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10日是我国第36个教师节。教师节的意义在于肯定教师为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尊师重道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教师对学生的约束力是教学活动得以正常进行的保障。2019年6月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其中第14条指出，要“制定实施细则,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坚决维护教师合法权益”。这一意见从国家层面维护了尊师重道的传统。那么，值得探讨的是,我国应当如何明确和保障教师享有合理合法的教育惩戒权?

发达国家在教育惩戒权上做出了细致规定，比如美国规定中小学教师享有搜查扣押权、预防干预权、校内训导权、离校停学权等；日本对严令禁止的体罚行为被许可的惩戒行为以及合法的正当防卫行为进行了清晰界定；韩国通过《学校生活规定预示案》规定教师能够给予违纪学生一定程度的体罚，并对体罚的对象、方式、程度做了细致的限制性规定。

我国在教师惩戒权立法上尚存在不足，《未成年人保护法》保护了未成年人，但忽视了未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和问题，教师对学生的合理惩戒缺乏法律保障。因此，有必要尽快将确定教师惩戒权提上法律议程，使处理惩戒纠纷有法可依。

学校是国家的教育机构，教师是知识的传播者，如果学校和教师缺乏权威性，那么教育的知识传输就会出现问题。在出现惩戒纠纷时，有关部门一定要明辨是非、厘清责任，在调解纠纷过程中做公正的裁决者，不偏袒教师，但同样也不偏袒学生及其家长，避免“不出事”逻辑挫伤教师在教学管理中的积极性。

有关部门应建立惩戒纠错机制和事后追责机制，在教师使用惩戒权出现问题时进行及时纠偏，避免以偏概全。教师队伍的主流是积极正面的，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少数极端个体。有关部门应当就事论事地处理惩戒纠纷，避免为了预防而限制其他教师正常使用教育惩戒权，从而束缚教师手脚。

学校是教育第一线，管理事务既简单也复杂，简单之处在于目标单一，复杂之处在于主体多元,管理工作复杂。教育惩戒矛盾往往不只是因惩戒问题而起，有的与教育质量有关，有的与利益有关，有的与教育竞争有关。有些家长有其他的教育诉求，但是缺乏表达诉求的合法性或合理性，故而以教育惩戒作为借口来达到自身的目的。在应对复杂情况时，学校应有自主解决和回应学校内部问题的空间和权力。一方面为教师合理合法惩戒和引导学生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严格学生管理，树立学生的规则意识和纪律意识；另一方面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明确教师的惩戒界限，预防滥用惩戒权。对于出现严重后果的惩戒事件，学校应严肃处理，追究相关教师的责任，同时做好其他教师的预防教育和学生的疏导工作，确保其他教师继续积极管理和教育学生。

(改编自雷望红《赋权教育惩戒，强化尊师重道》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乡土中国》中从“差序格局”到“男女有别”，几篇文章讲的是家、国、天下三者的伦常关系在社会学上的意义。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关系的结构是以“己”为中心，根据亲属关系的亲疏不断推衍出去的同心圆，这就是“差序格局”。无论是平民还是绅士，这条伦理道德秩序都是共通的。

书中强调：“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中庸》里把五伦作为‘天下之达道’。”而且重要的是，“在我们传统里群的极限是模糊不清的‘天下’，国是皇帝之家，界限从来就是不清不楚的，不过是从自己这个中心里推出去的社会势力里的一圈而已”。

费孝通强调：“在西洋社会里，国家这个团体是一个明显的也是唯一特出的群己界限。”这意味着在他看来，这个“差序格局”中“家、国、天下”的层次差等在当代社会仍旧需要延续下来，不过相对应的转变是“国”从皇帝之家转为“民族”之家。对于这个转变，费孝通在这里没有进一步延伸，不过，单纯从血缘的角度并不足以解释最基本的经验事实，就是任何社会的人群居处，总是得与“别人”交往，简单说就是得有联姻的基础；若只有“差序格局”，那么除非出了九族，不然没有婚姻的可能。近的如邻里，远的如不同民族，其中的关系要比这复杂得多。

