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三星堆是古蜀先民创建的古蜀国都邑，属于古蜀文化遗址。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指出：“古蜀国的文化究竟是独立发展的，它与中原文化的融合是战国以来的事。”这一看法与考古发现大体吻合。

上古蜀地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域。三星堆青铜器最引人注目的器类首推其大量的青铜造像群，包括各式人面像、兽面像、面具和世界上最大的青铜立人像。据研究，这些都是供奉和使用于蜀王宗庙里的重器，在古代东亚绝无仅有，与中原文化的传统明显不同。鱼凫王朝以金杖作为王权的标志，也与夏商周三代的九鼎之制不合。这些都说明蜀国的礼制、文化和中原王朝明显不同，而礼制是古代政治共同体最突出的文化表征。正因为如此，直到战国晚期秦灭巴蜀时，蜀仍然被华夏地区视为“西辟之国，而戎狄之长也。”而先秦时期戎狄蛮夷与华夏之别，非在人种的差异，惟在文化的不同。看来正是由于这种差异，成书于西汉晚期的《蜀王本纪》也说先秦蜀地“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此条记载应属几百年以后对先秦蜀地文化不同于华夏的模糊追忆。此种深远的历史记忆，加以古代交通的艰险，遂使李白发出了“不与秦塞通人烟”的浩叹。

不过，如以为地理的阻隔遂使蜀文化与中原素无往来，也是误解。姑且不谈甲骨文中关于蜀的有争议的记载，三星堆文物也为我们提供了蜀地与中原及周邻地区间文化因素相互流动的见证。如遗址中出土的陶盉，就应是来自最早大量使用这种陶器的二里头文化。三星堆大量出土的玉璋，也应与二里头有联系。三星堆出土的三脚型炊器，也非本地固有。此外，“祭祀坑”中出土的青铜尊罍，器形制也属于中原文化类型，据研究，可能是经由长江中游辗转传来。与三星堆近邻的彭且竹瓦街，也两度出土这类窖藏铜器。当然，三星堆文化自有一套代表自身特色的主流器物群，而上述器物除极个别外，基本上都是出自本地工匠之手，并且在制造、流传和使用过程中逐渐渗入蜀文化的因素而有相应变化，但作为外来文化影响的体现，已足以表明，绝对封闭的文化是不存在的。从《尚书》《逸周书》《左传》《战国策》《史记》《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等传世文献可知，蜀地对外的联系，商周时期仅有零星记载，到春秋战国时期已逐渐增多，尤其与楚、秦二国地域相接，交往互动，总的说来是受到楚秦强大以后的相继挤压，在战国晚期并于强秦，经秦汉终至融入了华夏，成为中华古代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古蜀文明是中国商代青铜文明当中非常有特色的分支，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文化面貌，这就像一个花园中百花齐放、千姿百态，共同构成了青铜时代的中华文明。”

（摘编自《三星堆发掘的学术贡献》）

材料二：

记者：三星堆遗址被发现以来，就引起了世界考古界高度关注。它有多重要？

高大伦：三星堆遗址不仅在中国考古界，在世界范围内都非常重要，它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古文明的认识，也拓展了人们对世界古文明的看法。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当年实地考察了三星堆遗址和两个已发现的祭祀坑后，激动地说，这个发现一点都不逊于安阳殷墟，在世界考古史上的地位堪比特洛伊、尼尼微古城的发现。

记者：光明日报官微发起的小调查结果显示，网友对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很感兴趣。

高大伦：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不但数量多，还不乏体量硕大、造型奇异、工艺复杂的器物。比如有整个青铜时代最高的立人像，高2.62米；有青铜时代最高最大的青铜神树，高3.95米。这些青铜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古蜀人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物化反映。

记者：很多人都在关注，三星堆为什么尚未发现文字？

高大伦：我们不妨反过来思考：三星堆为什么必须有自己的文字？以周为例，其当盟主时，文明发达程度应强于蜀。但周人并未另创文字，周文明显然使用了商的全套文字系统。

我大胆推测：三星堆如果有文字，极可能会是在新发现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上所铸商系统的铭文或族徽。这样说的依据是，20世纪80年代，广汉文管所曾收集到一件出自三星堆遗址的商代青铜觚形尊，在其底部圈足内有一“潜”字。退一步说，若真在祭祀坑里发现了与春秋后出现的所谓巴蜀文字相同的符号，如果没有同时写有商系统的文字，我们也很难破译这些符号，甚至难以断定它究竟是不是文字。

记者：三星堆遗址在长江文明中处于何种地位？

高大伦：长江文明是考古学界特别是长江流域考古人几十年探索的重要成果。20世纪60年代以前，大家都认为中华文明摇篮在中原。20世纪70年代后，长江流域也有古老文明渐成学界共识。但是，与中原古文明以河南为中心不同，长江文明中心在不同时段有所转移。准确表述应为：三星堆是商晚期（3300年前，以三星堆祭祀坑为代表）到周早期（2800年前，以金沙遗址为代表）的长江文明中心。

总之，以三星堆为代表的中原周边地区，在夏商时期加快了与中原文明融合的步伐。夏商文明强烈辐射周边，推动了周边地区的社会发展进程；周边文化也滋养着夏商，使以中原为主体的夏商文明更加丰富多彩。三星堆的发现，更加彰显了中华古文明多元一体的特质，是中华古文明充满活力、长盛不衰的秘密之所在。

