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继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其基本内容是国家制度体系和执政方式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理念。
在自媒体时代，伴随着新媒体的应用和普及，媒体与政治越来越相互依赖，二者的关系被学者们定义为“共生”，这促使政治传播越来越嵌入到政治运作之中。在自媒体时代，普通民众的“技术赋权”，使政治传播的行动者不再仅仅限定于政治家和媒体机构，民众也成为重要的政治传播行动者。因而，原有限定于单一主体的政治传播，突破时空限制，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系统的“神经”和“毛细血管”，深入到政治社会系统的各个角落。
因而，在自媒体时代，治理与政治传播的关系更加密切。政治传播成为治理活动得以运行的基石，规范运行的政治传播有助于从整体上驱动治理体系的优化。政治传播本身的现代化无疑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者的现代化是后者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
（摘编自于淑婧、荆学民《自媒体时代的中国政治传播及其治理》）
材料二：
近日，有媒体刊发的一篇题为《透视自媒体乱象，避开“人人皆为记者”的陷阱》的文章，读来发人深省。文章提到，社交网络的兴起，将我们带入了“人人皆为记者”的自媒体时代。但一些由自媒体引发的，诸如制造爆款、制造矛盾、炒作名人、传播谣言及剽窃内容等乱象，却不得不重视。
是的，人人都有麦克风，让普通民众拥有了一定的发言权和诉求通道，这当然是好事，是科技与社会的并行进步。但是真的可以“人人都是记者”吗？恐怕未必。因为但凡一种职业，总需要一道门槛来做那个最初的无形把关者。
当蜜蜂太多，呈现出蜂拥之势时，蝴蝶的翅膀便被遮去，甚至难以扇动。自媒体夺取了舆论阵地，但又缺乏媒体本该具有的基本能力和责任意识。当大量虚假低劣的信息充斥舆论场时，严肃媒体所能发挥的空间，就会急剧萎缩，最终劣币驱逐良币。
除了信息质量的急剧下滑，另一个不良苗头，就是主流价值观的撕裂。比如，对文学作品的虚拟人物做戏谑、浮夸的演绎化解读，或许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对历史人物，乃至当下的现实中人做“为我所用”的刻画，就显得不伦不类、甚至触犯他人权益了。
因此，一个应该明确的方向是：我们既不能呼吁一刀切地杀死自媒体，也不能任凭自媒体的“弊端”像肿瘤一样越长越大，甚至尾大不掉。当然，我们也不是号召把自媒体统统管起来，而是要建立最起码的行业标准和操作规范。
筑牢防线，让“自媒体”做到“自律体”。网络无边界，然而道德有底线，法律有红线。每个网民都有言论的自由，有直播的自由，但自由是相对的。不影响他人，不影响社会，自我约束、共同维护，如此才有真正的自由，也才能有健康的网络环境。自媒体是个言论场，入口多、成分复杂。要构建网络安全防线，“自媒体”要管住自己的“嘴”，约束自己的“手”，不能胡编乱造无中生有，更不能恶意攻击危害社会，而是要自觉维护网络环境，积极传播正能量。
釜底抽薪，严防“自媒体”成“自由体”。一些自媒体只为利益、不择手段，炮制谣言、制造恐慌，企图蛊惑人心、诋毁党和国家形象。整治违规的自媒体，要从斩断利益链条入手，铲除滋生的土壤和温床。一方面要重拳严打，按照“全网一把尺”的标准，对各类网站平台进行逐一排查，强化网络监管和执法力度，坚决果断处置违法违规的网络乱象，以治标促进治本，以治本巩固治标，杜绝负能量，大力弘扬主旋律。另一方面强化监督，建立整治和监督长效机制，利用科学手段，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实行全天候监控，发动群众、引导群众投入到网络监督行动中来，让扰乱网络传播秩序行为无处遁形。
自由永远是相对的，自媒体领域不该是任人涂鸦的原始丛林。
（摘编自《警惕“自媒体群蜂下的媒体蝶影”现象》）
材料三：
