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提倡研究和保护方言，不仅仅因为学术需要，更因其具有社会价值。方言对于人类文明而言具有长远意义，如同物种意义上的不可再生性，我们今天仅用短视的眼光看待方言，可能看不到它实在的价值，但如果因此忽略它，任其消失，则是不可还原的。

方言的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第一，方言是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比如湖南花鼓戏，以其特色与影响带给人们独有的艺术享受；第二，我们用传统方式做训诂研究，解释古代文献词义、句字，需要借助方言；第三，语言的多样性是丰富人类社会与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个观念：只有用自己最熟悉的母语，才能精确表达人们心灵最深处、最复杂的情感。没有乡音，无以慰藉乡愁。任何一种方言都是一种知识体系，都是特定的族群在特定的地域生活多年之后文化风貌的呈现。一个多元的社会，应该允许人们用方言来表达情感。

方言能极大地增强同一社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但也会在人们跨地区交往中造成一些困难。在现有的交通通讯、信息化的背景下，方言差异性减少、普通话影响扩大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我们妥正确认识这个现实。考虑到方言的价值，我们希望方言不要以这么快的速度退出社会生活，希望方言在更长的时间里能以一定形式得到传承。

据统计，世界上大部分人口，都使用不止一种语言。因此，我国在大力推广普通话的同时，没必要将方言保存保护与普通话推广对立起来，双语双言、多语多言应是社会之常态。社会要逐步养成双语双言、多语多言的状态，并习以为常——我们在完成不同的社会交际功能、适应不同交际场合时，完全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来进行。

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多言多语应是比较理想的状态，这实际也是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常态。中国南方地区多言环境情况较多，尤其像广西这样的地方，一个人往往会说几种方言，比如西南官话、粤语、客家话，有的还会说壮语。这是百姓自然而然掌握的，并不存在学得多就学不好的情况。因此，在目前环境之下，城市的家长不用担心孩子以后普通话说不好，要让孩子从小有机会说方言，与普通话同时接触。研究表明，实际从小处在多语状态的人，脑神经系统的发育能够得到更多的锻炼，双语多语环境下的孩子在智力发展过程中，并不会吃亏，反而更有优势。

不过，方言毕竟是触动人们敏感认同神经的因素，因此在多语多言的社会里，使用不同方言的人，要有语言使用文明的意识。这种文明意识，说到底就是要兼顾对方的心理状态，并成为一种习惯。在交际场合，方言的使用要掌握好度，设身处地为他人考虑。这种文明意识不是短时间能形成的，但我们在进行方言传承和保护时，也要把这种意识传播出去。我们并不鼓吹方言独大，而是主张构建一种和谐的语言生活环境。

（选自《保护方言与推广普通话并不对立》，有删改）

中国人的姓氏，最早可以追溯到母系氏族时代。当时出于族际间识别的需要，每个氏族都会有一个本氏族的专用名称，这个名称事实上就是全体氏族成员共同的姓，如姬、姜、姒、妫、姚、好等。这些姓皆从“女”字旁，从一个方面表明姓最初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

与现今的观念不同，在先秦时期，姓、氏是互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姓是氏族组织的名称，氏是氏族内部家族组织的名号。出现姓、氏上下两级结构，是因为当一个氏族由于世代久远、人口增殖而规模越来越大时，氏族内一些成员间的血缘关系就会越来越淡，有些成员甚至可能已经找不到与另一些成员间的血缘联系了。这时，氏族内一部分血缘关系较近的人便会结成次一级的血缘组织，而次一级的血缘组织也会有相互识别的符号，这就是“氏”。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的祖先只能出自想象；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较晚，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清楚，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加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都是如此。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三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至今。

（摘编自张淑一《古代姓氏浅谈》）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

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发展离不开资源的支撑，需要开发建设，同时也不能不顾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盲目进行开发建设。需要强调的是，生态破坏或环境污染并不一定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很多情况下是未能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所致，其中的关键因素在于人自身，在于人们能否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发展消耗资源，发展也可以带来资源。也就是说，发展过程也可以是资源反复利用并持续产生效益的过程。实现这样的良性增长，需要人类不断深化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在不断提高勘探、开采、利用、生产等方面技术水平的基础上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生态保护的难点不是保护某些种类的动物或物，而是保护生态系统，使其保持自然平衡，免受人类不当活动的干扰。这就要求提升人类获取和利用资源的能力和效率。一些草原、山地和荒漠化地区是生态退化风险较大的区域。但这种生态退化可能并非经济发展导致的，相反，有时是经济发展滞后的结果，因为经济运行效率对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的成效有很大影响。在很多时候，经济运行效率越高，发展过程中就越能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经济运行效率越低，发展过程中向自然索取就越多，排放也越高。在发展过程中，依靠更多更普遍的创新创造，让生产过程更加绿色，让劳动者拥有更高技能，可以促进资源节约循环利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从空间利用角度看，人口与各种生产要素的集聚程度有着重要生态含义。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人口和其他生产要素越来越向城市集中，就会有更多空间用于生态涵养。因此，城市群的培育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同时也能有效促进一些地区的生态保护，有助于形成发展与保护互相促进的局面。从实际情况看，生态比较脆弱、需要特别注重保护的地区往往位于乡村。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绿色发展，也是实现乡村振兴面临的紧迫任务。

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需要加快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处理好生产和生态环境的关系，积极发展绿色产业。应构筑绿色产业体系，大力发展“生态+现代工业”“生态+现代农业”和“生态+现代服务业”等，通过合适的项目带动绿色经济发展，努力实现产业发展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遏制损害生态环境的生产活动，普及环境友好技术，需要减少小而散的生产方式，以利于规模化治理污染，从整体上优化发展与保护的关系。还要全面开展污染防治，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严厉打击各种环境违法行为，着力解决一批突出的环境问题，保护好宝贵的自然资源，让绿水青山常在，永远造福人民群众。

(摘编自戴星翼《处理好发展与保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