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与中国画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虽分属于语言和造型两个艺术种类，有着各自的审美特征，然而二者间却紧密相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诗与中国画共同的根基。中国诗与中国画本身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集中体现，它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有着高度的文化同一性。从文者、习画者离开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单取诗词、绘画之形，虽异常刻苦，往往也只得其表，难取其实。同理，欣赏者如果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与把握，在优秀的中国诗词与中国画面前，也将难以体味出其丰富的内蕴与妙处所在。境界是中国诗与中国画所崇尚的追求。伴随着禅宗思想的演进，中国传统文人对境界的追求更上层楼。禅宗对“空性”“顿悟”的认知，也深刻塑造了中国文人对文学艺术的理解和创造。中国诗与中国画在唐宋时期的高度发展，正与此有极大关系。禅宗对中国古典文艺美学影响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使中国文人的审美经验与审美追求臻于境界化。代表人物首推唐代诗人、画家王维。王维的诗与画充分体现了对“空、远、静、寂”的境界的追求。王维于“有”中透视“无”，以禅境入诗境、画境。

诗词、绘画是中国文人用以表达内心情感的重要手段。北宋文人画家群体尤其体现了这一特点。他们的诗与画“主情”，突破了唐代以前中国诗、中国画以叙事、再现为主的特点。唐代画家吴道子，尽管他的画中也具有抒情性，他能运用线条娴熟地表达感情。但他在画中的“抒情”还基本居于次要地位，是为叙事服务的。直到禅宗兴起，独具特色的中国文人画开始产生，此前中国画的“抒情”逐渐转变为“主情”。他们于画面上舍形取意。苏东坡以诗的形式阐述绘画道理时写道：“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他又在《王维吴道子画》中说：“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翻谢笼樊。”回过头来，我们再品读苏东坡的诗，欣赏苏东坡的画，正如其所崇尚和追求的境界，一言一语，一笔一墨无不关乎情，“形似”显然不是他所在意的目的。

“借物抒怀”“托物言志”是中国诗与中国画共同的表现手法。因为对自然的观照，中国文人崇尚天地之清悠，进而是荒寒之境，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席位。诗人、画家纷纷取之入诗、入画。汉字“清、空、寂、寒、静、幽、绝、灭、独、闲、去、水、夜、月”等成了在中国古代诗词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字眼；异曲同工，“深山、云气、古寺、寒鸦、枯枝、幽林、孤草、苍苔”等也成了画家笔下常绘之景，北宋欧阳修论绘画时说：“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者得之，览者未必识也。故飞走迟速，意浅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形。……寄意于毫素者，非高怀绝识，不能得其妙。”

由此可见，中国诗与中国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互相映照，彼此生发。

（摘编自冯朝辉《“孪生姊妹”：中国诗与中国画》）

无论人类怎么保护，每一只朱鹃、华南虎、大熊猫都会死掉，那为什么要挽救它们呢?而作为一个物种，任它们灭绝又如何?花那么多钱保护大熊猫值得吗?这些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基本问题，屡受争议。

动物和人的差异很多，最大的差异可能在于动物缺乏文化。在这里，文化的定义是“与遗传无关、但可以模仿和传承的行为模式”。人类社会中，文化因素正在逐渐压倒遗传生理的因素。当我们说“每个人都独一无二”的时候，这种独特性大部分来源于后天。然而，野生动物个体在环境中的绝大部分行为，都可以回溯到它的基因；个体间的文化传承即便存在，影响也通常微乎其微。一种不适应其所在环境的人类文化可以导致一个文明的毁灭，但动物界中的文化似乎从来没有这样巨大的效果。

因此，野生动物的价值更多地承载于它的基因之中，种群本身的延续更为关键。个体的死亡是必然的，但基因通过种群基因库可以长存下去，维持物种的存在。我们保护野生动物个体，更多是一种保护种群的手段，本身并非目的。

如果保护个体是手段，那么保护物种、保护地球生态呢?

但实际上这两个命题都很可疑。物种虽然寿命长，但早晚也要消逝，新生代哺乳动物每个物种的平均寿命也不过几百万年而已。地球历史上至少99. 9%的物种都已经绝灭了，绝大部分都和人类没有关系。至于“保护地球”，则问题更大。其实，没有哪个物种是“不可或缺”的。有些物种消失后其地位立刻被取代了，有些会波及到其他物种，只有很少数的物种一旦绝灭可能会引发生态系统大范围的崩盘。但是，崩盘了也不是世界末日，几千万年过后，一切又都会重头再来。地球是很脆弱，很容易被打得鼻青脸肿，但是地球又很顽强，不管多惨都能恢复回来。换成生态学术语，就是“在地质时间尺度上，地球整体生态系统的抵抗力稳定性很弱、但恢复力稳定性很强。”那么我们天天强调要维护生态系统图的又是什么呢?很简单，地球经受得起生态系统的崩盘，人类可是受不起。脆弱的人类经济体系连海平面上升几十厘米都招架不住，这让地球历史上动辄上百米的海平面变化情何以堪。