话语主体及话语代表功能的裂变，引发了国家传播背后话语权力的“播撒”和位移。在传统媒体主导的时代，大众传播主要承担的是传递、解释和宣传政府的政策信息和国家意志的功能，以便在执政者与民众之间、不同国家之间搭建一座教化或沟通的“桥梁”，国家话语是经过精心设计、论证进而固化的修辞政治，具有封闭性、统合性的叙事逻辑。国家传播始终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和权力博弈的话语场域，属于社会治理和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在社交媒体时代，媒介技术的创新拓展，改变了传播话语的生产机制，使得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界限日益模糊；全球现代性的沟通、认知模式，不断重塑着大众对国家认同、世界意义的理解。一国（尤其是大国）事务也可能是国际性事务，一个地域性的社会问题也可能成为影响一个国家形象的重要变量，一个分散的网络虚拟群体的舆情也可能被看作一个国家的集体性意愿，因之，国家话语能力不止体现在政府和管理部门的解释能力，还体现在众多网民的言说能力。国家话语传播，已经由垂直性话语传递转向网络状的话语表达，并形成既连缀转合又具有张力的官方、民间舆论场，在维护网民表达权、参与权情况下，如何使多元舆论场和不同传媒取长补短，深度融合，打造鲜活的“中国舆论场”，是提升国家话语能力的应有之义。
（摘编自丁云亮《社交媒体时代国家话语能力的建构逻辑》）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自媒体时代，媒体与政治关系越来越紧密，国家治理与政治传播的关系也更加密切。 |
| B．当自媒体占据的舆论空间超过严肃媒体时，舆论场就会产生逆淘汰——自媒体淘汰严肃媒体。 |
| C．我们允许拥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演绎解读虚拟人物，但不允许他们拿历史、现实人物做文章。 |
| D．社交媒体时代，话语主体及话语代表功能裂变其最终结果必然是国家话语能力逐步减弱。 |
| A．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政治现代化成为一项越来越迫切的战略任务。 |
| B．自媒体时代只有具备了底线意识和红线意识，才有可能还公众一个健康的网络环境。 |
| C．整治自媒体乱象必须采用统一标准，严查各类网络平台，并对其进行有力监督。 |
| D．社交媒体时代，公私领域的界限日益模糊，使得传统媒体的主导地位受到冲击。 |
| A．喀喇昆仑事件发生后，微博账号@辣笔小球发布诋毁贬损戍边英雄官兵的言论，引起网友的愤怒。 |
| B．“货拉拉事件”发生后，某些自媒体平台刻意发布大量对货拉拉不利的信息，妄图利用舆情干扰司法。 |
| C．2020年初，各类网络平台都有自媒体肆意散播武汉疫情失控的不实信息，引起了群众的恐慌。 |
| D．H&H发表低质新疆棉声明后，微博、微信、抖音、QQ等自媒体平台网友瞬间扒出47个污蔑抵制新疆棉的品牌。 |
5．在当今自媒体蓬勃发展的态势下，如何才能有效提升国家话语能力？请结合材料加以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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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诗派
翟长兴
现代诗派，是对20世纪30年代新崛起的有大致相似的创作风格的年轻的都市诗人的统称。现代诗派因《现代》杂志而得名，其兴起的标志，即是1932年在上海创刊的由施蛰存、杜衡主编的《现代》杂志。
《现代》杂志是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文学创作的重要阵地，汇聚了沪、京、津等许多大城市的诗人群体，也集中刊发了一大批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作。戴望舒是现代派诗歌领袖，1932年诗坛刮起“戴望舒旋风”。重要的诗人还有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施蛰存、金克木、废名等，他们都以各自意象新颖、想象独特的诗作，推进现代派诗歌的发展。现代派诗歌是民族化与现代化的结晶，它标志着中国新诗的成熟。
在20世纪30年代阶级对垒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现代派诗人们大多是游离于政党与政治派别之外的边缘人。同时，许多人来自乡村，在都市中感受着传统与现代双重文明的挤压，又成为乡村和都市夹缝中的边缘人。现代派诗人是都市的漂泊者，又是一代寻梦者。他们深受法国象征派诗人的影响，濡染了波德莱尔式的对现代都市的疏离感和陌生感及魏尔伦式的世纪末颓废情绪。而五四运动的退潮和大革命的失败，更摧毁了年轻诗人的纯真信念，辽远的国土由此成为一代诗人的精神寄托。
