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说词“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他说词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表达出诗所难以传达的情绪，但有时也不能表达诗所能传达的情意。换句话说，诗有诗的意境，词有词的意境，有的时候诗能表达的，不一定能在词里表达出来，同样的，有时在词里所能表达的，不一定能在诗里表达出来。比较而言，是“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诗里所写的内容、所传达的意境更为广阔、更为博大，而词所能传达的意思是“言长”，也就是说有余味，所谓“长”者就是说有耐人寻思的余味。缪钺先生在《诗词散论·论词》中也曾说:“诗显而词隐，诗直而词婉，诗有时质言而词更多比兴。”

②为什么诗与词在意境和表达方面会形成这样的差别呢？其既有形式上的原因，也有写作时语言、环境、背景的原因。

③我们先说形式上的原因，如果拿词跟诗歌相比，特别是与五言古诗相比，二者之间便有很大的不同。像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这样的长篇五言古诗，所叙述的内容这样博大、这样质朴，像这种风格和意境，在词中是没法传达的，因为词在性质上本是配乐歌唱的歌辞，它有音乐曲调上的限制。

④另外，在形式上的字句和音律方面，诗一般流行的是五言和七言的句式，通篇是五言或七言，字数是整齐的，押韵的形式都是隔句押韵，即 第二、四、六、八句押韵，形式固定；而词的句式则长短不整齐，每句停顿的节奏也不尽相同。就诗的停顿而言，一般来说，五言诗常是二三或是二二一的节奏，七言诗常是四三或二二三的节奏，像杜甫诗句“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可是在词里，不仅词句的字数是长短不整齐的，而且在停顿节奏方面也有很多不整齐的变化，就算是五字或七字一句的，其停顿也有时不同于五言或七言诗的停顿。即如五言的句子会有一四的停顿或三二的停顿，七言的句子会有三四的或三二二的停顿，如周邦彦词句“嗟——情人断绝”和“似——风散雨收”。当然，词里面也会有与诗相同的停顿。这两种不同的停顿方式有两个名称:凡最后一个停顿的音节是单数的与诗相同的，这样的句式称之为单式；最后一个音节的字数是双数的，则称为双式。一般来说，一个词牌里单式的句子较多，这个调子就比较轻快流利，而双式句子较多，这个调子则比较曲折、委婉、含蓄。

⑤有的人要说，不是词里才有不整齐的句子，诗里面也有杂言的形式，也是不整齐的句式。即如汉乐府诗:“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同词一样是长短不等的句式。有人还说，汉乐府和词一样都是可以配乐歌唱的诗歌，两者相似，其间有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呢?

⑥我以为，乐府诗是先有歌词后配乐曲的，而词则是先有曲调而后按照曲调填写歌词的；乐府的长短句是完全自由的，而词则是完全不自由的。二者虽外表形式很相似，但完全自由写作的乐府诗和按曲填写的歌词是有很大区别的，而且所配的音乐也是不同的。

（选自叶嘉莹《唐宋名家词赏析》，有删改）

中国古代书面语有文言与白话之分。一般而言，文言与白话的区别，主要在于书面语与口语的关系。大部分汉语史研究者认为，先秦时期的书面语与口语基本一致，汉魏以后二者出现分离现象，即口语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发生新变化，而书面语仍然以先秦典籍中的词汇、语法、句法等为标准，这就形成了文言。白话相对于文言而言，与口语的关系更为密切，大约萌芽于汉魏之际。魏晋以后，尤其到了唐代，文白分野渐趋明显。

古白话经过长时期的历史积累，至宋代有了质的飞跃。主要有两个表现：其一，口语向书面语领域的“渗透”加速，同时代的口语大量出现在书面语中；其二，口语进入书面语，涉及的文体进一步扩展，文学作品之外，以文言为主要载体的儒学及史学著作中也出现了白话。由此而始，古白话突破了文言的藩篱，渐渐登上大雅之堂。

大量口语词、方言词进入文学语言，是汉语词汇发展的特点之一。经过文学作品的传播，这些词汇与原有的普通词语渐渐取得并存的地位，并在以后的发展中显示出不同的生命力。这一特点在宋代的诗、词、文中都有所表现。人论宋诗，皆曰“以文为诗”，而口语入诗正是其重要表现之一。词在宋代的繁荣，也使口语进入书面语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宋代文学的各种文体，都不同程度地形成了口语化的特色。除了文学作品，更值得重视的是，受禅宗语录影响而产生的宋儒语录以及史学著作等非文学作品，也开始大量使用白话，形成对正统文言语体的重大突破。文言何以成为正统？就在它与儒家思想紧密联系，它是儒家原典本有的语体，继而成为儒家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宋儒语录与史著中出现白话，无疑大大动摇了文言的正统地位。