（选自王铭铭、杨清媚《费孝通与〈乡土中国〉》，有删改）

材料二：   

《乡土中国》中“差序格局”一词高度概括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的逻辑和传统文化的特点。作为乡上中国的社会结构，这一概念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和鲜明的社会特征。

一是差序格局的等级性。差序格局中的“序”，即有等级之意。在儒家文化中，我国社会结构尤为注重人伦。“伦是有差等的次序。”君臣、父子、夫妇、政事、长幼、上下等都有着严格的伦理界限，不可逾越。“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在传统社会中，差序格局与礼治秩序紧紧弥合在一起，可以说，差序格局是伦理纲常、等级有序等儒家伦理存在的社会基础。而儒家伦理又从文化上不断强化着差序格局的存在。

二是差序格局的伸缩性。“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在家族中，以己为中心，血缘关系越近，关系网络就越紧密。依中国传统家族文化而言，五服之内一般被视为差序格局的里层，五服之外则可伸缩，弹性较大；外戚中，更是“一表三千里”。从广泛意义上论，地缘、友缘、学缘、业缘等关系有时也纳入差序格局中的关系范畴。如“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江；亲不亲故乡人，美不美乡中水；一辈子同学三辈子亲”等民谚俚语作了生动的描摹。差序格局“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中心势力愈雄厚，“格局”就愈大，反之就越小。

三是差序格局的壁垒性。在传统社会中，差序格局体现的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模式。当资源稀缺时，如何分配资源，在没有国家计划和市场调节的情况下往往由个人依据与“己”关系亲疏远近这一标准进行。离“己”愈近，得到的资源可能就愈多。究其实质，这种资源配置模式的根本目的在于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保持已有差序格局的稳定性，同时具有强烈的排外性。而在整个社会中，差序格局则成了社会资源合理配置与自由流动的结构性壁垒。差序格局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不断被现代因子影响和浸染，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其旧有的特质、有学者对费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作了拓展，认为当前我国存在着城乡差序格局、权力差序格局等。

（选自陈占江《差序格局与中国社会转型》，有删改）

材料三：   

当人们普遍意识到社会急剧转型，农村面貌已经翻天覆地的时候，我们还需要阅读《乡土中国》，我们还可以从这样的阅读中得到颇具价值的启示。因为，作者所关注的并不只是当时的农村问题，而是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的问题，是中国文化传统与社会变迁的问题。

我们可以引用梁治平在其《古代法：文化差异与传统》一文中所说的一段话来印证上述观点：“一个被称作传统的东西，如果确实符合传统这个词的真实含义，那么，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过去，同时还是个历史地存在的现在。因此，我们不但可以在以往的历史中追寻传统，而且可以在当下生活的折射里发现传统。今人对历史的关注和对传统的兴趣，恐怕主要是从这里来的。”费孝通先生在《乡土重建》中也表达了上述观念：“传统的方式不但有记载可按，而且有现实的生活可查……”

明白了“传统”的此用层面的意义，我们即可重新看待和挖掘《乡土中国》的当代价值。如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提出了用不同标准来对待和自己关系不同的人的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但是局限于乡土社会的层面，此书中的“差序格局”仅主要适用于亲属关系及其投影的地缘关系。这一乡土社会理论中的“差序格局”概念可能无法适用于当代日趋复杂的人际关系。但是黄光国则在其书《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中继承发展了“差序格局”理论，将人际关系分成工具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和情感性关系，三种不同的人际关系到分别适用于不同的交际法则：公平法则、人情法则以及需求法则，以此来分析中国人情关系中的游戏规则及其思考过程。这种聚焦于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法则的研究，是从现实中发现中国人注重人情与面子的人际交往关系的传统，并延续和发展“差序格局”理论的一种很好的例证。

（选自胡成《〈乡土中国〉与传统文化的重建》，有删改）

2015年12月下旬，在对南昌海昏侯墓葬主椁室进行清理的过程中，在主棺附近发现了一枚刻有“大刘记印”铭文的龟纽玉质印章，该印1.7厘米见方，制作精美。一面世，即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和猜测。特别是“大刘”一词中“大”所指为何，颇费思量。

