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的自觉

李泽厚

鲁迅说：“曹丕的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为艺术而艺术”是相对于两汉文艺“厚人伦，美教化”的功利艺术而言。如果说，“人的觉醒”是封建前期的文艺新内容，那么，文的自觉则是它的新形式。两者的密切适应和结合，形成这一历史时期各种艺术形式的准则。

鲁迅又说：“汉文慢慢壮大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氏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曹丕做了皇帝，应该是实现了人生的最高理想了吧，然而并不。他依然感到“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两者并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典论·论文》），显赫一时的皇帝可以湮没无闻，华丽优美的辞章并不依赖什么却被人们长久传诵，可见曹丕所以讲求和提倡文章华美，是与他这种对人生“不朽”的追求（世界观人生观）相联系的。文章不朽当然也是人的不朽，它又是前述“人的觉醒”的具体体现。

这样，文学及其形式本身，其价值和地位便大不同于两汉。在汉代，文学实际总是宫廷玩物。司马相如、东方朔这些专门的语言大师乃是皇帝弄臣，处于“俳优畜之”的地位。那些堂哉皇也的皇皇大赋，不过是歌功颂德、点缀升平，再加上一点所谓“讽喻”之类的尾巴以娱乐皇帝而已。西汉桓宽《盐铁论》里的“文学”指的是儒生；贾谊、司马迁、班固、张衡等人也不是作为文学家而是作为政治家、大臣、史官等等身份而有其地位和名声的。

在两汉，门阀大族累世经学，家法师传，是当时的文化保存者、垄断者，当他们建立起封建前期的门阀统治后，这些世代沿袭着富贵荣华的贵族们，认为真正有价值有意义能传之久远以至不朽的，只有由文学表达出来的他们个人的思想、情感、精神、品格，从而刻意作文，“为艺术而艺术”，确认诗文具有自身的价值意义，不只是功利附庸和政治工具，便也是很自然的了。

所以，由曹丕提倡的这一新观念极为迅速地得到了广泛响应和长久的发展。自魏晋到南朝，讲求文词的华美，文体的划分，文笔的区别，文思的过程，文作的评议，文理的探求，以及文集的汇纂，都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它们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突出特征。其中，有人所熟知的陆机的《文赋》对创作类别特别是对创作心理如此专门描述和探讨，这大概是中国美学史上的头一回，它鲜明地表示了文的自觉。

自曹丕、陆机而后，南朝在这方面继续发展。钟嵘的《诗品》对近代诗人作了艺术品评，并提出，“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至乎吟咏性情，亦何贵于用事？”再次把吟咏性情（内容）的诗（形式）和经世致用的经学儒术从创作特征上强调区别开。刘勰的《文心雕龙》则不但专题研究了像风骨、神思、隐秀、情采、时序等创作规律和审美特征，而且一开头便说，“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行。此盖道之文也”，而“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把诗文的源起联系到周孔六经，抬到自然之“道”的哲学高度，可以代表这一历史时期对文的自觉的美学概括。

（选自《美的历程》，有删改）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回顾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先秦时期的春秋战国无疑是中华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正是这一时期产生了众多杰出思想家，他们提出了中华文化的若干基本主张。在诸多主张之中，对个人与他人关系问题的探讨当属最重要的。老子的《道德经》讲，“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意思是尽己所能帮助别人，自己反而更充实；尽己所有给予别人，自己反而更富足。这样的主张把个人和他人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反映了在中华文明形成早期我们的先哲思考这一问题的出发点。孔子同老子相呼庄，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点。孔子主张把自己和他人合为一体，设身处地去思考人如何在社会上生活，如何同他人和谐共生，这就是孔子的仁学。作为孔子的后学，孟子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礼记》中有很经典的一句话：“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已，则民作让。”这句话是说凡事要尊重别人，把他人摆在第一位，一个社会若能做到“先人后己”，那么礼让和谐就会蔚然成风。同样的思想还见于《尚书》，该书《大禹谟》一篇记载上古君臣治国之道，主张多方听取意见，甚至可以“舍己从人”。

