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①随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物理时空距离影响人们心理效应，审美情感也会改变，用以表达审美情感的审美范畴会发生改变，其中一些会逐渐消亡。

②长达数千年的农业文明时代，生活节奏缓慢，社会结构稳定，社会发展近乎停滞。这种社会形态产生了普遍的思想情感——“思念”与“离愁”，当这种心理效应脱离于具体生活情境，沉淀塑造为人的心理结构的时候，就上升为人们可以交互沟通的审美情感。

③思念和离愁是中国古诗词的重要题材，几乎所有的诗人都写过关于思念离愁的诗，留下许多千古名篇。比如关于思念的诗，“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李白《秋风词》），“月有盈亏花有开谢，想人生最苦离别”（张鸣善《普天乐·咏世》），“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李煜《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古代交通不便，人与人相见不易，每一次相遇和重逢都要跋山涉水，克服地理空间的限制，因此是那么难得与珍贵。相遇和重逢之后的分离经年累月，在时间的煎熬和发酵中，相思与离愁与日俱增，当这种情感作为文艺主题时，包含着哀伤、幽怨、愁苦、惆怅的一种复杂的美学意像就营造出来了。从人类社会学角度看，思念和离愁是一种人际间的情感联系，可以提供给个体价值的外在确定，因而是闪烁人性光辉的美好典范。

④在当今信息时代，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普及，人们相互间的物理联系发生了剧变，从固定有限的连接到移动即时的连接，从单点垂直的连接到多点普遍的连接，所谓万物互联，即时互通。在时空折叠条件下，通过即时通讯工具人们可以随时与想联系的人联系，或语言文字，或电话视频，在这种交往模式下，思念、离愁无法产生。在时代更迭的交汇期，人们对已有作品中“思念”和“离愁”的美学意象还能够理解和鉴赏，但已不会把它当作文艺表达的主要题材，这是信息时代文艺发展的重要变化。随着信息时代的深入，年轻一代成长，他们可能会不能理解思念和离愁，就会丧失对过去作品的感受力和欣赏力，这时候审美的代际跃迁真正完成。

（节选自陈粤春《当代审美的嬗变与动向》）

材料二：

要推行审美教育，需要创造何种条件？

我以为，克服急功近利的思想，是必要条件。因为审美本身是一种超功利性的活动。

美感的超功利性观点，是康德提出来的，经席勒加以发挥，而为我国许多美学家所认同。王国维说：“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虽物之美者，有时亦足供吾人之利用，但人之视为美时，决不计及其可利用之点。其性质如是，故其价值亦存于美之自身，而不存乎其外。”（《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蔡元培说：“美以普遍性之故，不复有人我之关系，遂亦不能有利害之关系。”（《美学观念》）鲁迅说：“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故其为效，益智不如史乘，诚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业之券。特世有文章，而人乃以几于具足。”（《摩罗诗力说》）朱光潜则以人们如何对待古松为例，认为除了“实用的”与“科学的”两种态度之外，还有一种“审美的”态度，这种态度是“把全副精神都注到松的本身上面，古松对于他便成了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谈美》）。

但儒家重在政治哲学与伦理哲学，即使对于审美的文学艺术，也总要拉扯到“为君”“为父”的政治伦理上去，使之成为“教训文学”或“教训艺术”，弄得毫无美感可言。在这种思想影响之下，艺术教育也就变成了耳提面命的政治思想教育，却忽视了审美愉悦。而正是这种审美愉悦，才能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这就是艺术的无用之用。

美，是要慢慢欣赏，细细感悟的。朱光潜《谈美》一书最后一篇的题目是：“慢慢走，欣赏啊！”这是引用景物优美的阿尔卑斯山谷中公路标语牌上的话。作者说：“许多人在这车如流水马如龙的世界过活，恰如在阿尔卑斯山谷中乘汽车兜风，匆匆忙忙地急驰而过，无暇一回首流连风景，于是这丰富华丽的世界便成为一个了无生趣的囚牢。这是一件多么可惋惜的事啊！”宗白华的美学著作索性就叫作《美学散步》，书前有一篇《小言》，专说散步对美学研究的意义：“散步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行动，它的弱点是没有计划，没有系统。看重逻辑统一性的人会轻视它，讨厌它，但是西方建立逻辑学的大师亚里士多德的学派却唤做‘散步学派’，可见散步和逻辑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中国古代一位影响不小的哲学家——庄子，他好像整天是在山野散步，观看着鹏鸟、小虫、蝴蝶、游鱼，又在人间世里凝视一些奇形怪状的人：驼背、跛脚、四肢不全、心灵不正常的人，很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大天才达·芬奇在米兰街头散步时速写下来的一些‘戏画’，现在竟成为‘画院的奇葩’。庄子文章里所写的那些奇特人物大概就是后来唐、宋画家画罗汉时心目中的范本。”这话当然是针对审美感受而言的，但从书本里走出来，以审美的态度对待人生的道理，却是实在的。

