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球经济总量中的60%来自港口海湾地带，湾区的概念由此而来。一般来说，湾区都需具备高度发达开放的经济、突出的海洋特征、优质的生活环境、集聚的创新资源以及区域内部高度融合等要素。例如美国的纽约和旧金山两大湾区，以只占全国0.4%的土地，承载了美国约十分之一的人口，创造了国内六分之一的GDP，分布着50余家世界五百强企业，以及“硅谷”等世界科技创新高地。早在2015年，我国粤港澳大湾区经济规模就达1.36万亿美元，港口集装箱年吞吐量超过6500万标箱，机场旅客年吞吐量达1.75亿人次，已经形成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的产业体系。是亚太地区最具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地方。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这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陈云贤《新格局新引擎》）

粤港澳大湾区要赶上国际一流湾区，需要做好创新引领工作。比如寻求大数据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利用大数据改造传统动能，培育新动能，这也都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另外，要把治理规则的制定提上日程。新的技术、新的产业、新的经济发展模式都需要有科学的治理规则和标准。要加快各个新业态、新行业的标准制定，否则必然产生野蛮生长现象。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需要新科技，也需要新的生产标准，更需要新的市场规则，粤港澳大湾区离不开新标准、新规则的制定。

（《2017湾区经济发展国际论坛观点集萃》，《光明日报》2017年11月27日）

湾区是当今国际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以其开放性吸引着无数创业者和投资者，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动力源。通过粤港澳大湾区，民营企业可更好灺对接海外先进技术、人才，增强有效供给。同时，国内企业也可以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开拓“一带一路”市场，加速“走出去”。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难点，在于提高协调能力与形成合作机制。要有效地促进各方相互合作，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规划与建设等可以先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王珺说。对于涵盖了9市和两个特别行政区的粤港澳大湾区而言，推动多方形成合力瞄准共同利益寻找增量，形成一套有效的协调机制，是题中应有之义。

广东财经大学副校长邹新月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内各个城市的金融发展水平不一，要根据各自特长来发展特色经济。他建议，深圳可以参照旧金山的做法，主打科技金融，而广州最适合打造商贸中心和服务创新中心，建立债券交易平台和贸易平台，对整个湾区的金融资源进行优势补充。

（《83个关键词，寄语大湾区》）

别了，不列颠尼亚

①在香港飘扬了一百五十多年的英国米字旗最后一次在这里降落后，接载查尔斯王子和离任港督彭定康回国的英国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驶离维多利亚港湾——这是英国撤离香港的最后时刻。

②英国的告别仪式是30日下午在港岛半山上的港督府拉开序幕的。在蒙蒙细雨中，末任港督告别了这个曾居住了二十五任港督的庭院。

③4点30分，面色凝重的彭定康注视着港督旗帜在“日落余音”的号角声中降下旗杆。根据传统，每一位港督离任时，都举行降旗仪式。但这一次不同：永远都不会再有港督旗帜从这里升起了。4时40分，代表英国女王统治了香港五年的彭定康登上带有皇家标记的黑色“劳斯莱斯”，最后一次离开了港督府。

④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港督府于1885年建成，在以后的近一个半世纪中，包括彭定康在内的许多港督曾对其进行过大规模改建、扩建和装修。随着末代港督的离去，这座古典风格的白色建筑成为历史的陈迹。

⑤晚6时15分，象征英国管治结束的告别仪式在距离驻港英军总部不远的添马舰军营东面举行。停泊在港湾中的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和临近大厦上悬挂的巨幅紫荆花图案，恰好构成这个“日落仪式”的背景。

⑥此时，雨越下越大。查尔斯王子在雨中宣读英国女王赠言说：“英国国旗就要降下，中国国旗将飘扬于香港上空。一百五十多年的英国管治即将告终。”

⑦7点45分，广场上灯火渐暗，开始了当天港岛上的第二次降旗仪式。一百五十六年前，一个叫爱德华·贝尔彻的英国舰长带领士兵占领了港岛，在这里升起了英国国旗；今天，另一名英国海军士兵在“威尔士亲王”军营旁的这个地方降下了米字旗。

⑧当然，最为世人瞩目的是子夜时分中英香港交接仪式上的易帜。在1997年6月30日的最后一分钟，米字旗在香港最后一次降下，英国对香港长达一个半世纪的统治宣告终结。

⑨在新的一天来临的第一分钟，五星红旗伴着《义勇军进行曲》冉冉升起，中国从此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与此同时，五星红旗在英军添马舰营区升起，两分钟前，“威尔士亲王”军营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开始接管香港防务。

⑩零点40分，刚刚参加了交接仪式的查尔斯王子和第28任港督彭定康登上“不列颠尼亚”号的甲板。在英国军舰“漆咸”号及悬挂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的香港水警汽艇护卫下，将于1997年年底退役的“不列颠尼亚”号很快消失在南海的夜幕中。

⑪从1841年1月26日英国远征军第一次将米字旗插上海岛，至1997年7月l日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一共过去了一百五十六年五个月零四天。大英帝国从海上来，又从海上去。

