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家国天下是中华文化无论走向何方都割舍不了的道德前提和伦理情结。它指涉三种伦理实体：家是本源而直接的伦理实体，是最小的共同体；天下是普遍而抽象的伦理实体，是最大的共同体；国作为现实的伦理实体，既是家的扩展，又关联着天下之想象。家国天下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道德诠释的中心，它使中国人在不同的实践境域中，无论是作为家人、国人还是作为天下人，都与其所在的世界结成唇齿相依的关联。

中华文化中各种共同体的道德前提离不开家国天下的伦理情结。以此观家、观国、观天下，就是用一种关联性思维把个体与整体相贯通的家国天下的伦理观。用这种伦理观看待家国天下，则一切共同体都是相互关联的命运共同体。从家国天下到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延展看，中华文化作为世界文明体系的一部分，内蕴着一种走向世界的伦理情结，并由此预设了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精神轨迹。

共同体的想象是中华文化礼治德治之本和文明教化之根。它从历史深处走来，构成了中华文化将个人命运与共同体整体命运相融贯的伦理型文化特质。中华文化的根脉深植于共同体之中。所谓家国同构，移家为国，移孝为忠，进而在家国之上，扩展为一种公天下的世界意识。这使中国人的世界观或天下观成为一种本于家国同时又大于家国或高于家国的世界意识，使得中国人的价值观内蕴着一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自觉。

（摘编自田海平《从家国天下到命运共同体》）

材料二：

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指向“天下情怀”。在谈到“天下”的时候，中国古代总是将它和“公”与“太平”联系在一起，表现出非常可贵的平等、友爱、和平理念。《老子》说：“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认为只有以天下为怀，其德才能称得上“普”。《管子》云：“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他的意思是，处理不同的事，要有不同的胸怀，处理天下事，要有天下胸怀。《礼记》引录孔子的话——“天下为公”。“公”可以理解为公正、公平、合理，强调人与人之间、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诸侯国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相处，要友爱，要互利，要公平。

宋代大儒张载则提出“为万世开太平”。天下太平是天下公平基础上的提升。“太平”有两个意义：一是人与自然之间和谐，这中间含有生态平衡的意思；二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由于“太平”概念视界阔大，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主要指国与国之间的友好相处，这种友好相处就是没有战争。张载提出的“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提出了“太平”的理念，而在于这一理念认为，这种太平不能只是一时的，而应是“万世”的。换句话说，张载要的是永久的太平。这万世的太平、永久的太平如何来？张载提出“开”这一重要理念。既然是“开”，就不能靠等，靠恩赐，事实是太平等不来，也没有谁能恩赐。“开”，就是开拓、开发、开创。它需要最大的努力、最高的智慧，必要时也会有最大的牺牲。

家国情怀以及家国情怀的放大版——天下情怀，是中华美学精神的内核。这一精神在范仲淹的名文《岳阳楼记》里得到彰显。在同一个时期，张载倡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曾让张载师事之的范仲淹则高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由于种种原因，张载、范仲淹的愿望也都只能体现在有限的实践中，而绝大部分只是作为一种梦想而存在。

然而，在今天，时代不同了。中华民族遇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历史机遇。振兴中华不再只是梦，而是正在真正化为现实。在举国上下都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砥砺奋斗的今天，我们的诗人、作家、艺术家、美学家是不是应该有不负时代的新作为新创造呢？回答无疑是肯定的。

（摘编自陈望衡《中国美学的“家国情怀”》）

材料三：

家族观念基于血缘的原初信赖关系，安土重迁的中国农耕文明进一步充实了家族的机能。人伦情感亦因血缘而来，在情感依托的层面上，家的意义超越任何经济的“成本——收益”分析。现代社会主张的公共精神与家庭伦理的建设并不矛盾。正如搬用熟人社会的伦理原则到陌生人社会是不合理的，反过来将陌生人社会的规则搬用到家庭也是不合理的。关键是如何能够在不同的关系当中正确切换。在现代化生产和协作上依照公共理性、法制精神；在家庭与私人领域，弘扬孝悌之道，忠恕相待，爱敬相与。这要求对家庭伦理和孝道进行理性的阐发和合理的引导，使得家庭伦理与公共理性彼此呼应。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家与国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家是社会的细胞，国是维护家的外部屏障，家国的良性互动与发展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协调。儒家家国天下的教化传统塑造了中国人的内在人格与精神世界，《中庸》的“修齐治平”深入到一代代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内化为热爱祖国与家园的担当精神。在今天，心怀家国天下便是个体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与忧患意识，是主动追求民族统一、国富民强的精神，也是国家认同感和责任意识的来源。