中华文化始终把人作为探究的核心，而这个“人”并不仅仅是生理意义上的个体，更主要的是具有社会意义的人群。正是在追求人己和谐共生的历史演进中，人们不断完善自我，逐步形成了中华民族“先人后己”的传统美德。此后，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舍己为人”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崇高精神追求。可见，中华文化是把个人和他人融为一体、追求人已相互依存与和谐共生的文化。

一些西方学者以“为己”一词为依据，认为中华文化是利己文化，这显然是对中国古代典籍的误读。“为己”一词始见于《论语》，在《宪问》中，就弟子所问古今学术差异这一问题，孔子答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何谓“为己”和“为人”？孔子未曾展开讲，这个问题是由后世的荀子解决的。在《劝学篇》中，荀子将“为己”之学定位为“君子之学”，而将“为人”之学称为“小人之学”。荀子的结论是：“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禽犊”意为馈赠他人的礼物，意思是君子求学问，是为了使自己具有美好的品德；小人求学问，是为了取悦于人。西汉经师孔安国取荀子之说以释《论语》，将“为己”训为“覆而行之”，“为人”则解作“徒能言之”。魏晋时期，玄学家何晏署《论语集解》，以孔安国之说为基本依据。从此，把“为己”释作“履而行之”的经典解读一直为历代经师所传承。可见，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为己”，乃是讲修为自己，是指学者个人的道德修持和践履。因此，“为己”与“利己”全然不是一回事，不可混为一谈。

（摘编自《中华文化追求人己和谐》）

材料二：

中华传统美德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当前，认真践行中华传统美德，深入挖掘和阐发其中的思想道德资源，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是我们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应当努力做好的一件大事。

为而不争，是蕴含于中华传统美德之中的一可贵思想。若究其渊源，这一思想可以追溯至《老子》。《老子》最后一章说：“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这里说的“不争”，以“为”作前提。所谓“为”，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为人”“与人”，即有利他人，给予他人；第二层则是该书所言四个“不自”，即“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也就是说。人生在世，既要做有利于他人的事，也要把自己应当做的事情先做好，这才叫做“为而不争”。孔子也主张“君子无所争”，说的是“矜而不争”。也就是说，不争的前提是“矜”。同一个“矜”字，老子作夸饰用，主张“不自怜”，孔子则作庄重用，虽讲法各异，但皆从严格律己出发。唯其如此，也就有了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也正是弘扬先贤思想，孟子才会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古往今来，为而不争的思想有若春雨润物，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蕴养了一代又一代先人。然而近些年来，这样的思想被一些人渐渐淡忘了，急功近利、损人利己的坏习气蔓延滋长，许多人对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更有甚者，为了谋求一己私利，竟然践踏道德底线，损害国家、民族利益。长此以往，势必导致民族道德素质下降。凝聚人心、扶正风气，这是中国学人数千年一以贯之的社会责任意识。北宋范仲淹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执着追求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早成旷世箴言。清代学者顾炎武著《日知录》，用整整一卷篇幅集中探讨历代社会的人心风俗问题，发出了“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呐喊。晚清学人据以归纳，逐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强音而融入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之中。

见贤思齐，从当前社会风气的实际出发，学人似有必要多讲讲为而不争的道理，多谈谈中华传统美德中的可贵思想。只要我们脚踏实地、坚持不懈，经过较长一段时期努力，定然能使中华传统美德深入人心、蔚成新风。

（摘编自《谈谈“循序渐进”与“为而不争”》）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盛唐气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朝气蓬勃，而这也是盛唐时代的性格。它是思想感情，也是艺术形象，在这里思想性与艺术性获得了高度统一。有人认为只有揭露黑暗才是有思想性的作品，这是不全面的，应该说属于人民的作品才是有思想性的作品，而属于人民的作品不一定总是描述黑暗的。如屈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离骚》，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是强烈追求理想、追求光明的性格形象，很少具体描述黑暗面。当然追求光明就会与黑暗面形成敌对，这原是矛盾的两面；作者究竟是带着更多黑暗的重压，还是带着更多光明的展望来歌唱，这在形象上是不同的，这事实上正是一个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盛唐气象正是歌唱了人民喜爱的正面的东西，反映了时代中人民力量的高涨，这是盛唐气象所具有的时代性格特征。它是属于人民的，是与黑暗力量、保守势力相敌对的，这就是它的思想性。