戴望舒的《雨巷》典型地表达了一代青年普遍的理想幻灭的忧郁情绪。作为理想象征的“丁香一样的姑娘”，像梦飘过一样，在面前一闪，转瞬即逝了。就这样用暗示象征的手法，表达了追求美好理想而不得的那种孤苦心情。这点深受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伦的影响，魏尔伦的《无言的诗歌》表达了巴黎公社失败后不知所措的知识分子苦闷沮丧的情绪，其基调是诗人的理想与他周围的肮脏生活相脱节的悲剧感。
在诗艺上，现代派诗人注重暗示的技巧，很少直接呈示主观感受，采用意象隐喻、通感、象征来间接传达情调和意绪，这使得现代派诗歌大多含蓄、朦胧，既避免了狂叫、直说，又纠正了初期象征派晦涩难懂的弊病，创造性地转化了波德莱尔、魏尔伦的象征主义诗艺，很好地实践着戴望舒所主张的“诗是真实经过想象而出来的，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
现代诗派诗人重视向内在的心灵世界和平凡的日常生活开掘诗的题材，运用象征的意象与曲折隐藏的方法，表达忧伤情思，追求“象征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内容”的统一。现代派诗歌的现代诗形体体现在表层形式上，它有以象征主义为主、兼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意象派的艺术特点；而在审美趣味和文化心理取向上则显示出鲜明的古典主义特征，呈现出朦胧而又明朗、单纯而又丰富的东方民族审美特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东方民族现代诗。
正是现代派诗人们这样孜孜不倦，兼收并蓄，不断地进行着“化古化欧的创造性的转化工作”，使中国新诗既民族化又现代化，从而构建起真正的东方民族现代诗。
现代派诗歌的发展演变都是历史的必然，是20世纪30、40年代中国诗坛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其所追求的开掘内心和传达朦胧的美学原则，对新诗艺术表现的含蓄与丰富，对诗的艺术本质的思考与探索，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无疑是有积极意义与独特的贡献的。
（选自《理论观察》，有删改）
1．下列有关“现代诗派”的表述，不符合文章意思的一项是（ ）| A．现代诗派是对在20世纪30年代新崛起的创作风格上大致相似的年轻都市诗人的统称。 |
| B．现代诗派以施蛰存、杜衡主编的《现代》杂志为重要阵地，现代诗派创作的诗歌标志着中国新诗的成熟。 |
| C．现代诗派的诗人多无政治派别，是来自乡村、在城市生活，而遭受传统、现代双重文明挤压的边缘人。 |
| D．现代诗派诗人积极进行化古化欧的创造性工作，使中国新诗成为具有民族性、现代化特征的现代诗。 |
| A．现代诗派的得名源于1932年在上海创办的《现代》杂志，杂志汇集了许多大城市的诗人，并刊发了许多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作。 |
| B．戴望舒是现代诗派的领袖，其《雨巷》中“丁香一样的姑娘”是诗人理想的象征，诗歌表现了当时青年普遍存在的追求美好理想而不可得的情绪。 |
| C．现代诗派诗人创作的诗歌很少直接表达主观感受，往往采用暗示的方法，间接表达内心情感，但不像初期象征派那样晦涩难懂。 |
| D．现代诗派有两个明显的特点：诗歌注重使用象征手法；具有鲜明的古典主义风格，审美特色体现出东方民族矛盾心理，如朦胧而明朗。 |
| A．现代诗派的诗人都以各自意象新颖、想象独特的诗作，推进了现代诗派的发展，形成20世纪30、40年代中国诗坛的美景。 |
| B．现代诗派诗人深受法国象征派的影响，再加上大革命失败对诗人信念的摧毁，使得他们离开都市，将精神寄托于辽远的国土。 |
| C．波德莱尔、魏尔伦的诗艺对现代诗派的诗人影响很大，但现代诗派的诗人并没有生搬硬套，而是进行创造性转化。 |
| D．现代诗派重视内心世界和平凡生活，诗人用曲折、隐藏的方式和象征的意象表达内心情感，在中国新诗发展中有独特贡献。 |
庄子与屈原，是中国哲学史与文学史上两颗璀璨的巨星。他们同时出现于中国的战国时代，庄骚比翼，哲诗辉映，代表了我们民族在思辨与审美领域中达到的高峰。
