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材料一：

虎吼一声，威震山河。自从老虎跻身十二生肖，这位森林里的大王，便带着威猛之气、骁勇之神、智慧之光，走进了国人的精神世界。十二生肖的动物中，兔、鸡、羊，甚至身高体大的牛和马都被人类驯化，老虎依然我行我素，或在深山老林，或在荒野僻壤，世袭着百兽之王的尊贵地位。

威猛的老虎没能成为六畜中的一员。但是，这并不妨碍老虎与人的亲密关系，其幻化出的形象早就走进了千家万户，最具代表性的化身应属布老虎。先民将仁爱寄寓在威风凛然的老虎身上，布老虎与孩童形影不离。

老虎变成布老虎，没有了威猛，没有了骁勇，走进中国人生活的老虎早就人格化了，如果说，布老虎身上体现的是仁爱，那出现在《醒世恒言》里的老虎便是道义的化身。

冯梦龙在《醒世恒言》第五卷里写大唐天宝年间，福州有个勇武少年名叫勤自励，打猎归来路过大树坡，看见陷阱里掉进了一只黄斑老虎。老虎见到他便前足跪地，像是磕头求救。勤自励心一软放走了老虎。

这只老虎后来大义报恩，为他拦下要改嫁的媳妇。冯梦龙将人间大义维系在了老虎身上。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不仅用《三字经》《弟子规》等教育人，而且将老虎人格化了，让它承载了大义，感染人。这就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明代的冯梦龙让老虎承载了道义，清代的蒲松龄也不甘人后，《聊斋志异》里蹦出来一只“赵城虎”。赵城虎吃了人，吃掉的还是一个寡身老太婆的独生子。儿子死了，谁来供养老太婆？老太婆痛不欲生，哭闹到县宰那里状告恶虎。捕捉猛虎是件危险事，弄不好会搭上自家的性命，县宰担心无人领命，没想到小吏李能竟敢领命。但李能忙碌数日，没有交差，还挨了一顿板子。李能跑到庙里哭诉。门口竟蹲着一只老虎，乖乖待着，他绑缚着老虎并带到县衙，完成了差事。

县宰问老虎：“你吃了老人家的儿子？”老虎居然点头承认。县宰要老虎给老太太当儿子养老，老虎又点点头。要老虎给老人家当儿行孝，岂非笑话！次日老太太开门，门前有一只死鹿。是老虎送来的。老人家卖了鹿皮鹿肉，买来柴米油盐度日。老人家衣食丰裕，安享晚年。老人家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左邻右舍帮助安葬了老人家，平日的积蓄足够所需费用。老虎跑到坟前，大声吼叫，声如雷鸣，胜似痛哭。蒲松龄真乃大手笔，老虎被赋予了道义、诚信和礼仪。

冯梦龙和蒲松龄笔下的老虎，比照儒家的“五常”还差一个字：智。老虎是智者还是愚者？小学课本上出现过《狐假虎威》的故事。是呀，大老虎竟被小狐狸玩弄了一把，还能说老虎聪明？《黔之驴》与《狐假虎威》正好相反，似乎是要给遭到贬损的老虎正名。柳宗元从容走笔，一步一步展示老虎的智慧。第一步写老虎从没见过这个庞然大物，以为是神，小心翼翼地挨近。第二步写驴一声高叫，老虎以为要吃它，吓得跑出好远。森林之王吓成这般样子，实在可笑，不过老虎并未吓破胆，一走了之。第三步写老虎觉得这庞然大物无能，却没有轻易冒犯。第四步写老虎稍微接近并挑逗，看看老虎多有心计。驴子大发雷霆之怒，不过就是跃动后蹄来踢老虎。老虎暗自欣喜，庞然大物就这般本事。第五步写老虎“断其喉，尽其肉”。

老虎乃大智者也。

即使老虎身上不携带仁、义、礼、智、信的基因，也难以动摇其在国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老虎是力量的象征。东汉应劭辑录的《风俗通义》指出：“虎者阳物，百兽之长，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何其勇武！何其威风！国人视之为神兽、瑞兽，赋予其美好的人格。

在国人的精神文化世界，随处都活跃着老虎。书籍里有，绘画上有，最传神的是成语。如形容身体健壮的虎背熊腰，如形容智慧谋略的调虎离山，如形容胆量过人的降龙伏虎，如形容人才济济的藏龙卧虎，如形容威武气势的虎啸龙吟……

数千年积淀的丰厚的虎文化，影响着国人的思维。简而言之，虎是威风凜凛的图腾，虎是势运昌盛的象征。虎文化的精髓是威武雄健，勇往直前；虎文化的标识是王者气魄，无往不胜。

