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作为一个几经演化含义复杂的文化概念，“同人”最初来源于日语的“どうじん”一词，意为“同好，志同道合之人”。1885年，日本文学团体“砚友社”发行了会刊《我乐多文库》，从此，这种由志同道合之人出版的书刊杂志便被称为“同人志”。由于当时的同人志绝大多数属于非商业性的出版物，“同人志”亦一度成为私人出版物的泛称，而“同人”则意指“内容或制作方式不具商业考量”的出版行为。1916年，“东京漫画会”发行了第一本漫画同人志，至此日本的同人志被分为文学与漫画两大类型。现代意义上的“同人”概念便是由日本的漫画同人志文化渐渐衍生而来。20世纪60年代后，漫画日渐成为日本青少年们最主要的阅读出版物之一，日本的漫画产业亦从最初的以漫画同人志为主要发售形式一跃升至大企业规模化的商品生产。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几大主流漫画杂志连连创刊，无数小型漫画杂志的数量和种类亦急剧攀升，与此同时，商业化的漫画单行本的出版也突飞猛进。漫画产业的繁盛推动着日本动漫电玩文化爆炸性的疯长，使得各类当红作品大受欢迎，形成了庞大的粉丝群体。出于原作的狂热的喜爱，这些粉丝纷纷组成同好会，创作了许多基于原作的衍生作品，于是改编商业作品来绘制外传的漫画同人志便逐渐成为同人界的主流。至此，与现代同人意义相似的“衍生类”漫画同人才开始大行其道。日语中的“同人”一词也由“刊载在私人出版物上的同好们的原创作品”逐渐向“同好者在原作原型的基础上进行的衍生创作产物”转变。

（摘编自刘小源《中国网络同人小说的本土文化渊源》）

材料二：

2016年秋，著名小说作家金庸一纸诉状，将畅销书作家江南送上了广州天河区人民法院的被告席。金庸认为，江南的作品《此间的少年》对他的几部武侠小说构成侵权。《此间的少年》是一部校园小说，主要讲述了在汴京大学，乔峰、郭靖、令狐冲等大侠们的校园故事。金庸以《此间的少年》使用了其小说人物相同姓名，人物关系、性格特征、故事情节等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为由，状告作家江南侵犯著作权。该案被称为“内地同人文学作品第一案”，并于2017年4月25日在广州天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由此也引发了同人文学作品相关版权问题的争论。

同人文的版权纠纷一般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版权邻接权问题，一是一般性的版权侵权问题。那么先从版权邻接权的角度出发，来看同人文是否属于原作品的演绎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十二条规定：“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这一条法律规定了演绎作品的一般形式，即包括改编作品、翻译作品、对原作品进行注释、整理等四种。首先，我们需要区别同人文属于何种形式对原作品的演绎，是否突破了版权邻接权的边际。显而易见的是，同人文并不属于对原作品的翻译、注释和整理。那么，只需要关注同人文是否对原作品的改编即可。改编作品是指在原作的基础上，通过改变作品的表现形式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如将小说改编成电影、戏剧、舞蹈等作品形式，对于原作的思想、内容都没有做出大的改编。或者说，改编作品是在原著的基础上衍生的作品，是对原著思想内容的二次表达。而同人文一般仅仅借用的是原作的一个角色，作者对这一角色赋予了不同的性格、环境、人物设定等，再以这一角色为同人文的主人公，运用具有同人文作者独创性的表达，创作出与原作品完全不同的思想内容。因此，近代的同人文并非改编作品。

同人文类型中的剧情衍生类，会将同人文定性为演绎作品。理论上，除了判断演绎作品是否具有接触原作品可能性和两个作品表达实质性相似两个要件，关键是将演绎作品与原创作品进行比较，看演绎作品是否体现了作者的独创性，是否来自于作者的创作意图。就同人文来说，即使使用了原作品中的角色及作品反映出的如情侣关系、亲属关系、敌友关系等抽象的人物关系，只要同人文中使用的角色与人物关系并不能反映出原作品的部分或全部情节，则即使同人文角色缺乏独创性要件，但依然处于著作权法保护范围之外，无保护则无侵权一说。因此，同人文学作品并非原作的演绎作品，根据版权法原理，演绎作品的版权保护范围仅限于其具有独创性的成分，那么，在原作人物角色没有单独受到版权法保护的前提下，同人文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具有可版权性的文学作品，理应单独受到版权法保护。

（摘编自汤晓峰《论同人文学作品的可版权性及法律保护》）

在明代中后期，手工业和商业有了较大发展。随着市场的发展壮大，从农村流入城镇的人口日益增多。城镇生活不同于农村，农民习惯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男耕女织，各管各的。城镇居民相对地减少了对土地的依附，人际关系更紧密，人的自主意识也变强。这一时期，文化领域出现了以王学左派为代表的“异端”思想，许多剧作家受此影响，更多地思考戏曲应如何针砭现实，促进社会进步。

随着市场发展，城镇居民生活有余暇，他们需要丰富多彩的休闲娱乐方式。人民群众对戏曲的热情，使许多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诗人积极参与戏曲创作，甚至自操檀板，粉墨登场。这一切为明清戏曲经典作品的涌现创造了良好条件。

由明入清，以王夫之、黄宗羲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经历国破家亡，转而更多地思考社会现实问题，力图借鉴兴亡教训。在这个大变动的时代，讲求情与理合一的思潮让进步剧作家们更多地面对社会现实，同情人民大众，反思历史得失。时代的呼唤，社会的变革，正是推动明清戏曲创作走向繁荣的前提。

