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五四”以来的文化研究中，曾出现一种认为“世界文化本一体，中西文化的差异纯粹是时代性”的观点，可称为“有古今无中外论”。这种论调的根本错误，在于忽视乃至抹杀人类社会以民族的形式存在这一历史事实。人是社会性动物，个人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群体之中。在原始时代，社会的基本形式是氏族、部落；在阶级社会，社会的基本形式是民族。在原始社会，部落之外即法律之外，氏族内部自由平等友爱的关系在部落之间统统不存在；在阶级社会，民族是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的共同体。人类社会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既然是以民族的形式存在，那么，人类文化在此阶段也一定要以民族文化的形式存在。文化的民族差异不仅是人类以民族为单位生活的自然结果，而且是这种生活的前提和条件。共同的民族文化不仅是把一定数量的人民凝聚在一起的东西，也是把这些人与其他人区别开来的东西。如果文化完全没有民族差异，那么民族这种人类社会存在的历史形式早已不存在了，民族的差别也早已不存在了。人类社会以民族为基本形式这一事实还告诉我们，具体的文化总是各种各样的民族文化，而一般的人类文化只能存在于这些具体的民族文化之中。离开了各种各样具体的民族文化，所谓一般的人类文化只是一种虚构。

文化差异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

首先，地理的隔绝机制是民族差异形成的基本条件。因为地域的辽阔、山海的阻碍等因素，各个民族各自独立地生存，文化上差异的产生也不可避免。

其次，地理环境的差异是民族差异最重要的自然根源。地理环境的差异不仅会对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人们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产生直接影响，而且会对他们的科学、艺术、宗教等产生直接影响。

其三，一定范围内自由创造的可能性是民族差异形成的重要机制。种族、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等是人们从事文化创造的基础，同时也是对文化创造的限制，而自由创造只是在这一定范围内的发挥。因而，文化的发展既非绝对必然的，也非完全自由的，而是自由和必然的统一。

其四，不同文化发展成果对人类自身的不同改造是民族差异的最高表现。文化是人创造出来的，但文化发展的成果又不断地反作用于人本身。各民族在创造不同风格的音乐、美术的同时，也发展了不同的审美趣味。审美趣味如此，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亦莫不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民族的共同文化不仅表现了该民族的共同心理，而且创造了该民族的共同心理。这种文化成果与人自身的身心变化的相互作用，是民族差异的放大器、加速器和稳定器。

最后，民族斗争是民族差异的强化剂。古往今来，民族之间的矛盾、对立、冲突史不绝书。许多征服者民族推行强制同化的政策，而被征服的民族则千方百计为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而斗争。在这种同化与反同化的斗争中，许多细枝末节的差异也会获得不寻常的意义。例如在清朝末年，剪掉辫子就意味着公开表示与清朝统治决裂。文化上的民族差异不仅是人类以民族为单位长期生活的自然产物，而且在民族斗争中人被人们有意识地巩固、强化。

应当指出，虽然文化上的民族差异不能事事归因于经济，但归根结底是人类生产力达到一定发展程度的结果。文化上民族差异的形成原因，都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程度上才得以发挥作用。因此，民族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不是超历史的存在，不是纯自然的存在。因而，文化上的民族差异也是历史的、可变的，相对的。

（摘编自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精神》）

材料二：

文化差异性是始终存在的。历史上对待这种差异性曾经有过三种不同的态度。

第一种是对凡与自己文化不同的人，一概作为异端，必征服之，同化之，以至绝灭之而后快。

第二种是承认其价值，但只是作为珍稀的收藏、猎奇的点缀或某种可供研究的历史遗迹，实际上是排斥其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如果我们混同了已成遗迹的、定型了的“传统文化”和今天受过现代文化洗礼的“文化传统”之间的根本区别，以复旧充新生，抵销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那么，中国文化的发展将陷入困境。

第三种态度是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这是将事物放到其自身的文化语境内去进行观照的一种方式。它赞赏不同文化的多元共存，反对用产生于某一文化体系的价值观去评判另一文化体系，承认一切文化，无论多么特殊，都自有其合理性和存在价值，因而应受到尊重。这种态度当然远比前两种态度来得宽容合理。

无论如何，文化差异总是现阶段普遍存在的事实。正是这些差异赋予了人类文化以多样性。所谓的文化相互同化、融合而导致的“世界文化一体化”，只能带来人类文化的单调和没落。事实上，正是由于差异的存在，各个文化体系之间才有可能相互吸取、借鉴，并在相互参照中进一步发现自己，将异国作为帮助自己发现自己的“他者”，从另一种文化的陌生角度来观察自己，看到许多从内部无法看到的东西。

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当两种文化接触时，就不可避免地产生误读。所谓误读就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他原有的“视域”决定了他将对另一种文化如何选择，如何切割，然后又决定了他如何对其认知和解释。文化之间的误读难以避免，无论是主体文化从客体文化中发现新义还是反观自己，都很难不包含误读的成分。而从历史来看，这种误读又常是促进双方文化发展的契机，因为恒守同一的解读，其结果必然是僵化和封闭。

