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花儿

——湖南省邵阳市农村留守儿童学前教育现状调查

9月2日，开学了，清晨5时，5岁的周江龙和4岁的妹妹周亮兴奋地爬下床，他们要上幼儿园了。兄妹俩家住湖南省邵阳市新邵县大新乡大西村，母亲在妹妹出生13天后就离家出走，父亲两年前外出打工，音信全无，留下兄妹俩同73岁的奶奶一起生活。奶奶很希望孙子能上幼儿园，但对于这个每月只有微薄低保金的家庭来说，是奢望。幸运的是，湖南省惠民农村留守儿量学前教育基金会为两兄妹办理了入园手续，资助他们入园。两兄妹的梦想开花了。

（一）

周家兄妹只是邵阳地区众多留守儿童的一个缩影。邵阳市是全国留守儿童大市，据统计，目前留守儿童占儿童总数的70%，在近28万3岁到5岁的儿童中，上幼儿园的只有18万人，全市幼儿园仅有121所。

上午9时许，周江龙和妹妹在奶奶的护送下，翻越大山，穿过吊桥，终于走到了新邵县大新乡中心幼儿园，这是全乡唯一的幼儿园。

悠悠资水穿乡而过，大新水库更是把孩子们和幼儿园阻隔开来。很多孩子只能坐轮渡，走200米的吊桥过去。安全隐患巨大，刮风下雨更加危险。无奈之下，幼儿园只能每天派老师负责接送学生。

有的家长选择在幼儿园附近租房，黄永秀老人就是其中的一个。她带着上幼儿园的孙子在附近租了一间小屋。“家住在山坳里，出山就要近两个小时，儿子媳妇都出去打工了，没人护送，租房也是实在没办法，说什么也不能耽误孩子啊。”黄永秀感慨。

提起邵阳市留守儿学前教育的困境，邵阳市教育局副局长汤策程显得很无奈:“邵阳市大多数地区是山区，基础教育薄弱，学前教育更是最薄弱的一环。财政投入少，按国家规定，一乡至少一所公办幼儿园，但是全市公办的幼儿园不到5%,其余的都是民办幼儿园，而这些民办幼儿园80%以上都不符合国家的建园标准。如果我们把它们都取缔，孩子们就没有幼儿园可上了。”

邵阳市副市长李兰君告诉记者：“邵阳地区的学前教育普遍存在区域发展失衡以及办学条件简陋的问题。县城之间、县城与乡镇之间的学前教育发展差距较大，少数财政状况稍好的县，学前三年毛入园率已经达到70%,而大部分县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不到40%。农村地区的90%以上的孩童上一学年的学前班就直接上小学。”

（二）

绥宁县拱桥村幼儿园伍长妹园长告诉记者：“农村的家长都存在一个观点，很关注孩子今天在幼儿园学到了什么，认识几个字，会算几道题。”走进教室，放在墙角的小黑板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上面写满了彩色粉笔书写的汉字：终、钟、钤……仔细看，黑板上还隐约可见没有擦拭干净的数学算式。

绥宁县拱桥村幼儿园的陈旧教学观念只是冰山一角，邵阳农村学前教育普遍存在“小学化”现象。

谈起学前教育“小学化”的不足，隆回县麻塘山乡松竹村东新小学校长刘其辉说：“幼儿教育小学化，一来，这么小的孩子未必能够完全接受，而且这种教学进度跟小学阶段的启蒙教育是重合的；二来，由于留守，爷爷奶奶给不了较好的家庭教育，但3岁到5岁阶段恰恰是良好习惯的培养阶段，不注重行为习惯的培养，对孩子的一生都会有影响。”

除了教学观念落后，学前教育还面临着师资匮乏的严峻挑战。

隆回县荷田乡，九下、禾力、雷塘、姚家是全乡最偏僻的四个小山村，但这里仅有一所幼儿园和一位坚守30年的女老师。欧阳前秀老师深情地说:“我很喜欢小孩子，不忍心看着他们跑那么远的路去上幼儿园，我就在这里办了一所幼儿园。”

隆回县教育局副局长欧阳晓明分析了邵阳农村地区幼师缺乏的原因，一是专职幼师培养有限。今年的教师培训中，隆回的幼师培训中只有两名幼师指标。二是财政投入不够，幼师待遇差。公办幼儿园幼师工资只有一千元左右，比在外面打工少很多，