由此，似乎可以导出一个结论:我们保护生态，不是像口号里宣传的那样是为了地球，而根本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地球其实根本不在乎我们怎么闹腾，它有的是时间来恢复；可我们等不及。而如果不考虑“保护我们自己”这个因素的话，保护其它野生动物的动机似乎也变得不充分了。而实际中的野生动物保护原则其实就一句话:“尽可能维持现状”(包括“恢复到以前的现状”)。因为这样对人类自身最为有利，环境不变我们才能安安稳稳地发展文化和经济嘛。

现实中的野生动物保护的最大困境无一例外在于资源不够。所以我们会优先把资源投给那些花费小、意义大的野生动物。因此，出现了两个保护生物学里专属的概念:伞护种和旗舰种。

所谓“伞护种”，本身不一定有多大的生态学地位，但它们所需要的生存环境能覆盖很多其它物种;只要有人出钱保护了它，就能连带保护很多别的物种。围绕伞护种建立动物保护区始终是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方向。而“旗舰种”甚至连生存环境这个要求都可以放宽，它的基本标准严格来说只有一条:能卖萌，能招人喜爱，能吸引眼球，能拉捐款。如果同时满足伞护种的标准那就更好;若是连带还有民族象征、国家特色等等，那就近乎完美了。大熊猫也因此成为迄今为止最完美的旗舰种。它足够奇特，还算珍稀，萌起人来天下无敌，并且还相对容易圈养，也能胜任伞护种的角色。

经常有人质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保护大熊猫。确实，大熊猫相对来说得到了更多的重视，但大熊猫本身的宣传意义、对川滇一带整体生态保护的意义也是确实存在的。不可能拯救每一个，但总应该努力争取更多的人，拯救更多的物种。客观情况如此，我们只能把某些物种放在优先地位，把资源相对集中在有意义的领域。

(《我们为什么要保护野生动物》，有删改)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在科学史上，天文学的发展，历来波澜起伏，曲折复杂。在西方，人们熟知的是哥白尼日心说与托勒密地心说旷日持久的争论。正是这场争论，推动了天文学的发展及天文学领域哥白尼革命的发生，最终促成了近代科学的建立。殊不知，在东方的中国，在对宇宙结构的认识上，也存在着类似的旷世之争，这就是中国天文学史上著名的浑盖之争。

中国古代第一个堪称科学理论的宇宙结构学说是盖天说。盖天说主张天地是两个中央凸起的平行平面，天在上，地在下，日月星辰围绕着北极依附在天壳上运动。该说能解释人们日常生活中见到的各种天象，能够预测日月星辰的运行，它对二十四节气的预报，能够接受观测实践的检验。因此，它是富有科学意义的宇宙结构理论。

盖天说在汉武帝时期遇到了浑天说的有力挑战。民间天文学家落下闭提出一种新的主张：天是个圆球，天包着地，天大而地小。这种主张，后来被人们称为浑天说。浑天说与盖天说本质上完全不同，盖天说主张天在上，地在下，天地等大；而浑天说主张天在外，地在内、天大地小。

在此后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究竟是浑天说正确，还是盖天说合理，天文学界的争论一直不曾停歇。西汉末年，著名学者扬雄经过细致思考，发现了盖天说的诸多破绽，撰写了著名的《难盖天八事》一文，从观测依据到数理结构等八个方面，逐一对盖天说作了批驳。

浑天说主张天在外，表里有水；地在内，漂浮水上。这一主张成为盖天说批驳的重点，东汉著名学者王充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天何得从水中行乎？甚不然也。”面对王充的责难，晋朝的葛洪以太阳落入地平线时呈现出“横破镜”的状态这一事实作为依据，指出这种现象与盖天说的推论相反，证明盖天说是错误的。至于太阳从水中出没的问题，南北朝时的浑天家何承天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日为阳精，光耀炎炽，一夜入水，所经燃竭。百川归注，足以相补，故旱不为减，浸不为益。”何承天的辩解，表现了浑天说者为修补理论上的漏洞所作的努力，但并未起到太大的作用，这是因为浑天说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它没有地球观念，没有意识到海洋也是大地的一部分。

直到12世纪的南宋，朱熹仍在关注着这一问题。他的态度很明确：“有能说盖天者，欲令作一盖天仪，不知可否。或云似伞样。如此，则四旁须有漏风处，故不若浑天之可为仪也。"朱熹是从天文观测仪器的制作角度反对盖天说的。他的话表明，从公元前2世纪浑盖之争登上历史舞台，一直到公元12世纪，学者们仍在讨论浑天说和盖天说的孰是孰非。中国古人对天体结构问题的关注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纵观中国古代的这场旷世学术之争，我们发现，古人在这场争论中，秉持着一个重要原则：判断一个学说是否正确，关键在于其是否符合实际情况，而不是看其是否遵循某种先验的哲学观念。南北朝时期祖睢比较了浑盖双方的差异，在查阅典籍记载的基础上，通过实地天文观测，并使用仪器进行校验，发现浑天说更符合实际，这才得出了浑天说可信这一结论。浑盖之争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重视实际校验的这种做法，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一个优秀传统。持续一千三四百年之久的浑盖之争，促成了与之相关的众多重要科学问题的解决，促成了中国古代天文学诸多重要成就的获得。它表现了中国古人对宇宙问题的关注程度，体现了古人对待科学问题的态度。这种规模和深度的争论即使在世界文明史上亦不多见。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浑盖之争，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学术论争之一，将永载中华文明发展的史册。

（摘编自关增建《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