（摘编自乐黛云《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

《木兰辞》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北方的一首长篇叙事民歌，讲述木兰替父从军、最后荣归故里的故事，体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忠孝两全的价值观。美国动画版《花木兰》则对《木兰辞》进行重新诠释，木兰为了证明男女平等、实现自身价值而主动从军，体现美国人崇尚个人主义的民族性格。《花木兰》在中国上映后，获得不错的票房。不少观众表示故事有新意，能带来启发。

【推荐3】材料一：

《伟大的转折》用镜头寻觅红军战士的闪光足迹，用艺术丈量惊心动魄的血色距离，力图通过一幕幕以少胜多的浴血搏战、一场场殊死战役的惨烈与凶险，叩问如今的人们：我们当年为什么出发可还记得清？红军在长征路上书写的壮烈史诗可还读得懂？

《伟大的转折》植根史实，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尽量对长征的真实状态做历史和艺术的还原——艰难的抉择、艰苦的跋涉、艰窘的生活和浴血的战斗。作品描写的是红军长征最关键的一段时间，即湘江战役后，转战黔、滇、川等地的5个月。应当说，这是我党的一次思想解放，是我党带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走向胜利与复兴的伟大转折。

经过80多年的岁月淘沥、时空化合，长征精神已不仅仅属于一个军队、一个政党、一片地域，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部分，表现出人类敢于牺牲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伟大的转折》真实地再现历史，艺术地揭示历史经验，这是为了坚守和传承留存在历史中的高贵英雄主义精神，以期其成为今天的思想烛照和精神钙质。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这部剧还存在一些不足，有制作不够精良、特型演员的形似与神似拿捏得不够到位等。长征有着说不尽的深厚历史内涵、思想内涵、人文内涵，虽然它在历史的长河中渐渐远去，但艺术创作的长征依旧任重道远。

（摘编自李树声《让长征精神成为我们的精神之钙》，《光明日报》2019年11月5日）

材料二：

80多年前，长征的胜利鼓舞了当时大批进步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投身革命事业，这直接促进了我们党和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大发展。80多年后的今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新的长征。长征精神没有丢，不能丢，更不会丢，因为它具有更多新的时代意义。

长征途中，“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革命战士为何有如此英雄气概，答案是他们坚守着共产主义信仰追求，正所谓“心有所信，才能行远；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走过的这些年，又何尝不是一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伟大长征？80多年前的长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自信与文化自信，这种“走自己的路”的自信正逐渐沉淀升华为中华民族前进的强大定力和深厚历史底蕴。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所说：“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不算很大，有什么了不起呀！比起万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总要好一点吧。”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只有高扬理想信念的风帆，保有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必胜信念，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摸索中、自省中、挫折中、成功中获得自信，才能从容应对各种考验，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前进。

“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当年的红军既尊重客观规律，又永葆斗志和毅力，既勇于直面困难，又敢于接受挑战。长征的胜利启示我们，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长征不常有，长征亦常态。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我们应明确关键时期还会有许多新的“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许多新的“金沙江”“大渡河”需要征服。绝不能看到困难就畏首畏尾、喊苦喊累，提条件讲难度，向挫折和压力妥协，否则，任何工作都只能受困于“泥沼”，寸步难行。

在长征前，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就是要向群众宣传，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立政权和地方党组织。长征途中，红军用实际行动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在红军途经少数民族地区时，很多少数民族同胞主动为红军带路、送粮草、救护伤病员。可以说，长征精神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群众是红军的胜利之本。

80多年前的长征有终点，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的长征没有终点。中国梦的具体表现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它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但幸福不会从天而降，美梦不会自动成真。只有把党的战略目标变成群众的自觉实践，不忘密切联系群众，不断调动人民群众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聚合众力、融合众智，以实现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摘编自季琳欢《新时期长征精神的时代意义》）

材料三：

长征是“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令人感叹的是，长征其实也是“一群年轻人的进发”。因为在这支一往无前的队伍里，大约54%的人是24岁以下的年轻人。在江西信丰，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牺牲的第一位师长洪超只有25岁；在湖南道县，死守湘江阵地的陈树湘也不到30岁……就是这群胸怀理想的年轻人。在这条淬火成钢的道路上舍生忘死、抛洒热血，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青春之歌。

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怎么看待来时的路，往往决定了能否走好未来的路。让人欣慰的是，不断有年轻人回到长征路上，用脚步与先辈对话，切身感受这一传奇史诗。一名20多岁的网络主播，用直播的形式挖掘红军艰苦卓绝的英雄故事，观察长征路上变化与发展中的今日中国；一名95后大学生在重走长征路时，为过去不了解红军的艰辛而流泪。精神是可以传承的，这条地球红飘带所孕育的英雄的基因，感染与召唤着一代又一代人在这条曲折而顽强的道路上努力奔跑、奋力前进，探寻走向胜利的密码。

有人曾提出疑问，今天的年轻人还用“长征”、还能“长征”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因为长征除了是脚步的丈量，更是精神的洗礼、思想的升华。青年的人生目标会有不同，职业选择也有差异，在成长和奋斗中会收获成功和喜悦，也会面临困难和压力。只有把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才能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升华人生境界。

（摘编自盛玉雷《激扬新长征的青春力量》，《人民日报》2019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