据统计，邵阳地区幼师缺口超过3000人，而且每年都会有近百名幼师往小学教师、公务员、公司文员等行业流转，其中在岗幼师有近70%是非专业幼师。

（三）

邵阳县黄荆乡是全国著名的“无妈乡”，对这里的很多孩子来说，“妈妈”是他们心里不可触及的伤痛。由于海拔高，土壤贫瘠，农业不发达，村民经济收入很低，这里的妇女要么出走，要么改嫁。据统计，邵阳县黄荆乡有132名失母儿童，在黄荆乡中心幼儿园就有12名。

“我们老师就是他们的妈妈，每天放学他们都抱着我们不肯回家。黄荆乡幼儿园伍云园长流着泪向记者讲了—个故事，今年年初她和几名老师下乡走访，到了黎叶涛的家里，4岁的他见伍云进了家门就抱住她的腿说:“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伍云的心被割了一刀，当即决定不收学费带他进幼儿园。

今年8月，邵阳籍民营企业家姜斌带领全国首家专项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学前教育的基金会——湖南惠民农村学前教育基金会在邵阳桂牌成立，基金会成立的第一期项目就是在黄荆乡捐资500万元建一所符合省级幼儿园建园标准的示范性幼儿园。今年8月25日掘土奠基，预计建筑面积达2122.6平方米，可容纳300名幼儿。在这里，活动室、教堂、寝室、舞蹈室将一应俱全。

为号召更多的慈善爱心人士关注农村留守儿童学前教育，8月28日晚，邵阳市政府联合基金会在邵阳市体育馆举办了一场爱心慈善晚会。知名作家捐出爱心书画作品，胡兵、那英等演艺界明星捐出自己的物品现场拍卖，一共筹得资金1500余万元，为改善邵阳地区农村学前教育添砖加瓦。

此外基金会还一次性向邵阳地区捐赠校车35辆，基金会拟在五年内新改扩建150所农村幼儿园，捐赠校车150辆，资助培训600名农村幼师，并资助7500名特困儿童入园，总投入将达1.5亿元。

①2017年5月10日，首个“中国品牌日”的到来引起广泛关注。国家层面设立“中国品牌日”，宣示着一个“质造”和“智造”时代的来临，这不只是仪式，更是一种使命。从外部环境看，我们正站在一个生死攸关的路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低成本取胜已难以为继，以质取胜是必由之路。

②这是一个尴尬的现实——全球500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220多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其中自有品牌在世界100强品牌当中却只有一个。尽管近年来，阿里巴巴、华为等一大批中国品牌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经济新模式、新动能的生动注脚，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依然存在巨大差距，国际知名品牌少，品牌影响力弱，品牌话语权小，品牌总体形象欠佳。

（摘编自《担起建设品牌强国使命》）

①一个小小的马桶盖，备受热议，与其说触及了“中国智造”痛点，毋宁说触碰了中国品牌的“弱点”。那些卖断货的日本马桶盖，实际上不少产自中国，销往日本，又被中国游客买过来。

②媒体曾披露了一个案例，杭州一名居民在日本大阪购得一个马桶盖，发现产地竟为杭州下沙，感叹“兜了一大圈，买到的居然还是自家门前生产的东西”。

③很多时候，国货不是质量不行，而是知名度不够；不是价格高昂，而是没有形成与品质相匹配的品牌效应。稍微上点年纪的中国人都会记得，中国品牌有过一段群星灿烂的历史。从熊猫彩电、燕舞录音机、雪花冰箱，到双星球鞋、海鸥照相机，再到英雄钢笔、乐凯胶卷、龙虎牌清凉油，国产品牌装点着那个年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国品牌曾经有过的辉煌，足以说明民族工业有基础也有实力，中国制造有市场也有潜力。

④也要看到，在今天的世界市场上，叫得响、立得住的中国品牌还不够多，从“连圆珠笔头上的笔芯钢珠，我们都生产不了”，到中国游客在海外被称为“会走路的钱包”……一幕幕场景逼迫人们思考：如何才能打造更多树得起的中国品牌？其实，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给出答案：“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此次《行动计划》从实施层面加以推进。没有品质，就形成不了品牌；不增品种，就难以满足消费者所需。

（摘编自王石川《中国品牌当能纵横四海》）

①中国的消费市场升级，可能会孕育出一批高品质的本土品牌甚至是伟大品牌。只是大部分人可能都没想到，这个故事会发展得这么快。一项大型调查显示，从果汁、化妆品到牙刷，被国际大牌拿走的市场份额，正慢慢被本土品牌拿回来。中国城市快速消费品市场去年增长3%，但本土企业销售额增幅超过8%，相比之下，外国品牌只增加1.5%.