（摘编自乔忠延《漫谈中国文化里的虎》）

材料二：

西方人把狮子当作百兽之王，中国人则把老虎当作百兽之王。中国人自古就崇虎，喜爱老虎的勇猛和力量，认为老虎威震山林而使群兽畏服，是权力的象征；在中国古老的农业社会中，老虎是“四瑞兽”之一，它能“驱恶镇邪”，是保护神。据说，古时中原有个“虎氏族”，是黄帝的一个胞族，后来曾建立过“虎方国”。而在川蜀一带，古代巴人也有一支叫白虎巴人。

在中国文化中，虎文化是起源较早的图腾文化之一，它源于远古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属于初民原始文化内容之一，也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的发展中，虽然虎没有成为帝王的象征，但它一直是权力或力量的象征，如虎符、虎将、虎师等。在普通民众的心里，虎是力量和正义的象征，能驱除灾难和邪恶。受其影响，在民间传说、民间美术、民间戏曲等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中，虎的形象无所不在，如民间年画、民间剪纸、民间雕塑、民间刺绣、民间布艺等各种民间工艺美术品都在反复地刻画虎。人们以虎为瑞兽，认为它是力量的象征，让它来守护家、保卫家人；认为它是正义的化身，用它来镇宅、驱逐邪恶。

虎文化最早分布在以狩猎为主的黄河流域。在上古时期，黄河流域就有了虎图腾。在河南省濮阳市西水坡距今六七千年前的古墓中，挖掘出了一对蚌塑龙虎图形，由于其年代很早，被称为“天下第一虎”，可见虎是中原地区的原始图腾之一。黄河流域的虎文化一直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贯穿于人生礼仪的各个方面，在人民群众的生活中，虎文化一直处于重要的地位。

位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从远古到北宋，一直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后由于受战争影响，主要是唐末战争、宋朝南迁，特别是宋代“靖康之变”后，中原人大规模南迁，有的追随宋高宗赵构，有的则自找去处，总的流向是长江以南地区。迁徙到江南的，以寓居浙江、江苏者为多，他们将中原地区的民俗文化也一并带到了江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迁移而来的民俗文化，慢慢与当地传统相融合，形成了新的民俗文化。

（摘编自刘涟《虎文化在中国的诞生和流传》

美好与沉沦

王岳川

刘欢曾经这样表述他对流行音乐的感觉：“流行的东西如果不是美好的，就会成为流窜。”我知道，这是一个真正懂音乐的人说出来的话。

是的，“美好”这个品质对艺术而言太重要了。著名美学家康定斯基说：“艺术是人的活动。它的意义在于将光明投向人的内心黑暗中去，这就是艺术家的使命。”

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遗传密码，艺术精神的内涵要放在横纵两轴上考察。所谓横轴是指“过去——当下——未来”的时间维度，纵轴是指“天——地——人——神”的四重境界。这里我要强调的是纵轴的意义，只有与天地往来，才能将小我的悲哀与整个人类的命运相连，才能超越有限的世俗而贴近无限。失去了纵轴的制约，艺术将因失落了精神向度而堕落为玩闹。

有人认为中国美术界是在西方美术的摹品下长大的。从真品到摹品，再到劣质的印刷品，美术的精髓在一次次的复制间流失，以至于我们对着模糊不清的图片很难有涤荡心灵的震撼感。有一次，我应邀参观中央美院院藏古希腊雕塑《萨摩色雷斯的尼开》的一个摹品。走进展厅，我顿时被她的壮丽摄住了，完全折服于胜利女神尼开那巨人般的形体、昂然的身姿和坚定的步伐。她临风而立，双翼鼓满了强劲的海风，飞扬的衣裙、前倾的身躯，无不流泻着万丈豪情。艺术不只需要完美的外在形式，它更要求一种强大的精神内涵。

有鉴于此，我一直在思考几个问题：为什么古希腊的艺术那么自然健康、生机勃勃？为什么中世纪的艺术那么沉滞呆板？为什么蒙娜丽莎的微笑那么神秘缥缈？为什么现代艺术那么沉重痛苦？

这里牵扯到本体论的问题。古希腊艺术崇尚自然本体论，追求和谐之美。古代先民用质朴的眼光观察世界，他们惊讶于自己身体所蕴涵的力与美，并热情地歌颂这毫不怪诞的壮丽与毫不怯懦的英勇。中世纪艺术为神学本体论所笼罩，上帝成为永恒和绝对之美，人的肉体和现世生活变得充满罪感，再也无法呈现出古希腊曾有的那种健康活力。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理性成为新的本体论，“人”这个一度失落的主题被重新发现。但只要神的影子还在，人对自己的表现就总显得局促不安、羞羞答答。所以，蒙娜丽莎的微笑不可能明朗，她只有走向神秘和幽微。

