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小说《地泉》是作家阳翰笙的代表作。上世纪30年代《地泉》再版之际，阳翰笙邀请作家茅盾为其作序。茅盾在文中直言不讳：《地泉》“缺乏对于社会现象全部的非片面的认识”“缺乏有感情地去影响读者的艺术手腕”。为人作序，像茅盾这般不仅指出作品不足，而且言辞如此犀利者，并不多见。在再版后的《地泉》一书中，阳翰笙不仅全文收入这篇序言，还收入了其它几篇含有批评意见的文章，目的就是“使我及本书的读者，都能从他们正确的批评中，得到些宝贵的教训”。

焦菊隐，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原总导演，曾针对戏剧界过于看重明星效用现象提出批评。他认为，即使靠明星赢得了眼前的票房，但从戏剧艺术的长远健康发展看，得不偿失。所言理性中肯，并不怕薄了那些熟识的舞台明星的情面，对当时一味追逐明星的舞台倾向发出了清醒之声。

这表明文艺评论是文艺创作的镜子与良药。今天，文艺事业繁荣发展，优秀文艺作品不断涌现，文艺现象和文艺思潮层出不穷，尤为需要文艺评论增强朝气锐气，更好发挥激浊扬清、褒贬甄别的作用。增强文艺评论的朝气和锐气，是来自文艺现场的呼唤，也是推动文艺发展的必然要求。

增强文艺评论的朝气锐气，首先要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对文艺评论者来说，具备批评精神，意味着敢于实事求是地评价作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不能碍于情面，避而不谈，要客观公正地从作品出发，对作品做出恰如其分的分析、判断与评价。事实证明，那些不痛不痒、回避问题的文艺评论，发挥不了应有作用，终将行之不远。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对作家艺术家来说，具备批评精神的文艺评论能够帮助自己客观认识创作得失，提升艺术创作水准和思想认识水平。对读者观众来说，通过批评性的意见，能更全面地认识文艺作品，更深入地理解文艺现象。尤其在互联网时代，有洞见的文艺锐评更能得到受众的信赖珍视和自发传播。倡导批评精神、强化褒贬甄别功能的文艺评论，还有助于营造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促进文艺生态健康有序地发展。

增强文艺评论的朝气锐气，要以扎实的专业素养为根基。评论者要能够从思想、艺术等多个维度，对文艺作品做出精到的分析，指出不足的同时也肯定优长，把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推介给读者观众。在20世纪戏曲艺术的现代转化中，古老的戏曲艺术之所以能够去芜存菁、重获新生，一些理论评论家的专业眼光和评论引导功不可没。

增强文艺评论的朝气锐气，还要走出书斋和自我的小天地，深入广阔的文艺现场。只有深入文艺现场，文艺评论者才能逐步培养起对文艺作品、文艺现象、文艺思潮敏锐的感受力和精准的判断力，才能管中窥豹，一叶知秋，及时捕捉到文艺创作、文艺生态与文艺思潮的新动向与新气象。这样写出来的文艺评论，也就跳出了“自说自话”“隔靴搔痒”等窠臼，言之有物、生机涌动，更容易引发共鸣，让文艺评论更接地气、更有人气。

新时代新征程呼唤着文艺的繁荣发展。百花齐放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离不开强有力的文艺评论。增强朝气和锐气，新时代文艺评论必将大有可为。

（摘编自徐馨《增强文艺评论的朝气锐气》）

材料二：

“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是文艺评论的道德“底线”。但事实上，因为利益和偏好而对文艺作品进行无原则吹捧和无根据棒打的现象却总是存在的。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就在《骂杀与捧杀》中就批评过这种“骂”与“捧”的乱象，并指出“批评的失了威力，由于‘乱’，甚而至于‘乱’到和事实相反”。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文艺评论的传播渠道越来越多，传播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人人都是评论者成为现实，公号、微博、短评、短视频、弹幕等，构成文艺评论的大千世界。由于受到各种利益、动机、个人偏见、商业竞争的驱动，骂杀和捧杀现象常常出现。其恶果在于，扰乱文艺评论的生态，混淆观众和读者的视听，引发种种人为的对立和冲突。这几乎可以说是文艺界的公害，不仅影响到创作生产者的利益，而且也伤害了观众和读者的权利。