白话书面语在宋代多种文体中大量涌现的同时，相关的语言理论也有了显著的发展，说明这种语言现象带有“自觉”意识。书面语脱离口语毕竟不合语言的发展规律，人为地制造了阅读的障碍。早在文言势力强大的汉代，王充就针对书面语脱离口语的状况，倡导“文字与言同趋”，这就是后人所说的“言文一致”。唐初，史学家刘知几也强烈批评当时史官著史严重脱离口语，不仅在语言风格上“失彼天然”，而且还关系到史书记载的真伪，“华而失实，过莫大焉”。

到了宋代，在由雅入俗的文化变革中，“文字与言同趋”的观点渐入人心，明显影响了士人的语言观念和书写习惯。不少诗词作家在口语与书面语的关系上，都有明确的理论表述。宋代儒学的代表人物朱熹，在继承王充、刘知几语言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文字与言同趋”的观点。朱子根据书面语与口语的关系，明确把文字分两种，一种是“说”出来的，即与口语保持一致的书面语；一种是“做”出来的，即脱离口语的书面语。他认为先秦的诗文皆与口语接近，是“说”出来的，而不是“做”出来的。他说：“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说而意自长，后人文章，务意多而酸涩。如《离骚》，初无奇字，只恁说将去自；是好。后来如鲁直，恁地着力做，却自是不好。”

综观之，古代汉语书面语发展到宋代，已然形成文白对立的形势。一方面，作为正统语体的文言在多种文体的书面语领域仍然固守着自己的阵地；但另一方面，口语向各种书面语领域的“入侵”也在全方位地展开。在有的领域，比如史学书面语中，文言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在文学领域，白话已渐呈兴盛之势。

（摘编自《宋代文白消长与小说语体之变》）

①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悠长久远的农耕文明史。这句话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物证的。物证在哪里？湖南南部的永州有一个地方，叫作玉蟾岩，当地的土话叫“蛤蟆洞”。在这个洞里我们发现了上万年前的人工栽培稻种子。这是一个让全世界轰动的发现，也是华夏先民非常远古的村落的物证。这足以证明，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拥有上万年农耕文明史的古国。

②“村落”一词，在魏晋以降的古代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就越来越高了。村落与村落文化的内涵虽不尽相同，但关联紧密。“文化”是个舶来词，源自拉丁文“cultura”。这个词的原始词意具有耕种、居住、敬神等多重意义。由此可知，村落和文化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而且都是农耕文明的产物。村落是基础，文化是内涵。

③中国传统村落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的双重特征，不同地域的自然物产资源与气候条件，往往决定着不同地域适宜人居的建筑形制；而不同的民族村落建筑，又折射出不同民族的文化精神与审美情趣。中国传统村落文化，不仅存留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内核精神，而且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文理想最具基础性和根本性的文化依托。正是历朝历代无数传统村落中的原住民，通过代以相继的身体力行、忠实践行，使得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得以不断传承、光大和创新，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铸就了我国传统社会乃至现代社会的社会品质和国家民族文化精神。

④从某种意义上看，我们更需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活证”与“实证”。当然，我们需要崇尚在书斋中静心“读万卷书”，但同样需要崇尚“行万里路”。路行万里的田野考察，能让我们所有的学人学子从知识的“盲区”中走出来。叶舒宪先生在论及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时说：“几百万、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山河大地，也可以当做一部大书来看和读。”其实，成千上万的中国传统村落，何尝不是一部部鲜活的、并正在续写着中华民族文明史的“大书”？中国传统村落文化这部“大书”，散藏着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活态的“第三重证据”。这部大书是可以给予我们全新的知识视野、文化视角和思想启迪的。

⑤对中国传统村落文化进行有效保护和全面深入研究，既是当前我国文化传承、文化繁荣和发展的需求，更是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城市化、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必须直面的课题。一个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是不能出现断层的。

⑥试想，当所有的传统村落连同那些承载着大量文化信息的古老遗物，都消失殆尽；当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外来文化步步逼进下，呈现日渐式微的态势之时，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文明古国的文化优越性还能在哪里得以体现？

⑦因此，在这种形势下，尽可能地保存、抢救、记录传统村落遗物，将村头田边的文化遗存纳入学术研究的殿堂，升华为中华民族的珍贵遗产和华夏文明的重要构成，应当成为时代赋予中华民族的重任和学界、学者、学子们共同的学术良知。

（摘编自《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的内涵与价值》）

【推荐2】缺乏变动的文化里，长幼之间发生了社会的差次，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的权力。这是血缘社会的基础。血缘的意思是人和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亲属是由生育和婚姻所构成的关系。血缘，严格说来，只指由生育所发生的亲子关系。事实上，在单系的家庭组织中所注重的亲属确多由于生育而少由于婚姻，所以说是血缘也无妨。

