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人工智能是否会代替翻译才干？电子计算机、机器人是否会接管严复、林纾等翻译家的工作？也许有一天科技的发展会达到这一地步，但在此之前需要解决一个难题，即如何使机器人充满文化意识。

因为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人们会说：他必须掌握两种语言。确实如此，但是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

不是说一个大概的了解，而是要了解使用这一语言的人民的过去与现在，这就包括了历史，动态，风俗习惯，经济基础，情感生活，哲学思想，科技成就，政治和社会组织，等等，而且了解得越细致、越深入，越好。这样一大堆复杂东西，一个外国人又如何去了解？途径之一，就是利用各种现代传播工具，如电视，录像片，录音带，电影，报纸，杂志，书——各色各样的书，而其中文学作品又必然会占重要地位，因为文学无所不包，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在文学作品里得到最具体、最生动、最厚实、最有来龙去脉的描绘，而从语言的使用上讲，文学作品里什么文体都有，各种表现手段齐现，正是语言的灵魂所在。

译者的第一个困难是对原文的了解。不论怎样难的原文，总有了解的可能，因为人类有很多共同的东西，这才使翻译成为可能；同时，原文尽管很容易，也总含有若干外国人不易了解的东西，这又使深入了解外国文化成为十分必要。

同样，译者还得深入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

不仅如此，他还要不断地把两种文化加以比较。他在寻找与原文相当的“对等词”的过程中，就要作一番比较，因为真正的对等应该是在各自文化里的含义、作用、范围、情感色彩、影响等等都相当。这当中，陷阱是不少的。仅仅望文生义会出毛病，如将美国大商店或国际机场中的rest room看作是“休息室”，而不知它是指的公共厕所。

困难在此，希望也在此。因为有翻译，哪怕是不免出错的翻译，文化交流才成为可能。语言学家、文体学家、文化史家、社会思想家、比较文学家都不能忽视翻译。这不仅是因为翻译者辛勤劳动才使得一国的文化遗产能为全世界的人所用，还因为译者作的文化比较远比一般细致、深入。他处理的是个别的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

（节选自王佐良《翻译中的文化比较》）

材料二

王佐良的翻译美学思想主要体现于他对审美主体的论述。翻译过程中，审美主体是译者，客体是原文。翻译审美主体则一方面受制于原文，受制于双语间的文化差异和译者作者间存在的时空差，另一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这种主观能动性体现在情、知、才、志四个方面。

王佐良很重视译者之“情”，重视译者“情”对翻译的参与。译者应选择那些自己喜欢而且也适合自己的作品，这是忠实再现原文的基本保证。正面的例子如查良铮翻译的现代主义作品、戴望舒翻译的波特莱尔等。反面的例子如余光中翻译美国诗歌，这些诗中反映出的“节奏、口气、回响、言外之意是美国现代生活里产生的，是美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分”，而在深受汉语诗歌传统影响的余光中读来，“往往会觉得这类诗算不了诗”。情感上既不认同，素养上又有所欠缺，很自然翻译不好这一类诗歌。这样的诗应该留待后人来翻，留给既喜欢这种诗风，又能够以豪放的、口语体的汉语来表达这类诗歌的译者。

王佐良认为译者之“知”事实上参与翻译流程的每一个环节。译者首先要能清醒地选择原文。选择什么样的原文适合自己， 这是译者之“知”的一个组成部分。王佐良论卞之琳之翻译莎士比亚四大悲剧， 就是“不贪大求全， 而是根据本身的条件缩小范围， 集中精力。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其次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重视保留原文所表达的形象， 更要能够敏锐地注意到原文和译文表达方式间所蕴涵的形象差异。王佐良多次论述到“比喻”的翻译，指导思想是尽量直译，要保留比喻原有的新鲜和气势。“保留新鲜和气势”的要求说来容易，但是如何准确判断原文的气势，以及译文的新鲜度和气势度， 则确实有赖于“知”了。再者，译者既要“自知”，也要善于判断他人的意见。为了使译作更好， 译者成稿后要善于和其他人沟通， 善于从合适的人那里获取所需要的帮助。王佐良说自己翻译《谈读书》时，多亏得到《世界文学》编辑部朱海观的润色，而翻译《雷雨》，也多亏一位英国友人的通读、润色和帮助。上述各个环节，都对译者的知识结构、洞察力乃至胆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译者之“才”，包括语言分析能力、审美判断能力、语文表达和修辞能力。王佐良强调译者要具有良好的表达功底。王佐良要求学翻译的人经常练笔，要求能够“把一个动作的程序、一个事件的原因和结果，一个主张的根据和主要论点等等叙述清楚，有头有尾，步骤分明而又要言不烦，文字干净”。这要求看似简单，实则“极不容易”。练好了这样的基本功，自然也就能够表达清楚原文所说的事和情。这一观点进一步引申， 就得出了王佐良所主张的诗人译诗和以诗译诗的观点。“译诗须像诗”，所谓“像诗”，就是要“忠实传达原诗的内容、意境、情调，格律要大致如原诗， 语言要设法接近原作，准确传达原文的审美情感”。具备诗才的人才有可能胜任做诗歌翻译。诗人译诗的好处之一是保证译文像诗，诗人译诗的好处之二是诗人本人能从翻译中得到滋养，推动促进自己的创作，翻译和创作相辅相成。

