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学者认为西方文论是“先进”的、“科学”的，而中国古代文论则是“落后”的、“非科学”的，于是拥抱西方文论，对中国古代文论则弃之如敝履，并且说西方文论的价值根据是“人”与“自然”，考察的是规律；而中国古代文论的价值根据仅仅是政治“教化”，不考察规律。真是这样吗?

在那些追求西方时髦的人眼中，中国古代文论与封建专制的政治“教化”理论密切相连。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开始作为官方的正统理论。儒家的文学思想的确提倡政治“教化”，特别是《诗经》，体现了诗歌的“经夫妇、厚人伦、美教化、成孝敬、移风俗”的功能，这就是说，中国古代关于文学的“教化”说，明显是官方的文学理论，其价值的根据是王者的统治。白居易《采诗官》中说：“郊庙登高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意。”白诗说的这种情况历朝历代都有，但不能否认的是，中华文学和文论的主流并不建立在这种为统治者“教化”的价值上面。

在百家争鸣的条件下，孔子的学说最初也并非官方学说，孔子讲“道”，他的“人道”是儒家学说的价值根据。作为儒家文论的起点，其价值追求全在一个“人”字上面，即对人自身成长的关切、对人的道德修养的完美追求与对人的尊重与信赖。道家老子的“无之以为用”、庄子的“心斋虚静”“以天合天”等思想，后来被转化为文论思想，更成为历代作家创作内在依据。儒家文论的价值在“人的精神”，道家文论的价值在“自然精神”，非官方的儒道结合所构建的文学价值，终于为中国文学的发展赢得了胜利。

在中华古代文学艺术的发展中，儒道文论相互补充，相互为用，形成了中华民族古代文论的人与自然合一、物我合一的价值根据。《文心雕龙》提出了“自然之道”，在刘勰看来，自然是有文采的，人也是自然，不过是比一般的自然更高贵的自然，因为人有心，有心则有言，有言则自然有文。就是说，有心智的人类和其他自然一样也是有文采的，或者说更具有文采。日月、云霞、人物，都是自然，它们本身有“文”，人以心感悟周围万物，也就有了“人文”，这既是文学艺术的开始，也是文学艺术的价值源头的根据。在刘勰之后，尽管有韩愈的“文以明道”说、宋代理学家的“文以载道”说做为官方文艺价值根据流行于世，但反对一味歌功颂德的理论似乎更多，像司空图的《与李生论诗书》中指出，人是“天”，自然也是“天”，人的天与物的天相接相合，赋予文学以意义，文学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诗意融合。

中国历代的文学家之所以能创造出那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与中国古代文人们所体认的，具有非官方性的、自然与人相契合的价值根据的文学之道有关。如果中国古代的文学家所体认的文学价值只是官方的王者的“教化”那么就只能歌霸道，颂奴性，是断断不能产生那么多让人们永远享用的无与伦比的文学作品的。

（摘编自童庆炳《试论中国古代文论的价值根据》）

材料一：

“俭”作为一个道德伦理范畴，产生于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学派林立，尽管各家各派的学术见解不同，治国方略各异，但在财货的消费方面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对传统俭德的崇尚。和其他道德范畴一样，俭德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也得到了充分的继承和发展。

自商初到春秋，经过八九百年的岁月，崇尚“俭”德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春秋战国时的儒、墨、道、法诸家，在不同程度上都主张尚俭。孔子对于“礼”是非常重视的，但他认为“与其奢也，宁俭”。老子说他有三宝，其中之一即为“俭”；认为“圣人去甚，去奢，去泰”，“去奢”“去泰”就是要俭。墨子认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儒家搞的礼、乐那一套都不合俭的要求。法家对于俭德也是提倡的，《管子》中多处强调应当去奢、节俭，“适身行义，俭约恭敬，其唯无福，祸亦不来”。上述引证足以表明，尚俭作为一种美德在先秦已传遍华夏大地。

尚俭作为一种美德，自公元前十六、十五世纪流传至今而不衰，不仅仅是因为它有经济价值，还因为它包含着多方面的教育功能。历史上虽然没有人从教育学的角度明确指出这一点，没有人明确详细地论述“俭”的教育功能，但人们从经验中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俭”是教育子女的一种手段。几千年来，有见识的长辈总是教育其子女要节俭。这些长辈从经验中看到，富家人的子弟，只有尚俭才能成才，家道才能不衰。一味娇惯孩子，只能使其成为败家子。穷苦人家迫于生计，不得不节俭。这种俭虽然是被迫的，但它同样能起到教育的作用。因此，不论是富有之家，还是贫穷之家，只要是有见识的，总是要以“俭”治家的。如果仅是为了节用而不是为了育人，那么“俭”德是难以流传几千年的。

明确指出“俭”有教育人的作用、把“俭”用于育人的，是诸葛亮。他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意思是说，品德高尚的人是通过节制物欲使其内心宁静来培养其品德的，一个人对于物质享乐如果不能有节制，就不可能纯洁其志向；内心总有强烈的物欲干扰，就不可能有远大的志向。他提出的“俭以养德”的命题，把尚俭的价值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伊尹、周公、孔子、老子、墨子等提出了尚俭的思想，在他们的倡导下，“俭”这一美德被人们接受，但是“俭”与“德”之间的关系没有被明确揭示出来。可以说，前人只认识到“俭”本身是美德，而没有发现“俭”有更多的教育功能，伊尹、周公倡“俭”是为了维护政权统治，孔子倡“俭”是为了维护礼、不违礼，老子倡“俭”是为了实现“道”，墨子倡“俭”是为了节用。只有诸葛亮不仅把“俭”视为美德，还明确把“俭”视为一种教育手段，认为实行节俭是为了涵养道德。这就把“俭”的价值，从“俭”是美德提升到了“俭”是美德之母的高度。“俭”与德育、“俭”与人生的追求、“俭”与人的精神生活之间的联系，被注意到了。自此之后，历朝历代都有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俭”与培养人的品德相连，有人讲“俭以养性”，有人讲“俭以养廉”，历史上众多的家训中几乎都有倡“俭”的内容。节俭在客观上成了一种普遍的育人的手段，因为人们明白：一家之中只要厉行节俭，子孙即使成不了大器，也不至于成为败家子。

（摘编自任怀国《说“俭”》）

材料二：

崇俭抑奢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古往今来，占主流地位的学术观点和社会舆论都认为节俭是美德，奢侈不可取。“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节俭不仅对个人身心健康有益，而且对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以至关系国家兴亡，正所谓“俭节则昌，淫佚则亡”。

崇俭抑奢，形成“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的时代新风，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加强宣传教育，大力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帮助人们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勤俭节约的意义和作用，真正认识奢侈消费的危害。第二，形成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消费模式。无论是个人还是单位，在消费过程中都应做到节能、节水、节材，反对铺张浪费，反对污染环境。第三，不断提高消费水平和质量。节俭是针对奢侈消费而言的。崇俭抑奢绝不是否定正常消费、为节俭而节俭，而是提倡科学消费、文明消费、理性消费。要在反对铺张浪费的同时，不断提高消费水平、优化消费结构、提高消费质量，进而以科学消费、文明消费、理性消费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第四，提高消费者素质。在不断提高人们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的同时，开展必要的消费教育和培训，引导消费者进行科学消费、文明消费、理性消费，自觉提高消费的文化含量，排斥奢侈消费和炫耀消费。

（摘编自尹世杰《崇俭抑奢的当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