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中国诗歌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重视“兴”的作用。所谓“兴”的作用，在中国诗歌传统上可分两个方面来看。

②从作者方面而言就是“见物起兴”。《诗经》上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雎鸠鸟“关关”的叫声，引发君子求得配偶的情意，就是“兴”的作用。但宇宙间不只草木鸟兽等种种物象能引发我们的感动，人世间种种事象也能引起我们的感动。《诗经》“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是写对时代动荡不安的感慨，这也是引起人感动的一种重要的因素。

③“兴”的作用，不但作者有之，读者亦有之。只要你在读李白、杜甫的诗歌时也能产生与他们同样的感动，那么你也就有了与李白、杜甫同样的诗心。不过，诗在使人感动方面有很多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一对一的感动，就是闻一知一，不产生更多的联想。陆放翁和他的妻子分离之后又在沈园相遇，他写了一首《钗头凤》，千百年之后，我们仍然为陆放翁的悲剧和他的感情所感动，这就是一对一的感动。

④可孔子说“诗可以兴”的感动则不仅是一对一的感动，更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感动。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于是子贡就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诗经》里所说的是璞玉的切磋琢磨，与做人本不相干，可子贡却从中悟到做人的道理，这正是“诗可以兴”的感发。由此可见，诗的作用不仅是使作者有一颗不死的心，而且也使读者有一颗不死的心；不仅有一对一的感动，而且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兴”的感发。

⑤同样，西方文学理论中也有类似“兴”的说法。接受美学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读者反应论”，认为读者的兴发感动是十分重要的。他们认为读者可分成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普通的读者；读明月就是明月，读清风就是清风，只从表面去理解。第二个层次是能深入一步的读者；他们能够从艺术的表达、文字的组织、形象的使用等各方面去欣赏作品。第三个层次是“背离作者原意”的读者：他们对作品的解释可以不必是作者本来的意思，而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引发。只有这第三个层次的读者，才是最能感悟生命的读者。

⑥南唐中主的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王国维从中看到了什么?看到一种“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悲哀和感慨。晏殊的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蝶恋花》)写的是相思爱情，王国维说这是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一种境界!王国维的这种感发正是中国诗歌中让人心不死的“兴”的作用。

(摘编自叶嘉莹《什么是好诗》)

人类善待野生动物的理念和实践在我国有着漫长的历史。到了宋代又有了新的表现和探索，这较好地体现在诗和词这两种当时最为流行的艺术形式之中。在宋代诗词中，一方面有围绕人类善待野生动物的方式方法进行的细致描写，另一方面还贯穿着一些具有强烈人文意识的独到理念。

善待野生动物的前提是准确认识和深刻理解野生动物的天然禀性和各种“不得不然”的行为，也就是野生动物在自然规律作用下展现的各种特点和功能。

首先，客观地理解野生动物的本能需求和“向善”可能性。梅尧臣《猛虎行》写老虎“猛气吞赤豹，雄威蹑封狼”“当途食人肉，所获乃堂堂”，而且代老虎言：“食人既我分，安得为不祥？”“而欲我无杀，奈何饥馁肠？”这是肯定猛虎食用其他动物（包括人）是来自自然的本性和基本的生理需要，是上天赋予它的“权力”和无可改移的生物本性。这一理念在五代僧齐己《猛虎行》中早有论述：“横行不怕日月明，皇天产尔为生狞。”黄庭坚《观道二篇》言：“圣人用仁心，恻伤路傍儿。虎狼舐吻血，自哺胃与肌。同在天地间，六凿相识知。父母临万物，大道甚坦夷。百年修不善，一日许知非。虎狼有悛心，还与圣人齐。”这里一方面肯定虎狼和圣人一样有自己的本性，另一方面又肯定了虎狼有“改过迁善”的可能性。应该说，这里既包含着道家“齐万物”的思想意味，又承接儒家仁爱的思想主旨。