任何事要想持之以恒， 必然得有精神上的持续动力，王佐良的翻译思想中，论述到支持着译者的这种精神动力。翻译，具有强大的社会功用，大则推动社会的变革，小则带来新的文学因素。王佐良多次在文章中赞美严复等先驱者，称他们以译书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王佐良解释自己为什么翻译诗，说是因为“希望自己所译对于我国的诗歌创作有点帮助”，能够以自己的译笔为中国诗人带来些可资借鉴的东西。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就是译者之“志”。

（节选自许宏《王佐良翻译美学思想述评》）

材料一：

“《红楼梦》后四十回高鹗续”是流传较广的一种说法，其实，这是胡适的“一家之言”。现在的研究证明，虽然还不能明确谁是续作者，但可以肯定的是续作者不是高鹗，也不是程伟元，程伟元、高鹗只是其中的整理者，这反映了红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红楼梦》续书作者是不是高鹗，曾经是红学研究中最有争议的话题之一。《红楼梦》署名“曹雪芹著，无名氏续”，不只是出版者和校注者的学术观点，也是红学研究中最为客观的学术态度，因为《红楼梦》后四十回既不能完全认定是曹雪芹所著也不能认定是高鹗续、程伟元续或其他人续，署名“无名氏续”是更现实更客观的学术态度。

红学界认为，《红楼梦》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无论是叙事语言还是人物的命运走向，都是不统一的，甚至是前后矛盾的，有“狗尾续貂”之说。学术界普遍认为，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所著，或认为经过多数人的不断整理修改，仍没有达到《红楼梦》前八十回的文学高度，后四十回也署名曹雪芹是不合适的。至于后四十回谁人所著，目前的学术界还没有达成共识，并普遍认为高鹗只是整理者之一，不是续作者。既然如此，再署名高鹗续就是不负责的，也是不合适的。从文学创作的事实看，肯定有续作者，只是以目前的研究和资料不能确定是何人罢了。但肯定有续作者，署名“无名氏续”，是为了把研究引向深入，因为“无名氏续”不是结论性的肯定。

《红楼梦》署名“曹雪芹著，无名氏续”是客观的学术态度。但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任晓辉认为，“现在只是把高鹗的问题讲清楚了，并没有将后四十回作者的问题讲清楚，所以我不认为这样署名是科学的、合理的”。然而，署名“无名氏续”是并非绝对正确，但署名“无名氏续”比“曹雪芹续”“高鹗续”肯定更科学更合理，而且，从目前的研究看，署名“无名氏续”是最合适的。

在此，我谈谈自己的看法：一是高鹗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红楼梦》的续作者，但《红楼梦》能达到如今的高度，凝聚了高鹗的心血，甚至是功不可没；二是一百二十回《红楼梦》未必不是一个作者，笔者认为从作者对人物的处理、小说的艺术手法以及行文习惯看，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是能自然衔接的，没有明显的“断裂”或矛盾，看不出是两个作者。至于前八十回优于后四十回，那是因为前八十回传播较广增删修改的人多，后四十回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在社会上传播开来，增删修改的人较少，所以造成了目前的这种状况。我们还应该肯定的是，后代的续作很多但没有一本能达到《红楼梦》后四十回的高度，后四十回是没有前八十回写得好，但是仍可称为优秀之作。

（摘编自张魁兴《<红楼梦>“无名氏续”是客观的学术态度》）

材料二：

所谓“无名氏续”并不在于说明后四十回是何人所著，而在于说明后四十回的作者，既非曹雪芹也非高鹗。此前研究往往陷入“非曹即高”的二元论，“无名氏续”乃对这一思维方式的颠覆。但“无名氏续”否定了曹雪芹、高鹗等人的著作权时，也可能引发一些新问题。对此，既需要复盘已有的学术史论述，也需要重新看待相关史料。

后四十回为高鹗续书，系“新红学”建立初期的主要猜想之一，已故前贤花费相当精力论证其非曹雪芹原稿，其观点往往依托于情节矛盾、思想观念、文章水准等方面。但是，这些分析的效力或不能等同于客观文献史料，且亦遭到异见辩驳。持“无名氏续”的论者指出，高鹗几无可能续书，且在程本刊刻以前就已有后四十回的回目甚至原文流行。结合传统否定高鹗续书的观点，及新红学否定后四十回曹著的观点，因有“无名氏续”的新说。

但，这一观点主要依赖于文本解读，及后四十回相对前八十回为晚出这一文献传播史实。文本细读是否有抽样作证的嫌疑，及这一推理是否合乎“奥卡姆剃刀”的原理，均有讨论空间。从逻辑上，至少两个问题需要加以更严格地证明：其一，证明研究者心中的“劣笔”与曹雪芹无关，即“劣笔”必是“续作”；其二，证明这些“劣笔”在程、高整理之前便已存在。

“无名氏续”这一署名形式，否定了后四十回与曹雪芹等“作者”存在任何联系，正确与否，还有待更多实证依据。

（摘编自张昊苏《<红楼梦>“无名氏续”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