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诗歌来源于新时代的美好生活与伟大社会实践，应该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时代性，凡伟大的诗歌，必然具有鲜明的时代风貌。比如新诗革命与五四运动。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五四运动先有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则包含了新文学革命和新诗革命。新诗成为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歌经常是时代之体现，古今中外皆然。

二是人民性，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伟大的诗歌来源于人民的历史创造，最终又要接受人民的检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新中国的诗歌是发源于延安时期的，受延安风气影响。艾青感受到当时的革命氛围和时代精神，写出了一批著名的诗歌代表作，如《黎明的通知》《向太阳》《火把》《野火》《北方》《旷野》等等，他用了大量新的意象，火把、黎明、野火、太阳、吹号者，有一种新气象新面貌和新精神。新中国成立后，一些诗人自觉走向对民歌民谣的学习吸取，典型的如贺敬之的《回延安》等诗歌，就采用了“信天游”的民间叙事方式，这也是一种向人民学习、来源于人民，又服务于人民的诗歌追求。

三是主体性，弘扬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展现中国气派中国风骨。新时代诗歌要有包容性开放性，但不应该是追随依附西方现代主义的，而应该坚定文化自信，开辟中国自己的现代性诗歌道路，确立自己的诗歌标准与尺度。新时期文学也是从确立主体意识开始的，但那是一种以个人为中心的主体意识。在启蒙主义思潮影响下，自我发现、自我寻找、自我实现的价值观风靡一时，但过于强调自我，导致后来解构主义思潮的泛滥，否定传统、贬低英雄、反对崇高，直至解构一切宏大叙事，最终走向了历史虚无主义。新时代诗歌，应该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里面本身就包含了个体意识和民族意识，是建立于个体和民族基础上，又超越具体的个人和民族的。兼具思想能力和感受能力的优秀诗人，最终会将人民的主体性、民族的主体性、国家的主体性和个人的主体性融为一体，加以不断肯定不断强化和不断超越，艺术地提炼出新时代的核心价值，建构出强大的主体性精神力量，打动人心，感染世界，改变风气，影响社会。

四是创造新时代美学典范。广大诗人应该投身历史巨变，在美好生活和伟大的社会实践中，发现和创造新意象新形象。诗歌是一种塑造形象的艺术，艺术以形象感人，只有典型形象才能深入人心，永久流传。我们这个时代恰恰是一个新意象新形象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时代，新的经验、新的感受与全新的视野,以一种加速度的形式在迅速产生着。复兴征程、模范英雄、智能机器、青山绿水、精准扶贫……都将给诗人带来新的灵感和冲击力，激起诗性的书写愿望；而伴随全球化网络化，“一带一路”、海洋世纪、共享经济、航天探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将加快人类前进的步伐，促进中西大融合，放大人们的想象力，激发新的理想信念、奋斗精神和创造力，进而催生出新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价值，带来新的美学观念和美学形式。这将是一个新的美学开疆拓土的时代，可以既葆有中国特色本土根底，又具有全球开阔视野和胸怀，这是一个将创造出全新美学方式与生活意义的新时代。

（摘编自李少君《新时代诗歌应该把握的四个向度》）

材料一：

茶最初是作为药用进入人类社会的，但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有茶，在考古学对茶叶、茶器等尚无新的发现以前，还不能提供出具体的年代来。可以肯定的是，自开始有茶起，直到战国时代以前的很长时期内，有茶的地方还仅限于茶树原产地的西南地区。当然，在这个期间内，西南地区中巴蜀一带的茶，曾以“贡品”的形式，进入到中原地区。到了战国时代，七雄并起，战事频繁，茶才由茶树原产地的四川、贵州、云南等省经由水路和陆路先后传入后来的产茶地区。不过，还应指出的是，在战国或秦代以前，基本上仍是茶的药用时期，因此，《六之饮》^[注]中把晏婴所处的春秋时代以及这个时代以前的周公时代，并上溯到神农氏时代，都作为茶的饮用时期，这是没有科学根据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陆羽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的根据，是神农氏撰有《食经》，其中曾提到饮茶。实际上，古代人往往汇录议论性质相关的文字成书，而用一位思想或行事与此议论相称的古人题名，由于神农氏是传说中的农业和医药方面的创始者，所以就把《食经》托为神农氏所撰。陆羽据此而把神农氏说成是饮茶的创始人，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茶由药用时期发展为饮用时期，是在战国或秦代以后，因而《六之饮》中举出司马相如和扬雄，认为他们是汉代有着饮茶风尚的人，是合乎历史事实的。三国以后的两晋时代，《六之饮》中举出了饮茶的刘琨、张载、陆纳、谢安、左思等五人，另再参照《七之事》中所引的史料，也以两晋时代的为多，说明两晋时代已是一个饮茶风尚迅速普及的时代；到了唐代，饮茶之风大盛，并进而说明有不少地方已形成了“比屋之饮”，这也是合乎历史事实的。但是，从《七之事》中所引的史料来分析，在两晋时代，南方的饮茶风尚已较北方为盛，而陆羽并未就此加以阐述，同时，他也未参照《七之事》中所引史料，在《六之饮》中举出南北朝时代有着饮茶风尚的人，这都不能不说是《茶经》中的不足之处。

由此可知，《六之饮》所说的唐代以及唐代以前的这段饮茶历史，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为了指出这段饮茶历史中的关键性史实，这里要加以补充的有两件事。一是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曾有“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之句，这说明自公元前316年以后，四川的饮茶风尚已开始向陕西进而向中原地带传播。二是晋代以后的南北朝前期，南方的饮茶风尚仍较北方为盛。如北朝西魏杨街之在所著《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报德寺》中，述及北魏有些人鄙薄地把茶称为“酪奴”，并说“自是朝贵宴会，虽设茗饮，皆耻不复食，惟江表，残民远来降者好之。”所谓好，即是喜好饮茶。