（摘编自金香花《“家国天下”观念的历史形成及其现代意义》）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所谓“世界文学”，其实是关于你我究竟应该读什么、怎样读的问题。也就是说，读者在刚接触世界文学时不要把自己束缚在某个书单上，强迫自己“非要看完”某些作品，而应尽可能地让自己沉浸在感兴趣的作品中。随着阅读的深入，你会发现，能够引起自己阅读兴趣的下一部作品已了然于心。这样一来，你的阅读视野开始真正面向世界。

第一，多读古典文学作品。古典文学作品，经历了时间考验，不仅流传至今，而且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其中很多作品具有突出的现代性，能够引起现代读者的共鸣。

第二，优秀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古典作品，多具有多层次和多义性，应该用多种方法阅读。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具有某种多义性。《罪与罚》讲述的是一个叫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年轻人杀害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的故事，如果读者把重点放在犯罪和刑侦的情节中，就可以把它当作一部犯罪小说来阅读；如果将重点放在作品的其他方面，这个作品就既可以是“都市小说”，又可以是“社会风俗小说”，还可以看作是“心理小说”或“宗教小说”，甚至是一部“思想小说”。其实，优秀的文学作品都非常善于表现多层次的复杂内容。

第三，不同的年龄要读不同的书，但必须从小读书，古典文学作品更要反复研读。年龄不同，对作品的解读就会不同，因此读书要选择适合其年龄的书籍。古典作品需要反复研读。因为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有一个显著特征——常读常新，当你尝试再次阅读时，就会发现它不同的一面和别样的精彩。所以，对于这些作品不要以为读一遍就看懂了，就束之高阁。

（摘编自沼野充义《东大教授世界文学讲义》）

材料二：

中国古代文人关于阅读方法的讨论由来已久。“好读书，不求甚解”被后人视为陶渊明关于读书方法的主张，也多用来解释泛读。“不求甚解”的读书方法与扬雄“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诸葛亮“观其大略”一脉相承。宋人陆九渊也有类似观点，“读书不必穷索，平易读之，识其可识者，久将自明，勿耻不知”。不在字句的解释上过分深究的“泛读”方法，已成为我国传统的阅读方法之一。

朱熹对此多有质疑，他认为“泛观博取，不若熟读而精思”。又说“今人读书，务广而不求精，是以刻苦者迫切而无从容之乐，平易者泛滥而无精约之功”。他强调读书方法在“熟读精思”。“熟读”要能做到“熟读成诵”，这是“精思”的前提；“精思”应到“文字里面猛滚一番”，在文字不通的地方下死功夫，做到从无疑到有疑再到无疑，直至融会贯通，这便是“精读”。

宋以前，我国传统的阅读方法大多散存于文人的各类著述当中。宋人张洪把朱熹有关读书的言论整理成集，即《朱子读书法》。元、明、清时这类著述屡见不鲜，如元代程端礼的《读书分年日程》，明代胡承诺的《读书说》，清代魏际瑞的《读书法》等。当时对“治学”“读书”“阅读”并没有区分，很多论“读书法”的著述，实则是论“治学法”，多是在论“治学之法”时兼及“阅读之法”。张洪将朱熹的读书法“撮其枢要，厘为六条”——“曰循序渐进，曰熟读精思，曰虚心涵泳，曰切己体察，曰著紧用力，曰居敬持志”。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读书方法有的应归于阅读态度或习惯，如“著紧用力”“居敬持志”。

