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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自魏晋以来，随着儒学的式微和佛道的兴盛，人们逐渐普遍形成了不愿为师、不愿学习儒学的心态，及至韩愈、柳宗元生活的中唐时期，社会上竟然出现了以向老师学习为耻的现象。何以如此？除去儒学式微和佛、道兴盛的影响，大概与中唐社会的官学多为科举之附庸息息相关。韩愈针对“自汉氏以来，师道日微，然犹时有授业传经者，及于今则无闻矣”的现象，沿循先秦两汉儒家由学而知、学而从师的教育传统，力倡要学有所得就必须向老师求教。为此，韩愈结合自身的教育实践经验写出了著名的《师说》，旗帜鲜明地从理论上阐明从师求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柳宗元十分赞同韩愈的意见，也主张从师求学，认为如果不从师学习，就很难增进自己的才识和完善自我的德性，他以其切身的感受指出自学者虽有学习的主动性，但单靠个人的努力，缺乏良师的指教，往往只能悟得一鳞半爪，而不能得其要领。可以说，韩愈与柳宗元都强调从师求学。

但对于是否愿意为师，并敢为人师，韩愈与柳宗元的态度及做法有明显的不同。作为一位虔诚的孔孟信徒，韩愈为了恢复和弘扬儒学的道统，不但热切关注教育事业，而且敢为人师，乐为人师，热心奖掖后进。依韩愈之见，只要后学前来请教，做教师的就应该热心加以指导，勇于承担起教育的责任。尽管韩愈因“独有接后辈之名”而招致“名之所存，谤之所归”，但他仍不改初衷。相形于韩愈，柳宗元则不愿任师，不愿与向他讨教的人公开建立师生关系，柳宗元明确表示自己的才能和勇气不如韩愈，所以始终都不肯接受别人请他为师的要求。但需要指出的是，柳宗元不愿任师，并不意味推卸教育后学的责任。事实上，柳宗元把师道看得非常神圣，他所拒绝的仅仅是表面上的师生关系，绝非要把真正虚心讨教的求学者拒于千里，柳宗元以为不用老师的名义，只要实际上能起到老师的作用则足矣。史籍记载：“南方为进士者，走数千里从宗元游，经指授者，为文辞皆有法。”

韩愈生活在佛、道兴盛的年代，儒家学说受到佛、道严重的挑战。为了光大儒学学说，使之居于主导地位，韩愈张扬排佛挤老的旗帜，积极进行反对佛、道的思想斗争。他为了阻止佛教的流传，仿照佛教的传法世系，也替儒家制造了一个“道统”。韩愈认定自己的使命是接续孟子，由自己来把中断了近千年的儒学道统继承起来。与韩愈一样，柳宗元也提倡学习儒家经典。柳宗元认为为师之道的目的在于培养既能“明道”又能“行道”的人才，即造就能对现实社会进行大胆改革、用仁政来治国安邦的人才。然而柳宗元所提倡的“道”并不纯粹局限在儒家经典的范围，它还涵括老、庄、杨、墨、申等学说，乃至佛教学说的思想成分。柳宗元提倡博览群书，并非不讲先后主次。就读书次第而言，柳宗元强调先读六经，次读《论语》《孟子》，而后再读其他诸子百家之书及历史爱情。

关于为师的标准，韩愈与柳宗元的意见是基本一致的，他们都把能够“传道”或“明道”作为教师的首要素质。韩愈较为深刻地认识到了道与师、道与业、师与生之间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从而提出了教师在传道、授业、解惑的整个教育活动中，必须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如果教师在教育育活动中不能起到主导作用，不仅学生个体在学习过程中所产生的疑惑得不到圆满解答，而且全社会也终将见不到德才兼备的人才，韩愈认为为社会培养人才是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向国家举荐人才也是教师不可推卸的责任。柳宗元的为师之道，虽然鼓励求学者从师学习，但极力主张把师生关系变成师友关系，充分肯定在学校教育之外所形成的师生关系，强调不论何种形式的教育活动都要视学生为主体，顺应学生身心发展的需要，教师的教学方法要适应学习主体的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助其发展，教师唯有充分把握学生身心发展的年龄特征和心理特征，才能收到最佳的教育效果。