按照北大熊长云教授的意见，“巨者，大也”，在汉代姓氏之前加“大”或者“巨”，乃是汉代私印中可见的一种事实。但事实上，巨和大是有差别的。所谓的“大姓”，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在政治经济上地位占优的大家族，至少可以把持一方，成为地方实力派。但这种理念及事实，应该是在西汉中期以后才出现。所以，细绎文本，可以发现，“大姓”甚至“大族”的称谓，在《史记》中未见。在汉代，“巨”虽有“大”的意思，但更多的是一种民间“素封”的自称自夸。如熊文所提及的“巨张千万”“巨董千万”，“巨蔡千万”，皆是如此。而习汉史者皆知，“素封”势力的兴盛主要在武帝之前，武帝后由于政治专制主义的加强，“素封”受到致命打击，从此一蹶不振。而这样一来，随着豪族强宗在西汉中后期的开始兴盛，“大姓”成为一种荣耀之辞，有政治身份的家族大概是不会以“巨”来命名自己的家族的。而海昏侯家族不管如何凋敝，毕竟属于皇族血脉，以“巨刘”自名的可能性较小。总之，要表示姓氏的荣耀高贵，“巨”不如“大”。

但问题是，有“大刘”就有“小刘”。倘从荣耀与高贵的角度来解读“大”的意义，那么，在汉代哪支“刘”又会属于轻贱之列呢？我们说，这样的问题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只能归于伪问题，而且还触犯政治禁忌。以常理度之，在那个时代，刘姓与他姓是完全不同的两类姓氏，作为高高在上的“国姓”，焉有“小”之理？熊文提出，“大刘”可“侧重于彰显刘氏的皇族身份”，但笔者以为，这种彰显大概是不需要进行的，因为它本来就很彰显，无需特别提出。在那个时代，“刘”与“帝”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刘帝”或“帝刘”，是尊贵而不可平视的名词。也所以，汉代的《说文解字》中收纳了那么多文字，作者之子许冲在给皇帝的上表中，很自豪地表示他父亲的这部书“莫不毕载”，但翻检此书，却恰恰漏了“刘”字，这绝不是疏失所致，而只能说，极大可能与政治忌讳相关，不可随意亵渎。

也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大刘”之“大”，与彰显姓氏的显赫关联不大，那么，它就主要与年辈相关了。熟悉中国经学史的人都知道，在宣帝时代，也正是第一代海昏侯刘贺所在的时代，有两对非常著名的经学大师，大、小戴和大、小夏侯，前者为礼学大师，后者是《尚书》学大师。其中大戴为叔父戴德，小戴为侄子戴胜；而大夏侯为叔父夏侯胜，小夏侯则是侄子夏侯建。叔父以“大”冠之于姓氏之前，以示与小辈的差别。此外，在汉代的公主称谓方面，皇帝的女儿称为“公主”，姐妹则为“长公主”，姑妈则由于大一辈分，则称为“大长公主”，也是沿用着这样的称呼习惯。也就是说，在汉代，“大”冠之于姓氏之前者，多为父辈人物。那么，“大刘”是谁，又是谁的父辈呢？他应该就是曾为皇帝的刘贺。习汉史者皆知，刘贺为武帝孙，宣帝则是武帝长子戾太子刘据之孙，虽年龄差在一二岁之间，但刘贺却是宣帝的叔父辈。

按照刘贺家族的逻辑，如果说“大刘”有大支嫡传的意义，那么，就接续武帝的正统性而言，昭帝为幼子得位，又非出自皇后之门，得位不正，自然算不得“大刘”。而宣帝虽出自长子系统，而且祖父为皇后之子，但经过武帝晚年的变故之后，这一支早已成为了戴罪之家，失去了承接武帝正统的合法性。而唯有配食武帝的“孝武皇后”李夫人的后嗣，才是真正的“大刘”之家，所以，我们由此就能够理解，刘贺何以敢自称“嗣子皇帝”。也所以，所谓的“大刘”，也就应该有刘贺蔑视昭、宣二帝，并进而否定宣帝接续武帝正统的同时，隐然自任为正统传人的内在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