这种骂杀和捧杀，其共同点是只顾利益、只讲立场、罔顾事实、罔顾理性。有的对文艺作品过度拔高，甚至举劣为优，“艺术创新”“史诗”“才华横溢”“艺术高峰”“黑马”等帽子满天飞，背后其实反映的往往是票子、圈子、面子这所谓“三子”的利益；有的则是对文艺作品大打出手，指责作品一无是处，而事实上剧集才刚刚开播、电影还没有上映，他们只是根据演职员名称、幕后消息、映前广告等就盖棺定论，背后反映的往往是个人好恶、博眼球动机和种种不可告人的商业利益。与此相关，还有完全主观的选边刷高分和选边刷低分，党同伐异、硝烟弥漫，造成评论生态的种种不健康乱象。创作者们深恶痛绝，观众读者嗤之以鼻。

（摘编自尹鸿《肃骂杀捧杀之乱象，倡风清气正之评论》）

从“中国古典学”说起

常森

中国古典学的核心对象是研究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典籍、思想学说或文明。被后人归到经、史、子、集各部的先秦两汉典籍是我国古代名副其实的“元典”，是我国古代悠久传 统的根和魂。中国历史上的主流传统以及反主流传统，前者如儒学，后者如道家、墨家学说等，都是在这一时期产生和定型的。后代的典籍固然浩如烟海，可在古代主流传统中，其中绝大多数著作都立足于承袭和弘扬“元典”的核心思想和价值。后人对“元典”的整理以及再整理、阐释以及再阐释、研究以及再研究等，也都应该纳入中国古典学的视野， 尽管它们说到底是捧月之众星。

古典学“元典”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们具备一般的文献学价值，而且在于它们承载着无尽的精神财富，包括对社会人生以及天人关系的洞见、哲思和智慧，对情感及精神世界的挖掘与表现，价值关怀与担当，文化、历史认知与经验，对个人外部行为及内部思维、情感的规范和协调，对人际关系与社群秩序的规范和协调，对民族文化身份的塑型和认同，安身立命之道，为文学出言谈之道，等等；正是在古典学意义上，我国新出简帛的价值得到了有力的凸显。《诗论》《五行》等新出秦汉以前的文献（从时间上说，它们大约关联着从孔子到孔门七十子以及子思子的时代），是照亮先秦学术思想史一系列巨大黑洞的光。很多极为重要的学术思想关联和轨迹在失踪千百年后，因它们而重现人间，中国古典学本体及其研究和认知被刷新被改写，令人既惊且喜。中国古典学不得不重新开始，而简帛古书的价值则仍将得到持续不断的发掘。

对中国古典学而言，古书的整理和研究，包括对其文本的校注，是必须迈过的门坎，而对简帛古书的校注尤其如此。要使简帛古书在各领域得到广泛有效的利用，高质量的校注必不可少。而且毫无疑问，并非有了出土文献，就自然而然可以获得对中国古典学本体和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新认知。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进行积极的建构。这意味着既要顺应千百年传统知识、想象和思维定势的影响，廓清层累的历史障蔽，又要在简帛古书和传世文献之间实现有效的贯通，其困难可想而知。就是说，研究传世文献不能单单就这些传世文献下工夫，研究新出古书也不能单单就这些新出古书下工夫，对于这两方面的研究来说，发掘二者间的历史关联都是不可偏离的重要基础。中国古典学必须从这里再出发，中国古典学的重大突破也必将在这里出现。

遗憾的是，学术界对新出简帛古书还弥浸着一股不分青红皂白的怀疑。说简帛古书不存在任何作伪的事实无疑是武断，可大多数简帛古书恐怕是想作伪都做不出来的， ---如果把简帛古书等同于在一批古简或几片旧帛上写一些文字，就完全偏离了事实的根本。对 于严肃的学者来说，认真研读这些古书是第一位的，如此可以避免这样一种可能，即你还 在怀疑或游移，历史却已经被大幅度改写了。

（本文节选自《简帛〈诗论〉〈五行〉疏证》序言，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