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对中国古典诗歌影响非常深远，他的诗真实地继承并发扬光大了《诗经》、汉乐府的优良传统，一向被称为诗史，它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的现实生活和时代面貌。把杜诗称为诗史，最早见于晚唐棨的《本事诗》。其在叙述李白的一段中，附带着提到杜甫，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从“当时号为诗史”这句话来看，诗史这个名称好像是在杜甫时代已经存在了——纵使不在杜甫时代，也应该在孟棨以前。

普遍地用诗史标志杜诗的特点，始于宋代。五代时写成的《旧唐书·杜甫本传》没有提到诗史；北宋写成的《新唐书》则说杜诗“世号诗史”。宋代诗文以及诗话中，凡是有关杜甫的，诗史二字常常可以遇到。像“推见至隐，殆无遗事”、像“读之可以知其世”、像“纪当时事，皆有据依”，的确是杜诗的特点，也是杜甫成为我国一个伟大诗人的重要原因之一。杜甫为中国的诗歌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新领域。明代的唐诗研究者胡震亨说：“以时事入诗，自杜少陵始”。以时事入诗，杜甫发挥了极大的独创性，道前人所未道，这是杜甫对于中国诗歌的丰功伟绩。但回顾诗歌的历史，追溯《诗经》的传统，若是说“以时事入诗，自杜少陵始”，是不符合事实的。如果把目光局限在从晋宋到唐初的三百年内，这时期的诗歌除却陶潜、鲍照、庾信以及后来的陈子昂等人的优秀作品外，自然代替社会，形式胜过内容，已成为普遍的现象，而杜甫以其满腔热诚，大量地歌咏时事，从这方面看来，说是自他开始，也未为不可。

杜甫生在唐代封建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他青年时期经历的“开元之治”和他中年以后、也就是安史之乱爆发以后社会秩序的混乱相比，俨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国家的危机和人民的痛苦通过种种难以想象的、耸人听闻的事实呈现在他的面前。面对许多残酷的事实，他既不遑惑，也不逃避，而给以严肃的正视。他既有热情的关怀，也能作冷静的观察，洞悉时代的症结和问题的核心所在。他观察的范围之广、认识之深，并能以高度的艺术手法把他观察、认识的所得在诗歌里卓越地表达出来，大大超过了在他以前的任何一个诗人。所以我们说，杜甫是中国诗歌优良传统伟大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也就是这个缘故，杜诗才获得了千百年来被人公认的诗史的称号。

诗史不同于历史，不能理解为用诗体写成的历史。一部好的历史同样需要作者能够认识时代的症结和重大问题的核心，同样可以写得很生动。可是作为诗史的杜诗则在深刻反映现实的同时，还通过多种多样的风格和具有独创性的表达方法处处体现出作者本人的形象，很少只是客观的描述。浦起龙说得好，“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诚然，杜诗不仅反映了时代的事迹和人民的生活，同时也浸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使人感到诗人的性情活跃在诗的字里行间。这正是杜甫的诗史与一般历史不同的地方，正如胡宗愈所说的，里边包涵着诗人的“出处去就，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

如前所述，抒情和时事与社会生活相结合，是我国诗歌从开始以来一直到建安时代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杜甫为这个特点的发扬光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使中国诗歌的这种特点在世界文学中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摘编自冯至《论杜诗和他的遭遇》）

“中庸”是儒家伦理学说的一个核心思想，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常常被误解、误用，颇有辨析的必要。在有的人看来，所谓“中庸”，就是做人要圆融，善于“和稀泥”、当“老好人”，搞折中主义、模棱两可；做事要平庸，不出头、不冒尖、守“本分”，满足于随大溜、跟着走。但这种观点不仅违背了儒家关于“中庸”的原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人们对儒家伦理学说的整体认识和评价。事实上，这种是非不明、善恶不分、庸碌无为的“老好人”、“本分人”并非儒家所尊崇的“中庸”之人，而是其所贬斥的“乡愿”，这种人格与品行也是儒家所极力反对的。孔子说：“乡原（愿），德之贼也。”孟子作了进一步的解释：“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

将“中庸”理解为“乡愿”，除了少数人是刻意而为、混淆视听之外，大多数人是出于对“中”、“庸”二字的望文生义：将“中”理解为“走中间路线”，将“庸”理解为“平庸”。不过，这种理解并不符合儒家尤其是先秦儒家的本意。我们来看看相关文献中的解释。在《中庸》一书中，“中”与“和”是放在一起表述的，二者密切联系、不可分割，正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由此可以看出，“中”在这里是一个时间概念而非距离概念，是所谓“时中”，即在合适的时机做合适的事、表达合适的情感，而不是折中调和或不分场合地率性而为。对此，《中庸》进一步解释道：“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关于“庸”，汉代学者郑玄的注释是：“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也就是说，儒家所谓“庸”，就是人伦日用；所谓“中庸”，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运用“中和”的理念，追求言行在时机、氛围等方面的恰如其分，不失礼、不失态、不偏激。用俗话说，“中庸”则大致相当于“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或“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中庸”或“中和”的理念还可以超越人伦的领域，运用到人与自然关系上：人们通过对自然界万物生长与四时变化规律的领悟和顺应，能够“赞天地之化育”，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就是《中庸》中所说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儒家认为，在人伦日用中做到“中庸”，即行所当行、止所当止，是一个极高的境界，需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运行规律、运行法则有深刻的体验和把握，这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到的。因而孔子才感慨：“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在孔子看来，行“中庸之道”至少需要做到四点，即“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也就是破除种种思维定势和主观成见，通权达变、相时而动。为此，孔子在回答其弟子关于什么是“仁”、什么是“义”、什么是“礼”、什么是“孝”等基本伦理问题时，总是避免给出概念化、程式化的答案，而是根据不同弟子的气质禀赋和不同的言语情境，进行有针对性的说明和阐释。从教育学的角度说，这体现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而从伦理学的视野观照，这就是他引导弟子追求“中庸”境界的具体实践。黑格尔曾因《论语》中缺乏概念和范畴的思辨而给予这部经典以至孔子本人相当消极的评价，其实，这恰恰是儒家伦理智慧的特色所在。

人们在特定的时空情境中生活，为人处世就需要“与时偕行”、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努力破除种种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束缚，这样才能不断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跨越。这，可能就是儒家“中庸”思想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摘自彭国华《“中庸”辨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