（摘编《三星堆，一枚古蜀文明的“时空胶囊”》）

材料一：

意境是指诗人的主观情意与客观物境互相交融而形成的，足以使读者沉浸其中的想象世界。但是，所谓主观情意与客观物境的交融，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情景交融或意境相加。意与境交融之后所生成的这个“意境”是一个新的生命，不明白这一点，就很难讨论关于意境的其他问题了。

若论境与象的关系，首先应当承认境生于象，没有象就没有境。刘禹锡所谓“境生于象外”常被人引用和发挥。刘禹锡虽然说“境生于象外”，但也不否认这一点。细读其《董氏武陵集纪》全文，其中有一段话称赞董铤的诗：“心源为炉，笔端为炭，锻炼元本，雕若群形，纠纷舛错，逐意奔走。”可见刘禹锡也十分重视象的摄取与加工。境生于象只说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境超乎象。由象生成的境，并不是一个个象的和，而是一种新的质。意境超出于具体的象之上，也就超越了具体的时间与空间，而有了更大的自由，更多的想象余地。杜甫登上高高的慈恩寺塔，“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借用这两句诗可以说明超乎象而进入境的情况。没有大地就没有飞升的起点，但不飞离地面也不能进入意境。

所谓境超乎象，并不意味着意境的形成必须借助意象的比喻、象征、暗示作用。的确，英美意象派所讲的意象多指那些具有比喻、象征、暗示作用的艺术形象，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松、菊、香草、美人，庶几近之。但中国一向对意象的理解却不限于此，那种具有比喻、象征、暗示作用的意象也不很普遍。只要是熟悉中国诗歌的人都知道，意境的形成不一定要靠比喻、象征和暗示。诸如：“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以上这些最见意境的诗句都不是靠比喻、象征、暗示形成的，把英美意象派所讲的意象硬搬过来套在中国传统诗歌的意境上，总显得不那么合身。

总之，境与象的关系全面而确切的表述应该是：境生于象而超乎象。意象是形成意境的材料，意境是意象组合之后的升华。

（选自袁行霈《境与象》）

材料二：

诗歌意境，从表现对象分，有“物意境”“事意境”“情意境”“理意境”。

所谓“物意境”，也叫“物境”，就是以“物”为表现对象的审美意境。山水诗、咏物诗、山水画、花鸟画中多有此类意境。“物境”具有令人身临其境的“形似”的审美特点。如：“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桃花春水渌，水上鸳鸯浴。”这些都是“物境”名句，一个个逼真如画，历历在目，令人有“处身于境”、目悦神怡之美感。

所谓“事意境”，也叫“事境”，就是以事为表现对象的审美意境。叙事诗、咏史诗和写人诗中多有此类意境，此外古典戏曲、小说和散文中也往往有此类佳作。事境有大有小，有时一句诗就是一个事境，如“少小离家老大回”“风雪夜归人”“落花时节又逢君”；有时一首诗是一个事境，如《孔雀东南飞》《长恨歌》和《卖炭翁》。事境的审美特点是“近”，贴近生活，真实可信，所以才能获得“亲切不泛”的美感享受。

所谓“情意境”，也叫“情境”，就是以“情”为表现对象的审美意境。抒情诗、抒情小赋、抒情散文和音乐、戏曲中多有此类意境。在古典诗歌中，有直打其情成境者。如赵嘏《忆山阳》：“折柳城边起暮愁，可怜春色独怀忧，伤心正叹人间事，回首多惭江上鸥。”金圣叹评云：“看他四七二十八字，中间杂用‘愁’字、‘怜’字、‘忧’字、‘伤’字、‘叹’字、‘惭’字，凡若干悲苦字成诗，知先生怀忧，真有甚深者也？”但更多的是借景抒情而成境者。如汉乐府《西洲曲》：“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又如苏轼《水龙吟》：“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李白是写情境的圣手，他有许多这方面的名句，诸如“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在李白笔下，风、水、月皆成为情的化身，而又是那样亲切自然，尽情尽理，真是大家风范。

所谓“理意境”，也叫“理境”，就是以“理”为表现对象的审美意境。如果说“情境”的审美特点是求“美”的话，那么“理境”的审美特点则是求“真”。玄言诗、哲理诗、议论散文、寓言、写意画中多有此类意境。如“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这些都是直言其理的名句，还有借景言理的，如崔颢《黄鹤楼》一诗，金圣叹评云：“他何曾是作诗，直是直上直下放眼恣看，看见道理却是如此。”什么“道理”呢？就是“黄鹤”飞了，“昔人”去了，甚至他们早都死了，而“楼”还存在着。生命是有限的，空的，只有“楼”是无限的，实的。所以，感叹生命无常、人生短暂，便是这首诗的道理。这些道理是通过昔人、黄鹤、楼、白云、此地、千载等时空意象表现出来的。前者所举名句，或理，或意，都浸泡在浓郁的感情里；后者所举的“道理”则隐含在意象之中。所以朱光潜先生说：“诗有说理的，但是它的“理”融化在赤热的情感和灿烂的意象之中，它绝不说抽象地未受情感饱和的理。”

（选自古风《意境探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