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中国古代的文体具有鲜明的特征，表现为复杂性、多义性和不确定性，与西方文体相对稳固的板块结构大不同。研究中国古代文体，从关键词的维度观照、审视文体，是新颖的研究视角。

②在古代文体学史上，唐宋是古今文体骈与散、简与繁、文与质、雅与俗纠葛转换的枢纽。唐宋众体兼备，各种文体都获得充分的发展空间。文学文体方面，诗、文、词三足鼎立，新兴的小说、戏曲也崭露头角；公牍和应用文方面，与新创文体竞相发展，迎来了历史上实用性文体发展的高峰。唐宋文体学何以呈现如此特征和面貌？唐宋文化是贯通、通变型文化，通变特色影响极广，也包含文体。文化的融通，对于唐宋文学、文体的发展、演进，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深刻的影响。唐宋文体在文化的大视野下，表现为分化与综合、限制与超越、对流与融通的复杂多元格局。

③唐宋文体学的贯通性，突出地表现在文体间的交流和互动上。古代文体规则并非不变，它具有灵活的机制，在一定条件下，其规则会发生改变。文体与文体之所以能发生关系，在于它们具有某种同质的因素，例如结构、形式、语言等。与贯通密切相关，唐宋开始大量使用“文备众体”一词。黄庭坚等宋人用“兼备众体”来赞美唐代大诗人杜甫，这是充分肯定老杜在诗体方面的集大成。更重要的是，宋人开始用类似的词形容本朝文人，诸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都得到过类似“文备众体”的称赞。这种情况在宋以前是没有的。可见唐宋文人的“兼备众体”，成为极为突出的现象。何以“文备众体”者愈来愈多？这其实是贯通的文化作用于文体的重要表现。当一种文体已发展极充分，内部的各种写作技巧、艺术手法差不多被穷尽时，只有“跨界”“贯通”，向其他文体寻求参酌，才可能打破困局，实现新变。可见贯通的实质是创新。

④文体的贯通固然重要，但还需要“人”去驾驭和创造。“驾驭”就成为观照唐宋文体学的另一关键词。文体都有机制，具备特定的结构和功能，运行规律较机械。运用文体之“人”，是既讲规则，又有策略的。加之人的创造力，运用文体之人既可设计新规则，又能打破旧机制，是文体变迁的最大原动力。尤其是那些创造力极强的大家，如杜甫、欧阳修等，驾驭、控制和改造文体的能力极强，能扩展文体的疆域，文体的结构和功能得到调整。他们冲破既有的文体束缚，把不同文体的优长融汇到同一作品中。

⑤从此类关键词出发，研究古代文体学，或许能得出新颖的见解和结论，凝练出可资借鉴的“精华”。

（节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确定了意象的含义以后，就可以进一步研究意象之间的组合规律，并从这个角度探讨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特点。

一首诗从字面看是词语的联缀，从艺术构思的角度看则是意象的组合。在中国古典诗歌特别是近体诗和词里，意象可以直接拼合，无须乎中间的媒介。起连接作用的虚词，如连词、介词可以省略，因而意象之间的逻辑关系不很确定。一个意象接一个意象，一个画面接一个画面，有类似电影蒙太奇的艺术效果。例如杜牧的《过华清宫》后两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一骑红尘”和“妃子笑”这两个意象中间没有任何关联词，就那么直接地拼在一起。它们是什么关系呢？诗人并没有交代。可以说是“一骑红尘”逗得“妃子笑”了；也可以说是妃子在“一骑红尘”之中露出了笑脸，好像两个电影镜头的叠印。这两种理解似乎都可以，但又都不太恰切。诗人只说“一骑红尘妃子笑”，把两个具有对比性的意象摆在读者面前，意象之间的联系既要你去想象、补充，又不允许你把它凝固起来。一凝固起来就失去了诗味。意象之间不确定的关系，正是留给读者进行想象的余地。

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虽然可以直接拼合，意象之间似乎没有关联，其实在深层上却互相钩连着，只是那起连接作用的纽带隐蔽着，并不显露出来。这就是前人所谓峰断云连，辞断意属。也就是说，从象的方面看去好像是孤立的，从意的方面寻找却有一条纽带。这是一种内在的、深层的联系。意象之间似离实合，似断实续，给读者留下许多想象的余地和进行再创造的可能，因此读起来便有一种涵泳不尽的余味。李白的词《忆秦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首词的意象跳动很大，秦楼月，灞陵柳，乐游原，咸阳古道，汉家陵阙，光是地点就换了这么多，所以浦江清先生说它是“几幅长安素描的合订本”。如果再问一句，把这些孤立的意象连在一起的线索是什么呢？我想就是对长安这座古都的凭吊，对古代文明的追怀，对盛世的留恋和对前途的惘然。作者仿佛是站在历史长河中间的一座孤岛上，正向着邈远的时间与空间茫然地举目四望，同时把他的一些破碎的回忆与印象编织成这首词。除了这感情的线索之外，上阕“秦楼月”和下阕“音尘绝”各自的重复，也起了连接意象的作用。

