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美德的时代价值

①中华传统美德，是指中国五千年历史流传下来的优秀道德遗产，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处理人际关系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实践结晶，在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②传统美德中最重视一个“忠”字。传统意义上的“忠”，虽然有忠于君主的糟粕成分，但更多的是对祖国的忠诚。屈原自投汨罗，张骞出使西域，戚继光抗倭，林则徐销烟……这些先贤的事迹之所以为人们世代传颂，就在于这种“忠”实际上促进了国家、民族发展。孙中山先生曾说:“现在说到忠于君，固然是不可为；说忠于国是可不可呢?忠于事又是可不可呢?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生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今天弘扬“忠”，就是提倡每一个人既要热爱我们的文化、族群，又要忠于职守，尽心竭力做好每一件事。这种于国于事的担当意识，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

③传统美德对促进人际和谐有积极作用。传统美德以仁爱为本，《论语》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中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都体现了这种仁爱美德。“仁者爱人”一个有仁爱之心的人，就必然为爱所驱使，为所爱的人奉献，关心他，爱护他。因此，这种美德是调节人际关系、保障社会和谐不可或缺的。近年来，一些人过分追求个人私利，导致了人际关系的冷漠与紧张，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倡导仁爱，可以唤醒人们的道德良知，提升奉献意识，使人与人相互为善，彼此之间充满友爱。因此，充分汲取传统道德中的仁爱美德，即是净化社会风气的需要，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需要。

④就个人而言，传统美德有助于为安身之命提供精神营养。读《陋室铭》可以知道，唐朝诗人刘禹锡，虽身处逆境却不改高洁的情操和乐观的人生态度，就是因为他在仕途失意、不能“兼善天下”时，便以“穷则独善其身”作为立身行事的准则，从而获得了“惟吾德馨”的精神回报和巨大的自我满足感。可见，中华传统美德，会为我们提供丰富的精神营养，进而转化成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

⑤总之，今天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根植于民族文化的沃土，对传统美德的继承与升华。我们只有继承中华传统美德，赋予它新的时代内涵，才能促进社会道德体系的建设，将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发扬光大。

(选自肖群忠的同名文章，有删改)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旧说天下山，半在黔中青。又闻天下泉，半落黔中鸣。”山清水秀的贵州旅游资源得天独厚，随着产业化步伐不断加快，旅游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旅游拉起乡村的手，美美与共往前走。

在村民母先才家的土陶制作体验吧里，一群小学生正在体验非遗制作。母先才用厚实而粗糙的手掌引导着稚嫩的小手，小心翼翼地捏着陶土，不到10分钟，一只属于小朋友自己的陶罐便在制陶机上成型。

土陶制作工艺是花茂村有名的非遗项目，母先才更是干了33年这门手艺。如今，他的陶艺馆生产的土陶产品远销全国各地，家庭收入也翻了好几倍。可说起曾经的苦日子，他却觉得并不遥远：“原来烧一次土窑，要三天三夜，浓烟滚滚。烧完一批窑，熏黑得连自己都认不出来。”

花茂村以前的名字叫“荒茅田”，这里曾经荒田遍地，茅草丛生。村民们为了补贴家用，农闲时做土陶，挑十几公里到镇上去卖。“那时候土陶能赚几个钱啊？年轻人只能出去打工养家。”母先才说，“都是因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才带活了我们这些传统手艺人的生意。”

2014年，枫香镇打造“四在农家·美丽乡村”提档升级示范点，邀请浙江大学团队在白泥十字路口以土陶文化为背景设计了陶艺文化创意一条街。母先才也把土窑全部换成了电窑，陆续推出各类新颖时尚的陶器，探索传统工艺与文化创意的结合，收获了市场认可。

（摘编自光明日报《贵州：农文旅融合促振兴》）

材料二：

弘扬乡土文化，对促进乡村文化建设，激发创业创新热情，加快美丽乡村建设具有现实意义。要注重几个点，着力于乡土文化几个方面的建设，实现以弘扬乡土文化助力乡村振兴的目标。

提高对乡土文化保护的认识。正视乡土文化危机，重塑乡土文化情感，要培养公众对乡土文化的认同，增强责任意识和保护意识，才能更好地发挥乡土文化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着力提升农民素质，培养适应现代农业发展、扎根乡村、有乡土情怀的新农民；建立并完善乡土文化保护机制；量力而行，保护文化地标，用地方文物来反映厚重的历史文化、打造文化地标。

发挥民俗文化作用，积极利用优秀传统民俗文化的正能量，把传统道德约束与村民自律、村组织管理有效结合起来，促进和谐稳定；使优秀民俗成为乡村公共活动的平台资源，在文化上有传承，在发展中有凝聚和共识。在自觉传承民风民俗的基础上发展产业，使农民在家门口致富，使乡村成为宜业宜居的新家园。传承各种传统技艺，深入挖掘优秀农耕文化遗产的内在意义。着力培育具有影响力的地方乡土文化品牌，把乡土文化融入乡村旅游之中。注重乡土文化特别是当地独有的民俗文化和传统技艺的传承，不断丰富乡土文化的内容及其涵义，使乡土文化以活态化的方式得到更好的传承和保护。