（节选自吴中杰《审美感受与余裕心》）

材料一：

对比于中国传统的思想，奥玛·珈音的许多表现都是“似曾相识”的。奥玛·珈音的诗意，使我想起孔子说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也使我想起庄子说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从而联想到李白的“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所谓“淡漠的悲哀”，到底是有的。《鲁拜集》有另一方面对于我是新鲜的，这熟识与新颖的汇合就是《鲁拜集》吸引力的来源。我意识到新颖的方面，是一个数理学者的观点、信仰和感情。精通天文和数学的奥玛·珈音一定意识到，宇宙的规律可以探知，并可以用严密而美妙的数学方式表示出来。研究自然科学的人，都靠着一个不可少的信仰来鼓动及支持探索需要的苦功─宇宙的真理是简单而美妙的；更根本一层的规律，更显得简单而美妙。这个信仰有宗教的力量，因而有感情的成分。

从另一方面说，研究科学者也是人，也经历体味到人事的复杂、命运的渺茫和人生的脆弱。他最高的逻辑告诉他，不管他剥去了多少层宇宙的秘密，不管他能多精密地计算天体的运动，物体的性质，他永远不能了解自己，永远不能了解人生最关键的问题：人生的目的是什么？生死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这些问题需要能满足心灵的答案，主观的答案。这是客观科学不可能供给的。一般人当然同样地有这些疑问，也同样地找不到答案。所不同的是，研究科学者知道数学在科学范围内的伟力。他有过求答成功的经验，因而树起一个比一般人较高的绳衡答案的标准。他深信宇宙是庄严，美妙，有一定法则的，但是人的死生问题是一扇永远打不开的门，这就是奥玛·珈音“淡漠的悲哀”的起源。

（摘编自黄克孙《鲁拜集·序》）

[注]奥玛·珈音，波斯著名诗人、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亦为《鲁拜集》的作者。

材料二：

自然，不仅是陶渊明的人生旨趣，也是其诗歌的总体艺术特征。他作诗不存祈誉之心，生活中有了感触就诉诸笔墨，既无矫情也不矫饰。他说：“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五柳先生传》）又说：“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饮酒序》）由此可见他的创作态度。陶诗的声吻和节奏，舒缓而沉稳，给人以蔼如之感。陶诗多用内省式的话语，坦诚地记录了他内心细微的波澜，没有夺人的气势，没有雄辩的力量，也没有轩昂的气象，却如春雨一样慢慢地渗透到读者的心中。他的诗不追求强烈的刺激，没有浓重的色彩，没有曲折的结构，纯是自然流露，一片神行。但因其人格清高超逸，生活体验真切深刻，所以只要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就有感染力。正如宋人黄彻所说：“渊明所以不可及者，盖无心于非誉、巧拙之间也。”

陶诗的一大特点也是他的一种开创，就是将日常生活诗化，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重要的意义和久而弥淳的诗味。在他以前，屈原、曹操、曹植、阮籍、陆机等等都着重于关乎国家政治的题材，陶渊明着重写普普通通的生活，用家常话写家常事，写得诗意盎然。

具体地说，陶诗的艺术特色可以概括为“情、景、事、理的浑融”。陶渊明描写景物并不追求物象的形似，叙事也不追求情节的曲折，而是透过人人可见之物，普普通通之事，表达高于世人之情，写出人所未必能够悟出之理。陶诗重在写心，写那种与景物融而为一的、对人生了悟明彻的心境。他无意于模山范水，也不在乎什么似与不似，只是写出他自己胸中的一片天地。陶诗发乎事，源乎景，缘乎情，而以理为统摄。在南风下张开翅膀的新苗，伴随他锄草归来的月亮，依依升起的炊烟，不嫌他门庭荒芜重返旧巢的春燕，在中夏贮满了清阴的堂前林，床上的清琴，壶中的浊酒，都已不是寻常的事物，它们既是客观的又是体现了诗人主观感情与个性的，既是具象的又是理念的。《拟挽歌辞》（其三）便是情景事理四者浑融的佳作：

荒草何莽莽，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峣。

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

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这首诗先写亲友为自己送葬的情事，“荒草”、“白杨”烘托出悲凉的气氛。然后说人皆有死，谁也不能避免，而一个人的死去对活着的人来说并无太大的影响，不必过于执着。最后两句以理语作结，统摄了全诗。死亡是人的一大困惑，这个困惑被陶渊明勘破了。

陶诗中的“理”不是抽象的哲学说教，而是在生活中亲自体验到的，其中包涵着生活的情趣。陶诗表现了他对宇宙和人生的认识，是探求其奥秘和意义的结晶，而这一切又是用格言一样既有情趣又有理趣的语言表现的，取得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清人潘德舆说陶渊明“任举一境一物，皆能曲肖神理”，是中肯之论。