现代艺术是情感本体论的产物，艺术开始关注人的内心世界。画家不再追随自然，他们与自然平行着工作，表现自己对人生的理解，借艺术超越苦难深重的现实。一去不返的童年，奇异诡吊的梦境，残酷的战争，无情的疾病和令人窒息的死亡都成为画家表现的对象。后现代艺术是本能本体论的体现，将欲望外化并投射到机器上，成为许多后现代作品的创作思路。

几千年过去了，艺术本体论一步步从无所不包的自然下降为悬在人类头上的神灵，再降为人的头脑，人的心，最后终于降到了人的下半身。本能的欲望被无限地夸大，并毫无节制地弥漫开去。在欲望的迷雾中，后现代艺术成为一种捣蛋解构的艺术，除了颠覆和平面化，似乎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存在的理由。要知道，轻易被记住的，也会同样轻易地被遗忘。

于是，我得问问，在美好走向沉沦的途中，艺术能记住什么？历史又能记住什么？

（选自《艺术美学四题》，有删改）

“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自古以来，这则古训被不少家族奉为家规家训，寄寓着长辈对后世子孙的谆谆教诲与殷切期望。那么，古人为何如此重视耕读？

关于“耕”，许慎《说文解字》释为：“耕，犁也。”本义指用犁翻松田土，泛指耕种、农耕之事。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农耕劳作是祖辈赖以生存的方式，他们在田地里从事农耕劳作非常辛勤劳苦，“耕”就与勤劳的品质联系起来。关于“读”，《说文解字》释为：“读，诵书也。”本义为诵读诗书经文，后引申为阅读、学习之义。

耕读并举的生活方式由来已久，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了士人躬耕的记载。《论语》载“樊迟请学稼”，《说苑》载“曾子衣敝衣以耕”。农家学派的许行提倡士人耕读并举，他不仅自耕自食，还带领学生从事农耕劳动。及至西汉，扬雄提出，“耕”不仅是谋生的方式，从中也可以体悟“道”与“德”，“耕道而得道，猎德而得德”。东汉袁闳把耕田与治学并举，“（闳）居处仄陋，以耕学为业”。北宋时期，宋仁宗颁布劝耕劝读政策，鼓励士人、农家子弟参加科举考试，而且规定必须在本乡读书应试，促使各地普设各类学校。这样一来，便把士人、农家子弟与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得耕读相兼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逐渐形成重视耕读的文化传统。

中国古代不少文人学士对耕读生活十分推崇。一些士人给自己的书房画室起了诸如“耕读轩”“耕读山房”等名。诗词歌赋中，也常见关于耕读生活的描述，如东晋陶渊明《读山海经》“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元代王冕《耕读轩》“翠锄负在肩，牛角书一束”，明代徐勃《过荆屿访族兄文统逸人隐居》“半榻暮云推枕卧，一犁春雨挟书耕”。

许多家庭都把“耕读传家”作为一则重要的家规家训，用以劝勉后世子孙重视耕读，做到勤劳耕作，读书上进。第一部正式将耕读传家列为家训的是唐末五代章仔钧所作的《章氏家训》，其中明确提出“传家两字，曰耕与读；兴家两字，曰俭与勤”，教育子孙后代要勤于劳动，读书明理。明末清初理学名儒张履祥认为应该耕读并举，他在《训子语》中说：“耕与读又不可偏废，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义遂亡。”晚清名臣左宗棠把“勤耕读”作为传家之本，他曾写下“要大门闾，积德累善；是好子弟，耕田读书”的楹联教育子侄后辈，要在力耕和勤学上下功夫。

在耕读文化发展过程中，“耕”和“读”的内涵也越来越丰富。“耕”不仅是一种生产生活方式，“读”也不只是为了读书应举。在辛勤劳作的同时，可以培养勤劳务实、吃苦耐劳、脚踏实地的品质，感受“粒粒皆辛苦”的辛劳与不易，更有助于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而读书则不仅可以立志，更能修身、立德，激发“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通过耕读培育良好的行为习惯和高尚情操，不断滋养个人道德品格，从而使得家庭和睦、社会和谐，这正是精读传家的现实意义所在。

（摘编自吴宇轩《耕读文化：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