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自先秦以降，“义利之辨”一直是儒家讨论的话题。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就提倡重义轻利，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主张“见利思义”，先取义然后取利，强调用义来约束人的行为。孟子则进一步认为：“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强调如果一个人轻公义、重私利，就容易导致人贪婪。孟子直接取义而否定利的做法使得义与利绝对对立，二者绝对二分。相对孟子此种义利观，儒家第三位代表人物荀子则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义与利者，人所两有也”。在道德价值观上，荀子将二者统一起来，而不是仁义与功利相互排斥、对立、冲突。西汉儒学的集大成者董仲舒，认为义利要“以义为主，以利为辅”，提出“正其道而不谋其利，修其理而不急其功”的观点。董仲舒所强调的“义”，是出于他提倡“春秋大一统思想”的需要，也是在儒家义利观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崇的“义”，但他并非否定合理的“利”，因为利民之事反过来说就是“义”之举。到宋代，程颢、程颐将儒家义利观推向极致，提倡“贵义贱利”，完全抹杀了利的存在。尽管这观点到南宋得到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支持和推广，成为此时的主流思想，但还是受到了永嘉学派代表叶适、陈亮等事功主义的反对，认为没有“利”的“义”即为空谈，毫无价值可言，所以他们将“义”与“利”相结合，提出“义利并重”的观点。

通过对儒家“义利之辨”问题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成人”之价值取向。例如孔孟过分地强调“义”而孤立“利”，这体现了“成人”理想至上的道德价值。而事功学派过分地强调“利”，必然会导致对“义”的失衡，这体现了“成人”现实性、世俗性、功利性的价值取向，很容易滋生社会问题。此外，荀子、董仲舒等人将二者统一起来，“义利并重”，此种观点成为最符合人类的“成人”的价值标准和“义利”判断。当然，当人们处在道德困境时，“义”的优先性仍是“成人”的道德价值取向，例如见义勇为。

（摘编自钟纯《儒家“正己”哲学意蕴及其维度探析》）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过分强调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无条件服从整体利益和社会利益，使得全国人民陷入一种“羞于言利”“不敢逐利”的境地。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刻而广泛的变化。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和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导致人们的生活方式、道德意识和价值观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传统的羞耻感在他们那里已经荡然无存。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新的历史时刻，先秦儒家义利观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

先秦儒家义利之辨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一方面承认物质利益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倡导用道德的方式来约束利益获取的过程，“义利兼顾”“以义导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我们必须明白，“羞于言利”、淡化物质利益的观念已经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义利统一观不仅应当固守而且必须发扬光大。先秦儒家的“重义”精神与市场经济追求物质利益的价值观念相互协调发展，有利于倡导一种“义”“利”统一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尊重他人的利益实现、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使自己的谋利行为更符合“义”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共产主义的目标是实现人的真正的自由与解放，但他们同时强调人只有在集体中才能获得全面的自由。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公与私、个人与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了一个突出问题。先秦儒家的义利之辨对于建立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念也能产生极为有利的推动作用。首先，社会主义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坚持集团利益、社会利益为先，把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放在第一位，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同样，每一个社会主义的集体，都要真正代表和凝聚其成员的个人利益，鼓励个人去追求自己的正当利益。按照最大限度满足劳动者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规律与按劳分配的原则，为个人的全面发展开辟广阔的空间，并最终实现集体与个人的和谐平衡发展。

人是趋利的个体，也是道德的主体。以人为主体的道德活动分为自我道德意识活动和自我道德实践活动。自我道德意识活动和自我道德实践活动的统一，形成了道德主体自身道德结构的稳定性。先秦儒家义利观的终极价值取向是对高尚道德境界与道德人格的追求，先哲们提出的“见利思义”，不仅是要人们按照“义”的标准谋利，更是要为人们指明在面对利益诱惑时如何控制自己欲望的思想原则。在如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中，提倡这样的观念，有助于人们摆脱心灵的空虚，找寻精神的归宿，完成内心道德准则的确证，并最终实现全社会精神文明程度的提高，推动整个社会文明的进步。

（摘编自方兴《先秦儒家的义利之辨的现代启示》）

一家国有书店将长时间看书而不买书的孩子们撵出。理由是：书店是卖书的地方，不是看书的地方。

孔子是儒家“诗教”的创始人，“诗教”核心观念主要有两个方面，那就是“尊德性”与“道问学”。

“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是要求真正的君子必须是两者兼而有之的。而孔子倡导的君子之道，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君子之道的培养，是孔子诗教之重要内容。所以，“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是君子之道的一体两面。

“尊德性”的“德性”，具体体现为圣人之性，是君子必须遵守的。简单地说，“尊德性”就是肯定人的德性是本来就有的，但由于为物欲所蔽导致“人之本心不明”，因此必须通过“诗教”（或整个六艺之教）时时“去此心之蔽”，以保持德性的不堕落。孔子“诗教”所谓的“无邪”，就是要“归于正”，而所谓“正”者，体现在《诗》中便是“仁”“礼”和谐。