（节选自《陶诗艺术及其渊源》，袁行霈《中国文学史》）

材料一：

梁晓声与共和国同龄。他出生八天后，新中国宣告成立，说梁晓声是“共和国作家”，名副其实，梁晓声的人生命运，天然地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是亲历者，70多年的风风雨雨他都经历过，而且都对他的人生发生过影响；他是见证者，国家和人民是怎么从一穷二白走到今天的，他有发言权，也有说服力。他一直在与时代同行，中国社会发生的新的变化吸引他去关注，去思考，他也未曾懈怠过。他从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角度，秉持着社会良知和责任，用他擅长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理解和认知。他从来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关注现实、关注社会，是他作为一个作家的人生使命。

梁晓声对这个时代充满感情，是时代的发展进步推举着他，让他不断获得观察和思考的角度和视野，更新自己的方法和路径。他说他的写作，是在做一个时代书记员的工作。他进入这个时代，观察这个时代，思考这个时代，这种执着和认真，奠定了梁晓声现实主义的坚实基础。《人世间》是梁晓声的人生阅历、文学经验和思想储备的一次全方位的调动。《人世间》无疑代表了梁晓声的现实主义高度。

作为一位作家，梁晓声的底层生活遭遇，本能地驱策着他去关注底层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对他们生活的艰辛和不易，给予深深的怜惜和同情。所有这些，都能从《人世间》中找到梁晓声诚恳的表述。与此同时，梁晓声在《人世间》里，更写到了普通百姓在生活重压下的自尊自爱、自立自强，他们的抱团取暖、手足相助，他们的善良正直、乐观坦荡，他们对情义的看重、对命运的抗争，以及他们为改变生存处境所付出的努力。

而且，在《人世间》里，梁晓声笔下的平民，并不是笼统或绝对的，而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体。当生活得到一定的改观，潜沉在底层社会中的狭隘、自私就会自自然然地显露出来。《人世间》写到，和周秉昆一同长大、一路相互照应的曹德宝，因为自己没能得到一套更好的房子，不惜实名举报秉公办事的副市长周秉义。梁晓声对这种刁民行为持明确的批判态度。小说里的一个细节，是这样处理的：周秉昆和曹德宝不经意间相遇了，后者低下头，一晃而过。梁晓声不是靠说教，而是靠当事人自己的羞愧和无地自容，来体现作为社会人应有的是非好恶之心。

梁晓声具有深厚扎实的平民意识，但又绝不仅仅是平民意识。在国家逐步走向现代化、民族迈上复兴征途的宏大时代背景下，梁晓声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在《人世间》里，形象而艺术地表达了只有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才能彻底改变平民百姓人生命运的道理。普通百姓对美好生活的人生向往，要靠知识和能力、正直和道义、友善和互助、责任和担当、奋斗和努力来得以实现。这是梁晓声人民立场和人民情怀的应有之义。

那么，在社会和时代面前，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人世间》是对“好人文化观”的形象表述。它从价值取向上，彰显了梁晓声的现实主义高度。作者写出了时代的变迁与个人命运的交集，这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同时《人世间》并不仅仅满足于此。人是这样的，但应该是那样的，这是梁晓声提出“好人文化观”的前提。

在《人世间》里，作者善于挖掘人物身上所闪现的正直善良和情义担当。即使生活再艰辛，也要将心比心，为他人着想；就是深陷困境，也要互帮互助，自立自强。社会越发展，时代越进步，作为人本身，更应该向善、向上、向美。《人世间》里无时无处不在体现这种思想的光辉。我们从《人世间》中不难看到，当生活中的矛盾处在不可调解之时，总有一种正直的友善的力量，内在地驱策着生活向前推进。而矛盾的调和与解决，又往往得助于梁晓声价值取向的牵引。以周志刚为例，当他得知小儿子周秉坤与经历复杂的郑娟相爱时，惯怒至极。他了解到郑娟的付出之后，帮小儿子整理行李，把他送往郑娟家里。他对周秉昆说过这样一段话：“有恩不报，那是不义。……再愁再难的日子，你都要为那边三口把日子给我撑住，而且让他们觉得有了你就有了希望！”而周秉昆原以为是父亲要赶他出门。这个时候的他，泪如泉涌。

正是这样，梁晓声把自己的思考和认知，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小说的人物形象上，让人物立起来说话。呈现现实，同时从理想向度上引导现实，梁晓声的“好人文化观”起到了内在的支撑作用。

（摘编自李师东《梁晓声<人世间>：现实主义的新高度》）

材料二：

文学的意义究竟何在？

五十岁以后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

六十岁以后，我自己对自己给出了回答——不论这个主义那个主义，风格尽可迥异，但宗旨却只有两点——既要写“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也要写“人在现实中应该是怎样的”。

人类还是要进化的。

人类进化的大方向只能是继续向好人性进化的方向。

“人在现实中应该是怎样的”，其实始终是优秀文学作品的品质特征。舍此意义，文学与人类的关系便无足轻重，并且就会在面对“意义”二字时陷于大困惑。

（摘编自梁晓声《人在现实中应该是怎样的—-关于<人世间>的补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