（摘编自吴觉农《茶经述评》）

材料二：

由于交通与通讯技术都十分落后，因此僧侣求学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茶文化的传播。我国茶文化依赖这种人际传播形式，在日本、朝鲜等邻邦得到了普及，而这些国家也则通过将我国茶文化与自身本土文化相融合，创造了独具民族文化特色的茶文化体系。另外，人口迁移在我国茶文化传播中也发挥出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茶文化的国内传播来看，西晋迁都导致茶文化中心南移的现象展现出了人口迁移在茶文化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从茶文化的国外传播来看，广州、福建等茶文化发展繁盛的地区所出现的劳动力输出等现象，也推动着我国茶文化向东南亚国家的传播。

茶专著、茶文学的流通，则在我国茶文化的国内传播与对外传播中发挥出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如陆羽所创作的《茶经》作为世界上最早的茶文化典籍，不仅在我国国内的茶文化普及过程中具有较高的影响力，而且也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直至今日，已经被翻译为多个版本的《茶经》仍旧在中外茶文化交流中持续做出着贡献。与此同时，许多国外茶文化爱好者也在对我国茶文化做出了解的基础上，通过创作专著的形式推动着我国茶文化的海外传播，如日本荣西法师在结束中国之行之后，创作了《吃茶养生记》这一日本第一部与茶文化相关的著作，这部著作在日本社会的茶文化普及过程中彰显出了重要价值。

事实上，当茶叶作为一种商品进行流通时，在此基础之上的跨区域传播就已经出现。从这种模式的表现形式来看，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跨区域传播途径包括汉朝时期出现的丝绸之路、唐宋时期出现的茶马古道。基于这种形式的茶文化传播，让我国茶叶与茶文化在国内的影响力得到了迅速的提升，并且在我国茶文化向西方国家、东南亚地区传播的过程中展现出了不可替代的价值。

（摘编自栾著《浅谈茶文化的传播途径及历史演变过程》）

宋代，许多家训的作者认识到社会环境、朋友品行对子弟成长有重要的影响，因此，他们在家教中往往会给子孙一些交友的建议。

其一，要注意选择朋友。朱熹告诫其子“交游之间，尤当审择，虽是同学，亦不可无亲疏之辨”，并提出交友的标准：“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过者，益友也；其谄谀轻薄，傲慢亵狎，导人为恶者，损友也。”叶梦得也主张：“择交每务简静，无求于事，令则自然不入是非毁誉之境，所以游者，皆善人端士，彼亦自爱己防患，则是非毁誉之言亦不到汝耳。”

其二，交友要严己宽人。袁采在《袁氏世范》中说：“与人交游，若常见其短，而不见其长，则时日不可同处；若常念其长，而不顾其短，虽终身与之交游可也。”范纯仁经常劝诫子弟以责己严待友宽的态度对待朋友：“尔曹但常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圣贤地位。”

其三，交友要平等相待。袁采强调无论朋友富贵贫贱，都要同样对待：“见有资财有官职者，则礼恭而心敬，资财愈多，官职愈高，则恭敬又加焉。至视贫者贱者，则礼傲而心慢，曾不少顾恤。殊不知彼之富贵，非吾之荣，彼之贫贱，非我之辱，何用高下分别如此。”陆游也教导子孙，对待朋友，无论其地位贵贱，还是交情厚薄，都要谦逊有礼：“人士有于吾辈行同者，虽位有贵贱，交有厚薄，汝辈见之，当极恭逊。己虽高官，亦当力请居其下。”朱熹主张，即使在日常生活中，言谈举止、待人接物也要谦恭有礼：“居处须是居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语须要谛当，不得嘻笑喧哗。凡事谦恭，不得尚气凌人，自取耻辱。”

综观宋代家教中的官德教育，确实对造就一批爱国恤民、清廉勤政、公正不阿的官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时代的局限，宋代官德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存在封建官场中的一些糟粕，如明哲保身、官官相护等。对此，应该客观分析，辩证看待，汲取其精华，更好地发扬优良家风传统，推进新时代家风建设。

首先，要坚持把家风建设作为党员干部的必修课。宋代明智的士大夫都通过言传身教，对子孙提出明确要求，营造良好的家风。家风好，则族风好、民风好、国风好。领导干部的家风对社会风气有着重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引导和示范作用。对领导干部而言，良好家风既是砥砺品行的“磨刀石”，又是抵御贪腐的无形“防火墙”。

其次，要始终把严于修身作为家庭教育的根本要求。宋代官德教育思想中非常强调修身律己、淡泊自持，慎于交友。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遵循这么一条古训：“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严于修身乃做人之本、从政之基、成功之道，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一贯要求，因此在家庭的官德教育中，必须把严于修身作为根本要求。

再次，要注重把职业道德教育作为子女教育的重要内容。宋代官德教育思想中突出强调为民、公正和清廉，不仅体现了封建士大夫的为官之道，也反映了他们对职业道德的理解。古语道，“才为德之资，德为才之帅”。德与才，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相比而言，才不够，可以学；德不行，很难补。要做官，先做人；要立业，先立德。因此，在家庭教育中要树立“以德为先”的培养理念，把职业道德的要求融入到家庭生活中去，着力营造重德、尚德、修德的家庭氛围。

（摘编自宋建晓《宋代家教中的官德教育思想及其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