庄子是一位将认知与审美融为一体的哲人，他的人本体论哲学，让人们追思“有限的个体生命如何去把握永恒的美的人生”，带有一种诗意的光辉。一部探讨哲理的《庄子》，充满了艺术想象、浪漫情调和浓郁的诗情。以“辩多而情激”著称的庄子，正是在理智与情感、哲学与诗之间寻求美和自由的人生——诗意的人生。庄子既是哲人，又是诗人，确切地说，他是一位“哲诗”。屈原则恰好是诗人而兼哲人，是一位“诗哲”。他不仅写出了《天问》那样广泛涉及宇宙、神灵、万物、历史、政治、人生问题的哲理诗，以诸子式的怀疑、批判、探索的精神，叩问宇宙、历史与人生之谜，即使《离骚》《九歌》这类抒情诗篇，也都蕴含了深邃的哲学意识，表现出诗人对自然哲学、历史哲学、人生哲学的思考。庄子、屈原及其作品的出现，远远超出了哲学、诗歌艺术的范畴，而具有了整个文化精神领域的意义。
庄子与屈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文化高峰中文史哲互涵互动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战国时代，经济、政治经历着极为深刻的变化，文化上亦在历史继承和南北支流的基础上总结、革新、开创，从而掀起了中国文化史上灿烂的第一个高潮。在这个“高峰”和“源头”时代，出现了以“楚辞”为代表的文学，以《左传》《战国策》为代表的史学和以诸子为代表的哲学，它们体现了整个历史时代的学术造诣和文化水平。而且，三者之间还表现出一种互涵互动的关系：无论是文学、史学还是哲学，其中任何一个都不是孤立存在和发展的，而是互相联系、渗透，彼此促进错综地发展的。在文史哲的交融中，不仅文学自身兼含着史哲的因素，从而呈现了一种气象雄浑的“大文学”形态，同时还出现了史著文学化与哲学诗意化的倾向。史著文学化导致了史传文学的产生，它们是史与文的有机统一，是用文学的手法写出的历史，文是以历史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从而既把历史文学化了，又把文学历史化了。哲学的诗意化，其结果是哲理艺术散文的产生和诗化哲学的出现。《老子》等虽是自创体系的哲学，但认知中又都运用了以形见理的方法，逻辑思维的线索上缀满了形象的花结，使哲理与艺术达到了完美的结合，进而更在情与理的交融中，出现了睿智与深情结合的诗化哲学。
庄子与屈原正是在这种学术文化背景中出现的。作为一种文化奇观的“庄骚辉映”，实则是在诗意的沉思和沉思的诗意中，表现了哲学和诗在最深层次上的融通。
（摘编自赵明《庄周屈原比较论》）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庄骚比翼，哲诗辉映。“哲诗”是指作品富于哲理的诗人，“诗哲”则是指著作充满诗意的哲学家。 |
| B．庄子与屈原的出现，是文化高峰中文史哲互涵互动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互涵”指彼此促进，“互动”指彼此渗透。 |
| C．“史著文学化”指的是不拘泥于历史的真实，用文学的手法撰述历史；“哲学诗意化”指的是借鉴诗歌创作手法来表达哲学思想。 |
| D．“庄骚辉映”是在诗意的沉思和沉思的诗意中，表现了哲学和诗在最深层次上的融通。 |
| A．文章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庄骚辉映”这一文化奇观代表中华民族思辨与审美高峰的观点。 |
| B．文章主体部分采用并列式结构，从现象到原因两个角度对“庄骚辉映”这一文化奇观加以阐述。 |
| C．文章第二段主要采用例证法，用庄子与屈原两人的作品论证了“庄骚辉映”这一文化奇观的存在。 |
| D．文章第三段先后从文史哲三者交融到两种文化倾向，论证了“庄骚辉映”这一文化奇观的产生背景。 |
| A．《庄子》充满了艺术想象、浪漫情调和浓郁的诗情，引导我们去把握永恒的美的人生。 |
| B．庄子、屈原及其作品具有整个文化精神领域的意义，所以远远超出了哲学、诗歌艺术的范畴。 |
| C．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次高潮，是战国时代文化在南北交流的基础上总结、革新、开创的。 |
| D．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太史公书》正是“庄骚辉映”这一文化奇观的又一佐证。 |