（摘编自黄明喜《韩愈与柳宗元师道观之比较》）

材料二：

韩愈不仅亲自授徒讲学，还通过通信、交游、个别辅导等形式指导后学，他总结出了一系列光辉灿烂的教育思想和教学经验，留给后人的有《师说》《进学解》《符读书城南》等影响深远的专门论述教育的诗文。《师说》是中国教育史上首篇专门论述教师的名作，韩愈在此文中提出了许多卓越的见解。

韩愈在《师说》中论述了道与业的关系。韩愈所谓的道，指儒家之道；所谓业，指《诗》《书》等儒家的六艺经传与古文。道是儒家的基本思想，业是儒家经书。道与业二者之中，道为重，业为次，道比业更重要，而业是为道服务的。传道和授业是教师最主要的任务，但在教学过程中，学生还有许多疑惑之处需要教师去解释，解惑就是教师的第三个任务，解惑是解释道和业中的惑，并不是脱离道和业去解其他无关的惑。

韩愈还认为师与生的关系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这说明学生不一定完全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师生之间存在着“道”的双向交流，这一师道观包含着师生平等和教育民主的进步因素，这在公元8世纪的中国封建社会确是难能可责的。

韩愈师道观的提出有其个人的、历史的原因。韩愈认为，教育的过程是一个先觉传后觉、先知传后知的过程，教师闻道、受道在先，并在教学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因而学生如果要学习仁义之道，就必须尊师重道。再者，他提倡师道的深层原因是当时唐朝国势和教育的衰败，佛、道宗教势力的膨胀，儒家的师道观日趋淡化，韩愈力挽狂澜于既倒，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就是力图通过提倡尊师重道，巩固封建的中央集权制，重振儒家道统。

直至今天，韩愈的师道观思想仍有切实的现实意义，我们要做的就是“法古而不泥古”，批判地继承传统教育思想，构筑我们现代的教育理念，培育具有现代思想的一代新人。

（摘编自王凤银《从〈师说〉看韩愈的师道观》）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尚，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美学。当代建筑美学的走势在一个否定中超越回归中重构的过程中清楚表明，它是与当代美学本身的转型相一致的。当代生态建筑所展现出来的全新的并处于发展过程中的美学新模式正孕育其中。

生态建筑美学从其哲学本质上讲，已经在否定二元论的基础上超越了多元论，进而追求一种彻底的非二元论。 在美国著名生海后现代思想家查伦·斯普瑞特奈克看来，非二元论的最低要求是承认这样一个观点：人与其他实在物在本质上讲是自主的实钵，他们以某种与其他物相互依赖的关系存在。彻底的非二元论则认为：存在是统一的整体。

在生态建筑美学的形成过程中，对彻底的非二元化的追求及审美意义多元化的趋向并没有消解，相反，它正是生态意识和多元信念得以强化的表现。它是将传统的多元取向朝生态的多元取向演化的必要途径，理解和解释彻底的非二元化美学观念的过程，本身就体现丁一种生态智慧。

在这个意义上，生态建筑美学已经由“思维地说”转向对“诗意地说”的不尽探求中，其美学观念的转型实质上就是“思”的重建，在当代的生态建筑设计当中，整体性设计愈发重要，其特点在于全面协调与建筑相关的各个元素。其中，既有“生态圈”中的各种外部环境因素，也包含建筑本身形式定位的外部维护结构等；既考虑作为建筑使用者——人的使用与感受，也对人的外延——生态系统存在进行整体的关怀。只有综合研究了这些元素，才能在一种整体思考的基础之上，充分体现生态建筑所蕴含的巨大的美学价值。

整体性关注的焦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功能与形式，而是建筑作为一种存在实体在环境当整体中的适当地位。通过这种追求，建筑不是强加于自然，而是融合于其中；取代“空间序列”的将是“生态序列”，取代“有意味的形式”的应该是“共生形态”；取代“永恒”的将是“超越”。

生态建筑美学的整体性追求当中，最主要的是要求我们能够跳出线性思维，进入整体思考。当前，非此即彼的线性逻辑虽然已经随着现代主义美学的废退而受到越来越多建筑师的抵制，但是，那种执着于简单明了的确定性和秩序性的思维方式，依然严重地干扰着建筑师艺术想象力和创造才能的发挥。生态建筑的美学想要告诉人们：机械论的思维模式已经终结。生态建筑美学对世间存在的整体表达更富有创造性、更自由、更开放和更具有自组织性。

(摘编自李哲《当代生态建筑的美学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