发挥党员干部和新乡贤的引领作用，用好农村文化礼堂，充分发挥现有农村文化礼堂的功能，以通俗易懂、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广泛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地方实践。围绕移风易俗、诚信建设，将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融入乡村文化建设，积极主动进行正向引领，建立完善的褒扬机制以强化乡土文化对于农民精神风貌所能够产生的影响，用乡土文化培养乡风文明，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加强乡镇综合文化站的队伍建设，注重在乡土文化方面有所专长的人才，选好配优文化站站长，充分发挥其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组织、协调、指导作用。建立一支“留得住、用得上、能干事”的本土文化人才队伍。加强乡村的“非遗”传承人队伍、基层民营院团、各类群众文化团队、乡村文化志愿者队伍建设，充实弘扬乡土文化的力量。

（摘编自《弘扬乡土文化助力乡村振兴》）

材料三：

“村超”何以燃动中国？

这是文化之美浸润着观众的心。在“村超”的赛场上还有一道别样的风景。在球赛的开场、中场和落幕时，身着民族盛装，手拿锄头、画上美丽妆容的姑娘小伙会走起“T台”；杨梅、西瓜、黄牛肉、小香鸡等地方特产，就是犒劳球员们的“金靴奖”“金杯奖”。立足于本地文化，以“文”育“体”，让“村超”充满乡土味、乡情味、乡愁味，这正是“村超”相较于其他专业体育赛事，能够引起人们内心深处共情的独到之处。

这是中国之美感动着观众的心。榕江地处深山、交通不便，曾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如今却拥有高铁，四条高速、村与村之间的水泥公路和稳定的5G信号，让“村超”出圈与全国游客纷至沓来成为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说，“村超”是现象级的传播，是政通人和的城市品牌IP塑造，是乡村体育的乐子和乡村振兴的路子的有机结合，是按经济规律来办事——让体育来搭台、让文化来助威、让经济来唱戏，是以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为核心的人的全面发展，是坚持人民至上的乡村全面振兴的一个尝试。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村超”这部独具中国特色的人民奋斗诗篇，无疑是触动着所有人的心弦。

（摘编自央广网《贵州村超在抖音出圈，一场球赛何以有无限可能》）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基本是在作为一个框架的“中国”内部展开，是对这个框架内部的个人或群体的书写，而此框架本身并未成为作家们自觉描写的对象。“中国”可以表现为人，可以表现为山川大地，可以辽阔的疆土，也可以表现为悠久的历史。但综合来看，对“中国”的书写表现出发散性的特点，“中国”基本并未作为一个理论概念，更很少作为一个文明体得到呈现。

当下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被命名为“新时代”，这一命名具有深远的文明史意义。而作为创造新文明之主体的“中国”，将越来越鲜明地成为一个意蕴深远的理论概念，成为我们向远方眺望的基本视野。由这种视野出发的新时代文学，也将具有越来越鲜明的纵深感，并最终在客观上将自身发展成为表现新时代之本质性和整体性的史诗。

“新时代”具有深远的文明史意义，这并不是说中国进入新时代后，就化解了所有的矛盾和问题，以一种文明的完成时态而存在。新时代对新文明的创造是一个正在展开的过程，这个未有穷期的动态过程包含一种内在的张力，即它一方面在本质上表现为批判、推动现有文明进程的创造性和超越性，另一方面又在具体的现实问题上表现出一系列矛盾。

立足于现实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来展开文学世界，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传统，也是当下文学的基本特，点。置身于社会矛盾的旋涡中，将自己的笔投向现实问题的更深处，揭示复杂的人性和丰富的痛苦，这应该是作家的底线，也是作家良知的根本体现。直面矛盾，直面现实，从文学内部思考同时代的重大问题，也正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传统。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内容的转化会带来文学题材和美学形态的变化，比如乡土文学的式微、都市文学的兴盛、生态文学和科幻文学的涌现等。但是，“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写出国人的灵魂”，这些由鲁迅所高扬的伟大的现实主义精神，仍将是新时代作家不可忘记的创作指南。而且随着人民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上更普遍更深入的要求的提出，也由于生产力不充分尤其是不平衡的状况的存在，社会矛盾给人的内心刻下的印痕更为深隐也是可能的。这就更要求斯时代的作家继续“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

“新时代”给当下文学所带来的挑战还表现在，作家如何在自己的作品中去触及乃至包含“新时代”所具有的文明史意义这一议题。而当我们意识到新文明的担纲者只能是“中国”这一综合性的主体的时候，则问题又转化为新时代的作家如何在自己的作品中理解和阐释“中国”，抑或如何以“中国”----更准确地说，如何以“文明中国”-----为基本视野来展开自己的作品世界。

（摘编自周展安《文学的“文明中国”视野与纵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