中国古代文人的阅读范围，主要是《诗》《书》等经典、诸子及史籍，由于内容深湛，当然需要仔细揣摩。但对于浩如烟海的集部著作，泛观才能博取，也是应有之义。近代以来，随着纸质媒介的普及，阅读内容大大扩展。近现代有不少专门论及读书法的著作，虽然大多是谈论如何治学或如何阅读整本书，但也有不少明确提出了具体的阅读方法。比如：陈莘《读书法》提出了精读、粗读、熟读。

晚清至1949年期间关于阅读方法的著述，较有代表性的是马雪瑞的《读书法》。该书中的“读书”是指狭义的阅读书籍，不再是泛指“治学”。作者也认为读书方法有“精读”“阅读”（即泛读）两种，但他没有像朱熹一样将二者对立起来，认为“精读和阅读，是读书方法的两个方式，须双方兼顾，不能偏废的”。马雪瑞提出长短不同的阅读材料应当采用不同的阅读方法，这是值得肯定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但他认为“精读”适用于短篇文章，“阅读”适用于长篇文章，这显然过于绝对化。在我国近现代阅读史上，阅读材料的最大变化就是时效性强、信息量大的报刊杂志的出现。相对“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报刊杂志最大的特点就是时效性强，信息量大。报刊杂志的大量涌现，必然导致人们阅读方法的改变。近代主张“浏览”“速读”的阅读方法，是阅读材料发生变化的必然。今天，除了传统的纸质媒介外，各种电子阅读媒介花样迭出，且不断更新，阅读方法也需跟进。

（摘编自靳彤《中国文人阅读方法的演进》）

材料一：

常有人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而且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其实这个对称的说法并不很清楚。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说法律本身能统治，能维持社会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还得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

人治和法治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人治是法治的对面，意思应当是“不依法律的统治”了。统治如果是指社会秩序的维持，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社会的秩序可以不必靠什么力量就可以维持，人和人的关系可以不根据什么规定而自行配合的。如果不根据法律，根据什么呢？望文生义地说来，人治好像是指有权力的人任凭一己的好恶来规定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的意思。我很怀疑这种“人治”是可能发生的。

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

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当然，并不是说乡土社会是“无法无天”，或者说“无需规律”。的确有些人这样想过。返璞归真的老子觉得只要把社区的范围缩小，在鸡犬相闻而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社会里，社会秩序无需外力来维持，单凭每个人的本能或良知，就能相安无事了。这种想法也并不限于老子。就是现在，全世界的经济已密切相关到成为一体时，美国还有大多数人信奉着古典经济学里的自由竞争的理想，认为在自由竞争下，冥冥之中，自有一双看不见的手，会为人们理出一个合于道德的经济秩序来的。可是乡土社会并不是这种社会，我们可以说这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而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论语》记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乡土社会安土重迁，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前辈的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

礼治在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只是主动地服于成规罢了。孔子一再地用“克”字，用“约”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了。

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尽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

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是“礼治”一词不会像人治一词那样容易引起误解，以致有人觉得社会秩序是可以由个人好恶来维持的了。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礼治秩序》）

材料二：

对于加强法治建设而言，礼可以起到防患于未然的重要作用。《礼记·经解》中说：“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故以旧坊为无所用而坏之者，必有水败；以旧礼而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汉初贾谊认为，礼与法不能偏废，而应相辅相成：“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治安策》）二者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而是互相接续的关系。事实表明，单纯依靠法治，要引导人们理性地认识与处理自我与他者、个人与群体、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等等关系，在全新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人们思想的统一、意志的统一、行动的统一，重新构建全社会的整体性、稳定性、确定性，困难重重。

面对网络时代的新挑战，礼治有助于重建个人、家庭、社会、国家这些伦理性实体的整体性、稳定性、确定性。因为礼作为责任伦理，在维护家庭、社会、国家这些伦理性实体，持续不断地给它们以活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百年来，礼治虽然迭遭否定，冲击和破坏，但在广大基层社会中，在众多家庭和社会团体中，特别是在和古代相比变化不是很大的乡土社会中，公共秩序的维持仍然依靠“对传统规则的服膺”，即所谓礼治。表现为乡土社会中的礼俗、人情、乡规、家训、族约等等，它们在民间一直保持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因此，今日中国，礼治建设并非没有基础，它其实有着深厚与肥沃的土壤。

（摘编自姜义华《论“礼治”的当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