其次，肯定野生动物的现实价值和审美价值。野生动物对于人类社会的价值可以辩证地理解，既表现出明显的负面价值，也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正面功能。黎廷瑞《听山中谈虎赋二章》讲到当时有个地方“千百群”的野猪祸害庄稼，以至于百姓“终岁举室空辛勤”，但“近日南山老虎至，野彘畏之俱远避。遂令一枕得安眠，犬豕时时亦遭噬。呜呼，犬豕所噬能几何，野彘不去为害多”。也就是说，老虎来了之后虽然经常吃百姓的猪狗，但把成群结队的野猪赶跑了，这样庄稼保住了，百姓认为这是合算的。这里诗人肯定了猛虎“有功有过”“功大于过”的现实价值。部分野生动物还有较大的审美价值，因而得到诗人词人的欣赏和喜爱。范仲淹非常喜欢鹤的仪态和声音，写有“八变奇姿已过人”“独爱九皋嘹唳好，声声天地为之清”的称赞诗句。欧阳修非常喜欢鸟类，其《啼鸟》言：“鸟言我岂解尔意，绵蛮但爱声可听”“黄鹂颜色已可爱，舌端哑咤如娇婴”。野禽给诗人带来的愉悦跃然纸上。现实价值和审美价值是野生动物得到善待的重要原因。

最后，肯定野生动物有类似人类的知觉和情感。两宋人士拥有细致精微、丰富多彩的感情世界，他们从心理的角度来理解动物，通过诗词细致地描写了野生动物的亲子之情、两性之情，等等。南宋林同写有《禽兽昆虫之孝十首》，展现的是动物的亲子之情，其中大部分是野生动物。李石《蜂蚁》写到一个小蜂被十个蚂蚁抬走：“蜂母正凭怒，有虿无敢作。相视母子心，如被蛇豕虐。蚁行蜂母随，众力岂易拨。”这是作者亲眼观察到的动物活动细节，生动形象地展现了虫类的母子之情。南宋史达祖《双双燕·咏燕》说：“差池欲住，试入旧巢相并。还相雕梁藻井。又软语、商量不定。”吴文英《双双燕·小桃谢后》说：“共斜入、红楼深处。相将占得雕梁，似约韶光留住。”这二位婉约派词人显然是把双飞燕子描写成“腻在一起”的夫妻，这也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有趣传统。肯定野生动物的心理特性和类于、通于人类的情感，这为善待野生动物提供了情感前提。

（摘编自刘东超《宋代诗词中善待野生动物的理念和实践》）

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象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象经过翻译似的。但是，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那就是“讹”，西洋谚语所谓“翻译者即反逆者”。中国古人也说翻译的“翻”等于把绣花纺织品的正面翻过去的“翻”，展开了它的反面。

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于是“媒”或“诱”产生了新的意义。翻译本来是要省人家的事，免得他们去学外文、读原作的，却一变而为导诱一些人去学外文、读原作。它挑动了有些人的好奇心，惹得他们对原作无限向往，仿佛让他们尝到一点儿味道，引起了胃口，可是没有解馋过瘾。他们总觉得读翻译象隔雾赏花，不比读原作那么情景真切。

这样说来，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而我们读到了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勇于自信的翻译家也许认为读了他的译本就无需再读原作，但是一般人能够欣赏货真价实的原作以后，常常薄情地抛弃了翻译家辛勤制造的代用品。倒是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效力。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品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这类翻译不是居间，而是离间，摧灭了读者进一步和原作直接联系的可能性，扫尽读者的兴趣，同时也破坏原作的名誉。

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事实。他引导他们去跟原作发生直接关系。能读原文以后，再来看错误的译本，有时不失为一种消遣。有人说，译本愈糟糕愈有趣。我们对照着原本，看翻译者如何异想天开，把胡猜乱测来填补理解上的空白，无中生有，指鹿为马，简直像一位“超现实主义”的诗人。但是，我对林译的兴味绝非想找些岔子，以资笑柄谈助，而林纾译本里不忠实或“讹”的地方也并不完全由于他的助手们语文程度低浅、不够理解原文。

一个能写作或自信能写作的人从事文学翻译，难保不像林纾那样的手痒，他根据自己的写作标准，要充当原作者的“诤友”，自以为有点铁成金或以石玫玉的义务和权利，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的、东鳞西爪的写作。正确认识翻译的性质，严肃执行翻译的任务，能写作的翻译者就会有克己功夫，抑止不适当的写作冲动，也许还会鄙视林纾的经不起引诱。

（节选自钱锺书《旧文四篇：林纾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