情、动作,在面对面的情境中,有时比声音更容易传情达意。即使用语言时,也总是密切配合于其他象征原料的。【C】
语言像是个社会定下的筛子,如果我们有一种情意和这筛子的格子不同也就漏不过去。其实这个筛子虽帮助了人和人间的了解,但同时却也使人和人间的情意公式化了,使每一人、每一刻的实际情意都走了一点样。
熟人中的眉目传情“指石相证”,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
(取材于费通《乡土中国文字下乡》)
材料二
文字发生在人和人传情达意时受到了时空阻隔的情境里。所谓时间上的阻隔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个人的今昔之隔,一方面是社会的世代之隔。
与其他动物相比,人富于学习能力。所谓学就是在出生之后以一套人为的行为方式作模型,把本能的那一套方式加以改造的过程。学的方法是“习”。习指反复地做,靠时间中的磨练,使人惯于一种新的做法。这必须依靠时间中的桥梁——记忆来打破个人今昔之隔。人的学习有一个象征体系在帮忙,其中最重要的是“词”。我们不断在学习时说着话,把具体情境抽象成一套能普遍应用的概念,概念必然要用词来表现,于是靠着词,我们从特殊走上普遍在个别情境中搭下了桥梁;我们从当前走到今后,在片刻情境中搭下了桥梁。人和时间的接触,靠了概念,也就是词。如果“词”的记忆消失了、遗忘了,我们的“时间”就可说是阻隔了。
在人的生活和时间的关联中,词是最主要的桥梁。但是词却不一定要文。文是用眼可以看得到的符号,就是字。词不一定是刻出来或写出来的符号,也可以是用声音说出来的符号——语言。一切文化中不能没有“词”,可是不一定有“文字”。我想说明的乡土社会,大体上,是没有“文字”的社会。
乡土社会的生活很安定。向泥土讨生活的人是不能老是移动的。人不但在熟人中长大,还在熟悉的地方上长大。熟的地方可以包括极长时间的人和土的混合。祖先们在这地方混熟了,他们的经验也必然就是子孙们所会得到的经验。他们个别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经验无需不断累积,只需老是保存。在定型生活中长大的有着深入生理基础的习惯帮他们“日出而起,日入而息”的工作节奏。记忆都是多余的。
在一个常常变动的环境中,我们感觉到自己记忆力不够时,方需要外在的象征,通过联想来帮助记忆。从语言变到文字,也就是从用声音来说词,变到用绳打结、用刀刻图、用笔写字,是出于我们生活从定型到不定型的过程中。在都市中生活,一天到晚接触陌生面孔的人才需要在袋里藏着本姓名录、通信簿。乡下社会中黏着相片的身份证是毫无意义的。
乡土社会中,语言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了,哪里用得着文字?时间里没有阻隔,全部文化可以在亲子之间传授无缺。
因此,中国如果是多土社会,怎么会有文字的呢?我的回答是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上发生,最早的文字就是庙堂性的,文字的发生另有它的背景。不论在空间还是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取材于费孝通《乡土中国再论文字下乡》)
1.根据材料一,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A.“面对面的社群”是个熟人社群,人们在生活上互相合作,不必见面便知对方是谁。 |
B.文字的“走样”是指在异时异地对文字的理解很难尽合于它所记录的当时当地的情意。 |
C.“行话”作为一种少数人间的“特殊语言”,由声音、表情、动作共同构成其象征体系。 |
D.在乡土社会中可以使用表情或者动作来实现交流,文字和语言都不是唯一的交流方式。 |
(1)我们自己虽说是已经多少在现代都市里住过一时了,但是一不留心,乡土社会里所养成的习惯还是支配着我们。你不妨试一试,如果有人在你门上敲着要进来,你问:“谁呀!”门外的人十之八九回答你一个大声的“我”。
(2)譬如:我可以和一位熟人说:“真是那个!”同时眉毛一皱,嘴角向下一斜,面上的皮肤一紧,用手指在头发里一插,头一沉,对方也就明白“那个”是“没有办法”“失望”的意思了。
(3)在广西的山里,部落有急,就派了人送一枚铜钱到别的部落里去,对方接到了这记号,立刻派人来救。
【A】
3.根据材料二,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A.人和人的情意传达,受到了时间和空间的阻碍,于是诞生了文字打破这种阻碍。 |
B.和人相比,其他动物欠缺以一套自身行为方式为模型,来改造本能方式的过程。 |
C.“词”作为象征体系的一部分,能帮助人学习,“词”可以不是文字,只是语言。 |
D.在定型生活中,人们因为觉得记忆多余,所以靠生理习惯适应日复一日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