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我们要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对革命年代提出和实行的革命人道主义的直接继承和发展。

革命人道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提出的口号，并在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过程中，把作为伦理原则的革命人道主义同革命斗争联系在一起，而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拿我们的军队来说，人民军队的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亲如一家，团结友爱，世所仅见。对俘虏也不虐待，愿意留的欢迎，愿意回家的发放路费。这一切都是由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革命本质决定的。同时，也体现了革命人道主义的伦理。这种人道主义精神，不仅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比起革命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在新的基础上又扩大了范围和丰富了内容。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理所当然地要求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发展，并为在全社会的广大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提供了制度基础和物质条件。这种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从伦理方面体现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对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利益、人格的尊重和关心，体现出绝大多数人民对共同利益的共同关心以及人民之间的相互尊重、友爱和关心。尤其是在一方人民遭到重大灾害的时候，社会主义祖国、人民军队和全国人民的关爱，会立即凝聚成为紧急救援的举国行动。在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后的救灾斗争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大灾无情，人间有爱”。全国各级党组织和政府、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视灾区群众为亲人，视支援灾区为己任，出现了规模空前的生命大营救，历经艰险的千里大驰援，处处涌动的爱心大奉献，共克时艰的社会主义大协作，汇聚成了全民族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强大合力。

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相适应，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完善和发展服务。共产主义道德是社会主义伦理体系中最高层次，是现时代人类的最高道德。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为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而奋斗，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这种以全心全意为人民和共产主义劳动态度为特征的共产主义道德，在现阶段只能是对少数先进分子的要求。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则属于这个总体中的较低层次，它以提倡理解人、尊重人、关心人和助人为乐、为人民为社会多做好事为特征，比起共产主义道德具有大得多的广泛性。在我国广大农村，连没有文化的家庭妇女也知道“要把人当人看”“这个人不是人”之类的道德评价，说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要求适合绝大多数人的心理习惯，能够也应该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

（摘编自林泰主编《问道：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思潮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材料二：

当地时间2月6日，土耳其、叙利亚遭遇百年来最严重的强烈地震，截至目前，余震已造成两国数万人遇难。中国政府在第一时间启动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机制，派出中国救援队参与救援，向灾区运送抗震救灾物资。

同舟共济、患难与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在百废待兴的困境下对外提供援助伊始，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便成为中国援助的根本出发点。在七十余年的对外援助历程中，中国全面回应不同时期的国际人道主义需求，在第一时间帮助有需要的国家应对各类灾难。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全球多重挑战，中国始终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正确义利观的指导下加强国际发展合作事业，中国优势与中国力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人道主义援助日渐成为中国应对全球挑战、参与全球治理的崭新名片。

在此次土耳其地震发生后，中国官方和民间救援力量迅速奔赴灾区一线，争分夺秒开展搜救工作。几乎在每一个受灾严重的省份都有中国救援人员的身影。中国的救援队则克服一切风险挑战，日夜奋战搜寻幸存者，创造了一个个“生命奇迹”。中国的万里驰援和执着坚守充分体现了胸怀天下的大国情怀和守望相助的道义追求。

当前，全球人道主义正面临二战以来最严峻的挑战。自然灾害、粮食危机、难移民危机、气候危机、恐怖主义、流行性传染病等非传统安全问题频发，人道挑战已演变成长期发展挑战，成为各国共同面临的难题。为此，国际社会呼吁将人道主义援助与发展援助相结合，但尚未转化为全球性的有效实践。

不同于国际上普遍存在的两者割裂问题，中国始终将人道主义援助与发展援助紧密结合，构成发展与安全双轮驱动的中国援助优势。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发展就是最大安全，也是解决安全问题的“总钥匙”。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将统筹发展和安全从国家治理层面拓展到全球治理层面，为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在当前复杂的全球形势下，中国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捍卫真正的多边主义，必将在全球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贡献。

（摘编自姚帅《万里驰援土耳其中国援助彰显大国担当》，《光明日报》2023年2月19日）

过年贴年画，曾是中国人古老的习俗。不知从何时起，年画开始淡出国人的春节生活。在振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背景下，“让年画重回春节”的呼声不断。我们已进入21世纪，那些年复一年赋予年画以意蕴的社会生活场景巳烟消云散，我们能做的并不仅仅是将年画收进博物馆，还可以与时俱进，在新的生活场景中为年画找到用武之地。

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的整个中国传统工艺行业，都面临着“接班人培养难”的问题，年画也不例外。最近，桃花坞木版年画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房达志先生离世，但是桃花坞木版刻印却没有中断。桃花坞年画社2001年并入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学院每年选派在校生进入年画社学习，迄今已学成21位，有6位留社工作。这是现代职业教育与非遗传承融合的成功案例。在职业教育体系之外，年轻一代年画传承人如开封木版年画李力、佛山木版年画刘钟萍、滩头木版年画钟星琳等，也都在参与非遗研培过程中脱颖而出，成为“传二代”中的佼佼者。

随着现代印刷术的出现，传统的印刷术变成了一种“低技术”。现代印刷工艺极大地冲击了传统手工刻印，但这是否意味着，在年画制作中，一定要用“高技术”替代“低技术”、用数码印刷替代雕版印刷？想想陶瓷和纺织行业，虽然早就进入了工业化大生产阶段，但缂丝、手工陶瓷，不仅没有消亡，反而越来越为高品质生活所需要。再来看看传统印刷业，手工印刷在西方也并没有完全被机器取代，而是转变为一种更为艺术化、个性化的创作形式。可见传统技艺并不必然被现代技术全面替代。

从西方传来的手工版画，在中国成了一个大的专业门类，而源自本土的年画却濒临灭绝。这固然与外在的体制性因素有一定关系，但也有年画从业者自身的原因。放眼国内年画界，只会印不会刻、只会刻老版不会刻新版的现象普遍存在，这种不思进取的现象是值得业界反省的。复兴年画不能单靠情怀，年画传承人要有技艺方面的核心竞争力。

随着消费升级，民众对生活品质越来越关注。传统工艺所使用的天然原材料，越来越受当今消费者的青睐。年画用的颜料，自近代以来一直是化工颜料。在生活越来越讲究的今天，能不能恢复使用矿物质颜料?用于印刷年画的纸张，能不能采用手工造纸，融合两项或多项非遗技艺?年画的历史意蕴是丰富的，因此对年画的创新不能是扁平化、单向度的。以往对年画的创意开发多数只注重图案，比如将年画图案印到马克杯或T恤衫上，以为这就是创新。承载这些“创意”的载体，不仅没有提升反而贬损了年画的价值。所以，年画创新，不能仅寄希望于其他载体，而应将年画的文化意蕴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从内在气质上实现产品品质的转型升级。

年画上的图案是民间信仰和价值观的视觉化呈现，人们相信，印在纸上的吉祥图案会带来好运。毋庸讳言，这里面难免会有现代人难以接受的糟粕，如对封建统治秩序的肯定、对升官发财的向往等。不过，“五子登科”等图案的寓意，除了反映当时的社会等级秩序，也包含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朴素向往，不能全盘否定。

在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上，古今其实是相通的。佛山木版年画传承人刘钟萍在这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尝试，她在年画老店举办的“和合二仙脱单专场”年画开放日活动，吸引了众多单身人士。她的“状元及第”年画体验活动，也“保佑”了不少参加考试的朋友。在这里，古老的年画，成了美好生活的见证和祝福。

（摘编自陈岸瑛《年画如何走进新年俗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