盛唐时代是一个统一的时代，是一个和平生活繁荣发展的时代，它不同于战国时代生活中那么多的惊险变化，因此在性格上也就更为平易开朗。《楚辞》比《国风》复杂得多、曲折得多，而唐诗则与《国风》更为接近。这一深入浅出而饱满蓬勃的风格，正是盛唐诗歌所独有的。李白的《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五花马，千金袭，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如果单从字面上看，已经是“万古愁”了，感情还不沉重吗？然而正是这“万古愁”才够得上盛唐气象，才能说明它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气象可以匹敌，有着联系；才能说明盛唐的诗歌高潮比陈子昂的时代更为气象万千。我们如果以为“白发三千丈”“同销万古愁”仅仅是说愁之多，愁之长，也还是停留在字面之上，更深入理解，会发现这个形象的充沛饱满，这才是盛唐气象真正的造诣。

李煜的《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也是说愁多、愁长，也是形象的名句；然而这个形象绝不是盛唐气象，它说愁多、愁长，却说得那么可怜相；它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与“黄河之水天上来”，在形象上简直是无法比拟的全然不同的性格。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也是典型的盛唐气象。盛唐气象是饱满的、蓬勃的，正因其生活的每个角落都是充沛的，它夸大到“白发三千丈”时不觉得夸大，它细小到“一片冰心在玉壶”时不觉得细小；正如一朵小小的蒲公英，也耀眼地说明了整个春天的世界。它玲珑透彻而仍然浑厚，千愁万绪而仍然开朗这是基于对饱满的生活热情、新鲜的事物的敏感，与时代的发展中人民力量的解放而相伴成长起来的。它带来了如太阳一般丰富而健康的美学上的造诣，这就是历代向往的属于人民的盛唐气象。

盛唐气象是中国古典诗歌造诣的理想，因为它鲜明、开朗、深入浅出；那形象的飞动、想象的丰富、情绪的饱满，使得思想性与艺术性在这里统一为丰富无尽的言说。这也就是传统上誉为“浑厚”的盛唐气象的风格。

（摘编自林庚《盛唐气象》）

材料二：

唐朝继隋之后，经过太宗贞观之治，文化交融的过程大大地加速了。南朝的“文”妆点了北朝的“质”，北朝的“质”充实了南朝的“文”，“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一种融合了南北文化之长、与唐帝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相适应的新文化达到了成熟的地步。盛唐气象正是这种富有深厚内涵的新文化的升华。

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会，居住着许多外国的王侯、供职于唐朝的外国人、留学生、求法僧，外国的音乐家、舞蹈家、美术家，以及大量外来的商贾，至于外国的使臣更是络绎不绝。在宗教方面，佛教之外，伊斯兰教、袄教、景教和摩尼教也都得以流行。音乐、舞蹈、美术等方面的交流也给盛唐社会注入新的气息。中外文化的交流，打开了盛唐人的眼界，开阔了他们的胸襟，这对气象的形成无疑起了积极作用。

关于盛唐经济繁荣的局面，文献中不乏记载。“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元结《问进士》）“四方丰稔，百姓殷富……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郑崇《开天传信记》）从中宗神龙元年到玄宗天宝十四年，短短五十年间，唐朝人口增幅达40%。天宝年间人均粮食达到了700斤。无法想象，在一个民生凋敝、战乱频仍、国家分裂的时代会有什么气象可言。

在安定的局面下，儒、释、道三教得以并用，思想界出现比较自由的气氛。在这样的气氛中，诗人们可以从各方面汲取营养。李白信道，杜甫尊儒，王维崇佛。他们的不同信仰，对形成各自的诗歌风格起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唐朝实行抑制门阀士族的政策，以科举取士，打破了门阀士族垄断政治的局面，使大批中下层庶族文人登上政治舞台。与此同时，文化也从少数士族文人手中转移到中下层庶族文人手中。这批在唐朝建国后成长起来的新人，有丰富的生活阅历，比较了解社会的实际、政治的利弊和民生的疾苦。他们有抱负、有见识、有能力，敢于冲破旧的藩篱开拓新的局面。盛唐文化实际上主要是这批新人创造出来的，盛唐气象也就是这批新人的气象。

（摘编自袁行霈《盛唐诗歌与盛唐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