“仁”是君子的本质特征，“仁爱”是君子的主要情感，孔子“诗教”的目的是让君子注重道德礼法，并让君子在遵循礼法规范上由外在的强制升华为内在的自觉和良知。所以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其主张以礼教化和以德教化都是要求完成自身的道德修养。孔子借助《诗》把诗对人的性情熏陶引向“温柔敦厚”和“文质彬彬”。而“温柔敦厚”和“文质彬彬”的底蕴便是“仁”的德性：“仁”滋养着人的自然和质朴的性情。孔子“诗教”不仅倚重于《诗》，同样倚重于“礼”与“乐”，所以他有“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之说。“兴于诗”在于以诗的感发涵养人的性情之真，“立于礼”是使这真性情得以由“礼”而导之以正。但“礼”是一种有制约作用的规范，在“礼”的制约下“真性情”的发展会受到限制，这样就需要“乐”来涵养。在“乐”这里，“情”（“诗”之根）涵纳了“理”（“礼也者，理也”），“礼”内蕴了“诗”，“仁”在这个时候才会在葆有天真而趋向高尚的意趣上得到圆融的提升。孔子的“仁”孕育了人的“德性”“性情”，使孔门开始从“修德立身”的立场来读《诗》与用《诗》，由《论语》所开启的“诗教”，第一次自觉地从人的内在要求出发，通过“诗教”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以“存心养性”。因此，“尊德性”作为“诗教”的核心价值之一，实质是将审美道德化，使审美成为沟通内在之“仁”与外在之“礼”的桥梁。

“道问学”则是指君子通过问学、求知的途径而达到实现至诚的德性境界。实现道德境界的途径只有读书致知，这个书就是以《诗》为首的“六艺”。“道问学”是孔子对弟子实施《诗经》教学的基本方法和技巧。孔子很多有价值的教学方法是在他具体“引诗”“论诗”的过程中提出来的。《论语》中明确提出三处“教”之内容：“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有教无类”（《卫灵公》）；“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有教无类”是孔子“诗教”的教学原则；《学而》是对入学弟子的要求，最有价值的是《述而》的“四教”。这四教，文是文献典籍，行是德行或实践，忠是忠义，信是信用。“四教”既是教学内容，也是因材施教的不同方法。文、行是外在的，忠、信是内在的。可以看出，孔子教育一个人是从诗书礼乐（文）、社会实践（行）、忠诚守信（忠）、思想情操（信）等方面去实行的。孔子对弟子所问“仁”“孝”“礼”“政”“德”“君子”等儒家义理进行随机指点，或评说尧、舜、禹、泰伯、文王、伯夷、叔齐以及颜渊、子路等，不管是评点义理还是评点人物，都称《诗》引《诗》来启发弟子领悟“一以贯之”的“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之“教”、“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为政”方略等。可以说，孔子“诗教”的主要任务就成为推广和阐释《诗经》的政教功能，阐释《诗》具有合“礼”性和“贵中合”的价值观，表现出重实用而轻审美的倾向。

在孔子看来，“诗教”之真正目的是个体精神和永恒本性的形成，“诗教”之真正目标是培养“为政以德”的君子。就“尊德性”而言，它是一种形而上的思考；就“道问学”而言，它带有强烈的实用性和践履性，是形而下的技术。孔子的“诗教”思想，从“尊德性”与“道问学”两个方面发掘了《诗经》陶冶性情、培育伦理道德的教育功能，通过“人文化成”最终到达“内圣外王”，体现出一种“合内外之道”的精神境界和生存智慧。

（摘编自刘恒《孔子“诗教”的核心观念》）

《红楼梦》共有五个书名：《风月宝鉴》《情僧录》《金陵十二钗》《石头记》和《红楼梦》。《风月宝鉴》代表道学眼光，《情僧录》代表痴男怨女的口味，《金陵十二钗》代表“写女儿之书”的看法。《石头记》和《红楼梦》是两个最好的名字，也是读《红楼梦》最深入的两个角度。

把眼光局限于“道学”，便把《红楼梦》当成“劝世文”或“意淫书”了。以“情僧”角度来看的人，如把苏曼殊的个人遭遇告诉他，相信也会得来与读《红楼梦》同样的满足了。以“女儿之书”来看，大可以说它是《镜花缘》，不过《金陵十二钗》文字写得好、人物画得真、结构更紧密。但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不也文字好、人物真、结构严吗？她是聪慧明智的女作家，在包涵广摄的意旨上，却无论怎样都不够与曹雪芹相比了。

《石头记》原是此书的本名，能代表《红楼梦》的中心意旨之一——欲望之斗争与生灭，但为什么曹雪芹终于选定了《红楼梦》为此书正名？第一，《石头记》此名好是好了，但读者无法一见此名，就可“望文”而“生义”，必须要读了此书，知道了关于那“石头”的寓言，方可略明。由石变玉、由玉变石的象征意义，亦不容易从此名而一目了然。第二，《石头记》一名，单调、无色彩，不大能表现出现实与空幻、入世与出世这正反两方面的涵旨，更不能显呈此书在“时间”上的主题。

《红楼梦》却不同，“红”是颜色，“楼”是建筑，“梦”是虚幻，三个字合在一起，把所有内容都包罗进去。“红”可以表示万花千彩的女子，见得到“色”。“楼”是现实中的“相”，是摸得着的实体，有人工在其中而建成的“楼”，代表现实世界。“红楼”两字合起来，是“千娇百媚所居的世界”——大观园；或“金粉繁华”的世界——书中所云“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或如一位译者所说的，“红楼”就表示佛家所指的“红尘”——现实世界。这就有“色”有“相”了，是此书“实”“成”“有”的“正”的一面。

“梦”却是虚也、空也，这是“反”的一面。“红楼梦”三字合起来，乃有实、有虚，有成、有幻，有有、有无，而“梦”又表示事物之易变。佛家说现实世间的“色”与“相”都是“幻”梦，因为一切都“无常”；何以无常，因有死、有灭、有散——都由时间的大限所决定。此名一看之下，可给人这三方面的意旨，所以最好、最切。

（节选自胡菊人《小说红楼》，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