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有两大支柱，一是儒家，一是道家。一般认为，儒家比较强调伦理学，重视道德修养；道家则强调智慧的觉悟和解脱。两者的不同，可以用三个简单观念来加以分辨。

第一，儒家的思考方式以人类为中心，所以肯定我们要尊重及帮助别人，让人类社会可以永续发展。儒家采取的路线是从政治上改革。

道家认为以人为中心去思考问题，必定徒劳无功，必须改变思维模式，超越人类本位，而超越人类本位，首先必须顺其自然，尽量避免人为的造作，因为人为的造作越多，麻烦越多。譬如“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定出真、善、美的标准以后，就会有不真、不善、不美出现；反之，如果还没有标准，每个人都可以开心自在，不用刻意做好事，因为没有所谓的好事可做；不用担心有没有面子，因为所要做的只是活着而已。所以，人世间的一切都是相对的，道家的思想是要我们设法排除人类本位的想法，敞开眼界与心胸，从整个宇宙来看一切。只有不受时间与空间的拘束，心灵才可能自由逍遥。

第二，儒家以“天”为至高存在，凸显历史背景；道家以“道”为至高存在，展现宇宙视野。任何一派哲学对于宇宙的真相或本体都必须有所论断。中国的传统思想是以“天”作为宇宙的最后根源。古人称帝王为“天子”，更是充分证明“天”在古人心目中是至高主宰。儒家承前启后，继承了这一观念，把“天”当作最高存在。孔子两次遇到困境，都把“天”抬出来，如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道家则不同，道家以“道”代替“天”，“天”则被降格为和“地”并称，“天地”并称指的主要是自然界，自然界本身保持一种均衡状态，问题也远比人类社会少。然而，自然界虽然自给自足，毕竟不是最后的根源。道家认为宇宙最后的根源是“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孕育万物，是一切的起始与归宿；“道”存在于万物之中，却又超越万物。道家由“道”取代“天”的地位，很多西方学者据此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最具革命性的思想。

第三，儒家期盼“天人合德”，从向善到择善到至善；道家则希望“与道合一”。“天人合德”的“德”是善的德行，亦即人要行善，要不断地修养德行。“与道合一”则代表人要成为有道者或行道者，觉悟了“道”，人的生命境界整个就不一样了。

过去认为，有三种人学习道家会比较有心得。一是年长的人，二是失意的人，三是非常聪明的人。从秦汉到唐宋，中国历代的文人，许多都喜欢道家，他们的作品所用的语汇，他们的生命所展现出的情调，与崇尚儒家的文人截然不同。像苏东坡在《前赤壁赋》提到的：“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这显然是道家对大自然的欣赏，可以说是敞开心灵与自然沟通，不像儒家主要界定在人的社会中。

但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也不能没有儒家作为指引，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从家庭出发，然后进入社会，因而必须设法实践人与人之间适当的关系。如果离开儒家，可能会面临不知如何安顿自己，以及不知如何与人相处的问题。况且，如果大家都走道家的路， 这个社会要交给谁来担当呢？由此观之，儒家和道家在社会的功用上，是有点分工合作的意味。

(节选自傅佩荣《国学的天空》，有删改）

材料一

关于社会哲学，我国学界曾存在一种误识，即认为历史唯物论就是社会哲学，因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不少人对于是否有可能和有必要在历史唯物论之外建构独立的社会哲学存有怀疑。其实，在历史唯物论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社会哲学是可以与历史唯物论区别开来的。

我们从马克思卷帙浩繁的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社会历史理论存在历史哲学和社会哲学两个不同的维度。历史哲学注重从历史发展过程中揭示人类历史的本质和一般规律；社会哲学则直接关注现实社会生活，它从具体社会形态的社会结构切入，研究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过程。这一区别构成了社会哲学存在的基础。

社会哲学作为一种哲学形式，体现了人们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总体把握。社会生活的总体有着多种可能的存在样态，因为体现社会整体性的社会结构是多重的，即有多种构成类型。这就是说，社会哲学所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社会体系。因此，研究社会哲学必须找到合适的切入点，否则研究工作便无法展开。理论研究的切入点，归根到底是由研究者身处其中的社会实践所决定的。当代中国正处于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推动的社会转型时期，一方面迫切需要从哲学层面提供一种总体性观念，以实现对这一社会转型的观念引导；另一方面，社会转型是一种社会整体性或结构性变迁，社会运动的整体性特征能更为鲜明地呈现出来，这就为具有总体性的哲学研究提供了客观基础。因此，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无疑是社会哲学研究最好的切入点。

考诸思想史，近代西方社会哲学的兴起就是与西方国家由市场经济发展所推动的社会转型相伴随的。近几百年里，支配西方社会变革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深入人心的观念，可以说都是由社会哲学提供的。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转型，是世界范围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西方社会哲学的积极成果，对我们有可资借鉴的价值。但是，中国的社会转型处在现代化的后发阶段。同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即先发国家相比，它有着不同的制度前提和历史起点，并且面临完全不同的世界格局。因此，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哲学，便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依据这样的理解，在过去20年间，我们选择了我国社会转型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哲学研究，推出了一套“社会哲学研究丛书”（共10种），其主要内容包括社会结构由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的变化趋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基础、社会转型的文化约束、社会转型与信仰重建、效率与公平、社会转型的代价、转型社会的控制、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社会转型与人的现代重塑等。这些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在起步时期遇到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些研究可以给人们提供一个观察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观念框架。这个观念框架的确立尽管是初步的，却是十分必要的。

社会转型时期，新问题层出不穷。社会哲学研究必须与社会转型同步，并力争有一定程度的超前性。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转型的推进，社会哲学研究也会不断拓展和深化。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政治生活中的哲学问题日益凸显，政治哲学研究开始在我国兴起，引起人们的关注。实际上，社会哲学在广义上就包括政治哲学。这里所说的“广义上”，是指与历史哲学相区分、相对应的意义上。社会哲学研究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过程，当然包括政治生活。我们可以将当下热度很高的政治哲学研究看作先前社会哲学研究的一种延续和深入。

（摘编自陈晏清《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哲学》）

材料二

怎样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做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独特贡献？我们要抓住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第一，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同时，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只有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坚定文化自信，才能提出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第二，要体现原创性、时代性。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结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第三，要体现系统性、专业性。我们所要构建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囊括传统学科、新型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诸多学科，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摘编自《人民日报》《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