对于《楚辞》受《诗经》影响的见解，前哲先贤是有过精彩论述的。汉宣帝在评价王褒、张子侨等人的赋作时早就指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鸟兽草木多闻之观”数语，明显指出辞赋是继承《诗经》传统的。汉代最为流行的说法是“赋者，古诗之流也”。后来《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说：“春秋之后，周道寝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也说辞赋是继承《诗经》的。辞赋一体，汉人所说的赋往往包含《楚辞》。
南朝刘宋文学评论家刘勰则认为《楚辞》的产生是有多种渊源的，其中就有《诗经》的因素。《文心雕龙·辨骚》说过，“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故论其典诰则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辞赋之英杰也”。刘勰所谓的“论其典诰则如彼”，是指《楚辞》中有不少思想性和创作方法同于儒家经典的地方，如“其陈尧舜之耿介，称禹汤之祇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恕之辞也。观此四事，同于《风》《雅》者也”。刘氏所谓的“语其夸诞则如此”，是指《楚辞》中有不少“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则接近于战国纵横家好夸大其词的文风。不管《楚辞》的是非标准是否同于儒家经典，刘勰认识到《楚辞》在思想性、创作方法、诗歌形式等方面，是部分地渊源于《诗经》的；而其诡谲、夸诞之文风，则是受了战国诸子的影响。
楚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华夏文化因素，并以华夏文化为尚。《诗经》对屈原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楚辞》中也有丰富的华夏文化的因素。屈原身为大夫，官职左徒，主管地方行政和教育，在楚国还兼大巫师，属楚国最高层次的文化人，他的弟子宋玉等人亦然。因此其能创作出楚文化和华夏文化融为一体的卓越文学作品就在情理之中了。
我们不妨来考察《楚辞》对于《诗经》“赋”的创作方法的学习和继承关系。笔者曾作《论辞赋的铺陈方法》，指出铺陈方法有并列式、段落式、递进式、散布式四种。这种铺陈复沓正是《诗经》赋、比、兴、风、雅、颂之“赋”的实质。赋本为写作方法，后来专指以铺陈复沓写成的古体散文诗，成了作品形式的专名。辞赋一体，故屈原写成的作品亦称屈赋。通观《诗经》中的复沓铺陈，仅为雷同句子和段落的复沓，或者说是诗节的复者，比较简单。而屈原创作的辞赋基本上不用雷同句子的复沓，在使用段落式铺陈的基础上，还运用了散布式、并列式、递进式等复沓铺陈方式，创造性地发展了“赋”的创作方法。这才是我们正确理解《楚辞》学习继承《诗经》传统的核心所在。
（节选自王廷洽《〈楚辞〉中所见〈诗经〉元素》）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赋者，古诗之流也”决定了赋体文学和《诗经》之间不可分割的源流关系。 |
| B．刘勰认为《楚辞》的产生有多种渊源，除了《诗经》外，还有其他关键因素。 |
| C．刘勰认为《楚辞》在思想性、创作方法、诗歌形式等方面均与《诗经》相同。 |
| D．《诗经》中的“赋”的实质是铺陈复沓，《楚辞》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一创作方法。 |
| A．文章第一段引用前哲先贤的精彩论述，论证《楚辞》受到《诗经》影响这一观点，说服力强。 |
| B．文章第三段从楚文化发展的角度，分析了《楚辞》产生的两个因素，进而论证文章的观点。 |
| C．文章尾段运用对比论证阐述了《楚辞》中对于《诗经》“赋”的创作方法的学习和继承关系。 |
| D．文章引用前人的观点时，大多先引用观点，随后就对其进行解释，有助于读者理解文意。 |
| A．刘勰认为，《楚辞》的“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恕之辞”均和儒家经典相同。 |
| B．刘勰认为，《楚辞》受到战国诸子的影响，有不少“诡异之辞”“谲怪之谈”和“狷狭之志”。 |
| C．赋既是一种写作方法，也是一种文学体裁，屈原使用了这种方法，所以他的作品被称为屈赋。 |
| D．通观《诗经》和《楚辞》，发现二者在复沓铺陈运用上的异同，才能正确理解二者的继承关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