大体说来，血缘社会是稳定的，缺乏变动；变动得大的社会，也就不易成为血缘社会。社会的稳定是指它结构的静止，填入结构中各个地位的个人是不能静止的，他们受着生命的限制，不能永久停留在那里，他们是要死的。血缘社会就是想用生物上的新陈代谢作用——生育，去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父死子继:农人之子恒为农，商人之子恒为商——那是职业的血缘继替；贵人之子依旧贵——那是身份的血缘继替；富人之子依旧富——那是财富的血缘继替。到现在固然很少社会能完全抛弃血缘继替，那是以亲属来担负生育的时代不易做到的。但是社会结构如果发生变动，完全依血缘去继替也属不可能。生育没有社会化之前，血缘作用的强弱似乎是以社会变迁的速率来决定。

血缘所决定的社会地位不容个人选择。世界上最用不上意志，同时在生活上又是影响最大的决定，就是谁是你的父母。谁当你的父母，在你说，完全是机会，且是你存在之前的既存事实。社会用这个无法竞争，又不易藏没、歪曲的事实来作分配各人的职业、身份、财产的标准，似乎是最没有理由的了；如果有理由的话，那是因为这是安稳既存秩序的最基本的办法。只要你接受了这原则，社会里很多可能引起的纠纷也随着不发生了。

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世代间人口的繁殖，像一个根上长出的树苗，在地域上靠近在一伙。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我们在方向上分出尊卑：左尊于右，南尊于北，这是血缘的坐标。空间本身是混然的，但是我们却用了血缘的坐标把空间划分了方向和位置。当我们用“地位”两字来描写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占的据点时，这个原是指“空间”的名词却有了社会价值的意义。这也告诉我们“地”的关联派生于社会关系。

在人口不流动的社会中，自足自给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社群包含着地域的涵义。村落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多余的。儿谣里“摇摇摇，摇到外婆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外婆家”充满着地域的意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血缘和地缘》）

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伺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我遇见过一位在张北一带研究语言的朋友。我问他说在这一带的语言中有没有受蒙古话的影响。他摇了摇头，不但语言上看不出什么影响，其他方面也很少。他接着说：“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这几个姓，我从墓碑上去重构每家的家谱，清清楚楚的，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些人。乡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这结论自然应当加以条件的，但是大体上说，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村与村之间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一个村子里的人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大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西洋的商人到现在还时常说中国人的信用是天生的，类于神话的故事真多：说是某人接到了大批瓷器，还是他祖父在中国时订的货，一文不要的交了来，还说着许多不能及早寄出的抱歉话。——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

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在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

(摘自《乡土中国》，有删改)

材料二:

近10年来，80、90后出生的农二代成为进城务工的主力军。他们在社会特征上体现出很强的入城不回村倾向。在迁移模式上，农二代不仅如农一代那样，一如既往地离土出村，而且更多选择跨省份流动、前往东部地区以及大中城市务工经商。研究发现，农二代前往东部省份务工的概率高出农一代大约10%；农二代明显偏好在地级以上大中城市务工，比例高达54.9%；流入地级以上城市的农民工比重仍在持续上升；在跨省份流动农民工中，80%流入地级以上大中城市；省份内流动农民工则有54.6%流入地级以上大中城市。

农二代对在城家庭生活的重视以及对加强子女教育的期望提高。农二代举家迁移比重上升，数据显示，2014年，举家外出的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比例达到21.27%。农二代发生“夫妻迁移”或“举家迁移”的概率显著高于农一代。有研究表明，在长三角等地区，改善子女教育是农民工选择家庭迁移的首要动机。

在城里购房与在乡下建房呈此涨彼落之势。根据2016年农民工监测报告，进城农民工的购房比例在不断提高，当年购房者占农民工总数的17.8%。农二代购房意愿也比本地农业户籍居民高出很多。一些买不起房的家庭甚至在县城租房陪读。与农一代孩子留守乡村的模式相比、农二代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减低家庭分割对孩子教育的伤害。

相关研究表明，农二代对城市的融入意愿显著高于农一代，他们普遍对城市价值更为认同。农二代在休闲娱乐方式上越来越多元化，并乐于通过商场、公园等城市公共设施进行休闲娱乐活动。与之形成鲜明对照，在过年等节庆与仪式，或者说这类乡土社会的文化与社会关系汇聚的场合，农二代却更少“在场”，不少人在春节期间返乡也很多住在县城或乡镇的酒店，再开车回到村里，并且不会选择长时间停留。

作为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批离开村庄的人群，他们的“出村不回村”，正在令乡土中国日益变为回不去的“故土”——乡村制度、传统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以及以“礼治秩序”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价值规范都在这一场村庄转型中面临严重的冲击与挑战。

(摘自《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