新华社香港1997年7月1日电

①那些所谓的1848年革命，只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事件，是欧洲社会干硬外壳上的一些细小的裂口和缝隙。但是它们却暴露出了外壳下面的一个无底深渊。在看来似乎坚硬的外表下面，现出了一片汪洋大海，只要它动荡起来，就能把由坚硬岩石构成的大陆撞得粉碎。它们吵吵嚷嚷、模模糊糊地宣布了无产阶级解放这个十九世纪的秘密，十九世纪革命的秘密。

②的确，这个社会革命并不是1848年发明出来的新东西。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但是，尽管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大气把两万磅重的压力加在每一个人身上，你们可感觉得到吗？同样，欧洲社会在1848年以前也没有感觉到从四面八方包围着它、压抑着它的革命气氛。

③这里有一件可以作为我们十九世纪特征的伟大事实，一件任何政党都不敢否认的事实。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象，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

④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有些党派可能为此痛哭流涕；另一些党派可能为了要摆脱现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现代技术；还有一些党派可能以为工业上如此巨大的进步要以政治上同样巨大的倒退来补充。可是我们不会认错那个经常在这一切矛盾中出现的狡狯的精灵。我们知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工人也同机器本身一样，是现代的产物。在那些使资产阶级、贵族和可怜的倒退预言家惊慌失措的现象当中，我们认出了我们的勇敢的朋友、好人儿罗宾，这个会迅速刨土的老田鼠、光荣的工兵——革命。英国工人是现代工业的头一个产儿。他们在支援这种工业所引起的社会革命方面肯定是不会落在最后的，这种革命意味着他们的本阶级在全世界的解放，这种革命同资本的统治和雇佣奴役制具有同样的普遍性质。我知道英国工人阶级从上一世纪中叶以来进行了多么英勇的斗争，这些斗争只是因为资产阶级历史家把它们掩盖起来和隐瞒不说才不为世人所熟悉。为了报复统治阶级的罪行，在中世纪的德国曾有过一种叫作“菲默法庭”的秘密法庭。如果某一所房子画上了一个红十字，大家就知道，这所房子的主人受到了“菲默法庭”的判决。现在，欧洲所有的房子都画上了神秘的红十字。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

(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

材料一

12月26日，国家统计局网站首次公布了2016年度各省份绿色发展指数和公众满意程度。专家认为这对于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引导各地区各部门树立正确发展观和政绩观意义重大。

绿色发展指数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测量仪”。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如何，需要“一把尺子”来衡量。2016年，中办、国办印发《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明确我国将对各省、区、市实行年度评价、五年考核机制，以考核结果作为党政领导综合考核评价、干部奖惩任免的重要依据。

绿色发展指数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指示器”。纷繁的数据背后，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三大指向清晰可见：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更平衡。“排名靠前的省份有各自存在的‘短板’，靠后的省份也有部分领先的指标，需要扬长补短。”李晓西说，指数的比较研究能够正确指出绿色发展的着力点，为决策者评价政策效果提供参考依据，这是“从让我干到我会干”的一个重要指南。

推进环境治理打好持久战。专家分析，治理指数重点反映地方政府在污染防治和环境治理方面开展的工作；而质量指数重点反映大气、水、土壤和海洋的环境质量状况，既与当地的环境治理工作进展情况有关，也与当地的气候、自然条件、产业结构等因素有关。

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的公众“获得感”。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地区绿色发展指数和公众满意程度排名的落差较大。例如，北京、上海分别为绿色发展指数排名第一和第四，其公众满意程度排名为例数第二和倒数第九。

(摘编自《人民政协报》《各省份绿色发展指数大排名》

材料二

2016年度17市绿色发展总指数及分类指数

(摘编自《大众日报》

材料三

近日，国家发改委印发的《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是促进绿色发展政策措施的一项重大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可积极促进能源外部成本内部化。建立高效的能源经济体系，平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是中国宏观经济中长期发展始终面临的重大命题。完善能源价格形成机制，使能源价格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治理成本，有利于促进能源外部成本内部化，纠正能源负外部性，更好地平衡协调“清洁低碳、可靠供应、价格可承受”三方面关系。

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可将生态环境成本纳入经济运行成本。我国生态环境脆弱、资源相对稀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污水、雾霾、垃圾等突出环境问题，成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障碍。恰当的经济政策应当是通过合理的机制设计，将负的外部性内部化，将生态环境成本纳入经济运行成本，使生产者、消费者为能源资源消耗、污染排放“付费”。

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可发挥价格杠杆作用引导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居民生活改善，更多的是结构变化。全面实现绿色发展，最重要的是改善结构，提高低碳、清洁、绿色的生产生活方式比重，压低高碳、高污染、高能耗的生产生活方式比重。

价格机制并不是万能的，在实施过程中还会与其他政策发生冲突与矛盾。只有加强价格机制创新与推动绿色发展的其他机制的协调合作，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政策的总体效应。

(摘编自《经济日报》，《绿色发展价格机制：促进绿色发展政策措施的重大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