②有观察家分析，中国企业在新一轮市场竞争中的最大优势是“察言观色”：及时捕捉个性化消费时代变动不居的需求，准确把握国际流行后适当加入中国元素逆向设计，面对喜好的变化可以更快掉头。而一些跨国公司发展乏力，正是由于决策与市场的分离造成了信息传递的“竖井”。同时，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削弱了国际大牌在大型百货店、超市、免税店的渠道优势，为国产品牌的崛起提供了另一个支点。更懂消费者的产品设计、更轻便的营销模式，让国产品牌在市场升级的过程中获得了弯道超车的机会。

③事实上，随着中国消费市场逐渐进入品质时代，打造一批优秀甚至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并非遥不可及的事情。不久前，老牌化妆品牌百雀羚成为有美妆研发“诺贝尔”平台之称的国际化妆品化学家联合会（IFSCC）首家中国金牌会员，几乎同时，它的一次互联网传播，也惊艳了年轻人和营销界。

（摘编自何鼎鼎《读懂品牌消长背后的观念之变》）

材料一：

有关报告显示，2018年全国快递业务量突破500亿件。一支数量庞大的新就业群体迅速兴起。很多人认为“快递小哥”收入高，其实并非如此，调研报告指出，2017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月均薪资3813.4元，快递员为4859元，高出27.4％。从表面上看这个行业收入水平不低，但高工资来自高强度超时加班，如果以小时工资为标准，则平均为23.9元，人社部公布的32个城市最低小时工资标准北京为24元，其他地方基本在15至20元之间。

对快递配送员的调查显示，绝大部分从业人员为18至35岁的青年。近一半人每天工作10至12小时，48.9％的表示每周只能休息一天，每天派件量在50至100件的占38.4％，在“双十一”等高峰期，配送量更是呈爆发式增长。另外，69.8％的认为快递业门槛低、上手快，46.8％的认为这是能找到的不需要高学历且收入较高的职业。从业不足一年者占39%，一至两年者占31.2％，两至三年者占12.1％，五至六年者占5.9％。

（摘编自《快递小哥长啥样》）

材料二：

调查中，“快递小哥”的劳动合同的总体签约率为78.7％。依托互联网经营的新业态，“劳务”呈现出新模式。直营快递公司采用较为传统的招工用人模式，但更多的企业都是采用加盟制运营，与平台不产生法律意义上的直接劳动关系。

加盟制公司为了节约成本、减轻负担而不缴纳社会保险成为潜规则，与外卖平台合作的第三方人力资源公司，一般也仅是购买意外险，其他险种基本缺失。调查发现，28.6％的“快递小哥”遇到过侵犯劳动权益问题。

目前，快递行业明确由邮政管理部门监管，能够及时处理突发事件和投诉，但也存在监管对象多、联合执法难协调的困难。外卖行业的监管部门目前还没有明确，产品生产企业、外卖平台、配送员雇佣公司可能分属不同部门甚至不同地域，事实上处于监管缺位的状态。

公众对配送员的负面情绪较为强烈，投诉过的占78.95％，在调查访谈中，48.5％的“快递小哥”感觉自己不属于城市，46.6％的感觉在城市中是低人一等。

公共事务参与度低是“快递小哥”的另一个“痛点”。超时工作背景下快递员参与各类社会组织或团体的比例都不高。经常关注网络热点事件者只有37.8％，半数以上（52.4％）偶尔关注，9.8％的从不关注。

（摘编自《促进快递配送从业青年的职业发展和社会融入调查报告》）

材料三：

如何帮助“快递小哥”解决问题？强化劳动权益保障是关键一环。调查报告建议，相关部门要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完善就业、劳动权益保护机制，规范快递员的工资标准、合同条款、商业保险、纠纷解决等内容，在此基础上，报告指出，国家和企业要完善培训机制、畅通晋升通道，引导快递员进行合理的职业规划，提高专业技能，增强职业认同感。另外，相关部门发动媒体多方位展示快递员群体风采，选树爱岗敬业、自强不息的行业典型，尊重、理解、关心这一群体，提高从业青年的社会融入感和职业自信心。

（摘编自《给快递小哥一份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