明清一些戏曲作品能成为经典，是因为其创作者不片面追求“票房价值”。他们长期观察社会，深入体验人生，认真检索文献，总之，苦心孤诣才进行写作。《长生殿》“盖经十余年，三易稿而成”。孔尚任说《桃花扇》写“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又说，经过十余年的酝酿，“凡三易稿而书成”。

明清一些戏曲作品能成为经典，还在于作者掌握了戏曲创作的规律。汤显祖曾指出：“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他认为作品所立之“意”，要有超越常人和前人的新意。他通过写杜丽娘这一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之间的冲突，对明代社会现实作总体性控诉。《牡丹亭》一经问世，便“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

“趣”是指戏曲作品故事情节生动，结构完整，能准确表现内容。《牡丹亭》写杜丽娘因情成梦，因梦而死，死而复生，曲折微妙地凸显封建时代青年对理想的追求。情节既出乎意料之外，又入乎情理之中。把思想内容的真实性、创新性和戏剧情节的生动性、趣味性结合起来，这是明清戏曲经典共同的创作经验。“神”指人物形象具有神采、神韵。正由于明清优秀戏曲作家在理论上有自觉追求，他们塑造的人物形象才各具个性、各有特点。即使是次要人物，其性格也是多面的、微妙的。像《牡丹亭》里的陈最良，固然是个迂腐塾师，却又有圆滑一面。

至于“色”，是要求剧作要多彩多姿，具有很强的戏剧观赏性。运用伎艺性表演以加强戏剧观赏性，是我国戏曲的审美特色。戏曲中的唱、做、念、打本身就有着浓重的伎艺色彩。明清经典作品成功之处，就是有机地结合剧情，丰富“色”的成分，充分展现传统审美趣味。

明清经典戏曲作品，均能做到“意、趣、神、色”的完美统一。这四字箴言引导下的明清戏曲创作，将戏曲文学推向高峰。

（选自黄天骥《明清戏曲高峰的启示》，有删改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永州十年，柳宗元为派遣心中郁闷而寻幽探胜，发现许多美丽的景观，并且用生动传神的文笔加以描写，留下了最富于艺术性的永州文本。永州文本发现和表现的自然美丰富多彩。

形象美是自然美的外在表现形态，事物的这种美，首先来自人们对外在形象的直观感受，山水风光尤其如此。柳宗元永州文本中的山水之美，首先同样表现为由地质地貌、色彩线条、结构及其变化形式等构成的外在形象之美。这种特征的形成，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他所写的永州山水多是首次发现，人迹罕至，又隐蔽于深山古树之中，没有俗世的喧嚣，静谧怡然，有超逸之趣。另一方面与柳宗元的心境有关。自然景物以什么形态呈现予文本之中，与创作主体的心态有很大关系。柳宗元在永州的心情是寂寞、忧郁而又孤傲的。这种心绪在观察、选择和表现景物时必然会发生作用，那些清幽脱俗。卓尔不凡的景物容易与他的心境产生同构，因而，他喜欢写“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似的清净幽邃境界。主客体的交融互动，使他的作品中飘荡着幽静的气韵。

幽静的境界，一般具有相对封闭、视阔较小，但景物层次感强、景观丰富的特点。它处于围合空间之内，自成一体。《钴鉧潭记》：“其清而平者十亩余，有树环焉，有泉悬焉。”树木环绕，把水潭围合成相对独立的空间。而树林之间，还有泉水飞挂，增强了画面的动感和色彩，使景观丰富而不单调。

但幽静不等于缺乏活力。柳宗元毕竟是有着内在精神力量的文学家，他把这种力量投射于客体，使笔下的景物也表现出生机勃勃的力量感，这就是永州山水的生命力之美。苏东坡曾盛赞《袁家渴记》中“每风自四山而下，震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葧香气”的描写“造语入秒”（《柳宗元集》注引）。这固然不错，但本段景物最激荡人心的应该是洋溢于其中的蓬勃生机。被推为唐人五绝压卷的《江雪》也在表面的平静下积蓄着顽强的生命力量。作品描绘了一个寒冷、空旷、幽寂的境界，表面看来似乎与禅家空灵之境一致，实际上作品并没有禅意。渔翁不畏严寒，顶风冒雪，孤舟独钓的行为，曲折地反映出柳宗元不随波逐流的高贵品质，独立不倚的坚定意志和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有的学者认为“《江雪》是一首无一禅字而通篇洋溢着禅意的佳作”，这种看法是及其表面化的。禅家空灵之境，多一份平和，而少一份力量；多一份超逸，而少一份绚烂。柳宗元承担了一份生命中必须承受之重，但他的生活方式更能展示生命的丰富和光辉。

品格美是指永州山水体现出的一些人格特征，主要是特立独行，高洁脱俗。永州山水因为处于所谓“蛮夷”“荒厉”之地，长期无人欣赏，这是它的不幸，但另一方面，没有俗人染指，却也保持了它的天然个性，所以超尘绝俗。当它们向柳宗元等知音初次展现出来时，便风姿绰约，玉洁冰清，有一种让人惊叹的纯净、高洁之美。柳宗元把自己的人格理想投射到景物之中去，他也从景物中发现自身的影子。当二者合一的时候，让他感到极度的舒展和自由，抑郁的情绪得到宣泄，忘记了自己的存在，而自然完全同一。这实际上是一种极度自由舒展的精神状态。

永州有幸，遇到心性高洁、才华俊秀、知识渊博、审美感受力敏锐独到的柳宗元，经过柳宗元的发现、改造和提升，而使其山水风物乃至整个永州从蛮荒草野之中升腾起来，以光彩照人的形象呈现于审美领域和中国文化领域，有效地影响了柳宗元以后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选自陈永康《永州山水诗文：自然美的发现与提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