从意象组合的角度，我们可以对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些传统技巧获得新的理解。先说比兴。关于比兴的定义及其区别，历来众说纷纭。郑众说：“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刘勰说：“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宋代的李仲蒙说：“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这是比较通达的几种说法。从意象组合的角度观察这个问题，可以说比兴就是运用艺术联想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意象连接在一起的一种诗歌技巧。这种连接是以一个意象为主，另外的意象为辅。作为辅助的意象对主要的意象起映衬、对比、类比或引发的作用。起前三种作用的是比，起后一种作用的是兴。用比所连接的意象之间的关系或明或暗，总有内在的脉络可寻。用兴所连接的意象之间的关系，没有内在的脉络可寻。比的用例，如李贺《老夫采玉歌》：“杜鹃口血老夫泪”，以杜鹃鸟的啼血比采玉老夫的泪水。苏轼《太白山下早行至横渠镇书崇寿院壁》：“乱山横翠幛，落月淡孤灯。”每一句都包含两个意象，而意象之间就是借助“比”连接起来的。兴的用例，如：《诗经》王风和郑风各有一首《扬之水》，都以“扬之水，不流束薪”起兴，但兴起的内容不同。王风的那首是征人思归，郑风的那首是兄弟不和。可见兴所组合的意象之间并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

再说对偶。对偶可以把不同时间和空间的意象组合在一起，让人看了这一面习惯地再去看另一面。如“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李白《赠孟浩然》），上句写孟浩然的青年时代，下句写他的老年时代，时间的跨度很大。而这两句诗的意象就是靠对偶连接起来的。“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杜甫《春日怀李白》），渭北、江东两地相去甚远，意象也是靠对偶连接的。“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陆游《书愤》），时间和空间都有一个飞跃：一句是冬，一句是秋；一句是东南，一句是西北。因为有对偶在起连接作用，所以这两组不同时间、空间的意象放在一起，并不使人感到突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甫《登高》），上句着眼于空间的广阔，下句着眼于时间的悠长。两句的意象通过对偶连接在一起，表现出一派无边无际的秋色。可见对偶是连接意象的一座很好的桥梁，有了它，意象之间虽有跳跃，而读者心理上并不感到是跳跃，只觉得是自然顺畅的过渡。中国古代的诗人常常打破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在广阔的背景上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感情。而对偶便是把不同时间和空间的意象连接起来的一种很好的方法。

（摘编自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

【推荐3】中华礼制变迁的现代启示

中华礼制源远流长、绵延不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和载体，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改善社会风气，提升国人道德，凝聚中华儿女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探究中华礼制变迁的规律，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毋庸讳言，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诸民族之间有过矛盾与冲突。但它们能在认同中华礼制的前提下逐渐缓和矛盾，化解冲突，形成共存共荣的良好关系。例如，在我国历史上，无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北方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还是之后建立辽朝的契丹族、建立金朝的女真族、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及建立清朝的满族，无一例外地认同并服膺中华礼制，从而能使民族融合不断向前推进。显然，发挥中华礼制的凝聚功能，是凝聚国人、增强自信的重要途径。

中华先民并不只是讲究礼仪“进退周旋，威仪抑抑”的外在形式，而且注重探求礼仪的内在精神实质。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记·郊特牲》称，“礼之所尊 ，尊其义也”。所谓“尊其义”，就是追求道德境界，强调道德践履。孔子称颂那些能够修身立德、行礼律己、道德高尚的前代圣贤，反复强调“不学礼，无以立”。坚持知礼行礼、知行合一，追求高尚的道德境界，体现了中华先民的主流价值观。中华礼制注重道德修养与道德实践，强调知行合一，这使它起到了塑造道德人格、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作用。

可以说，中华礼制自诞生之日起就具备了教化功能，并在演化过程中逐渐将道德教育与理想教育紧密结合，强调自幼及长、礼教终生，提倡仁爱精神、忠恕之道，注重培养道德人格，建设礼仪之邦。所谓礼仪之邦，就是有高度道德自觉的社会，是诸族和谐、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众富庶的社会。这是中华礼制提出的愿景，是中华先民们向往和着力构建的社会。中华礼制所倡导的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等学说，能为今日构建和谐世界贡献中华民族的智慧。

作为一种制度，中华礼制在历史上曾为各种政权服务。在封建社会，它强调封建等级，包含一些糟粕。然而更应该看到的是，中华礼制能够与时俱进、吐故纳新，不断改革与变迁。孔子提到三代礼制传承中的“损益”，便是一种改革；《礼记》进一步提出“时为大”这一与时俱进的礼制改革原则。适时变革是中华礼制演进的重要原则，这使它成为与中华民族同生共长、传承久远的文化传统。

由孔子创建、孟子加以发挥的儒家礼制观，在战国时期曾饱受其他思想家的批判，那是因为这种礼制观仅仅重视礼的道德层面，而对礼的制度规范层面关注不够。秦汉之后，我们的先人力图将礼与法结合起来，融礼入法、礼法合一成为中华礼制变迁的重要转折。礼法合一要求人们遵礼守法，违礼即违法。礼既是道德要求，又是法律规范；礼制既有教化功效，又有法制规范之用。《礼记·经解》认为“礼，禁乱之所由生”，可以起到“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的作用。古人通过礼来“止邪于未形”，使人们“徙善远罪”，达到“禁乱”和教育人的目的，对我们今天推进国家和社会治理有一定启示意义。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