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记者：张教授，1月26日，也就是大年初二晚上，您接到了中央疫情防控指导组飞赴武汉的通知，您接受任务之前有没有思想准备？

张伯礼：知道当时武汉的疫情很重，也有思想准备，甚至自己想申请来。

记者：您可以说不来吗？

张伯礼：绝对不能说，不紧张不会叫你来，这是一个。第二个，领导叫你来就是一份信任，这份信任是无价的，绝对不能推。

记者： 您是如何将中药运用到疫情防治中的？

张伯礼：刚开始中药推得很难，有人说中药没效，所以我说这次特别感谢中央指导组，特别感谢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决策，支持中药，要不我们也不敢那么大胆去做。当时我开出方子来，试着给湖北一个叫九州通的企业打电话，我说现在有那么个事，能不能帮忙做点药。他说没问题，你说做多少我们都能做，我们都全力配合。人家不问价钱，直到现在也没问。第一天3000袋，第二天就10000袋，我当时说的名不好听，“中药漫灌”，就是全都给。令人欣慰的是，通过普遍服用中药，集中隔离的很多发热、疑似患者病情得以好转，效果不错。

记者：2月15日凌晨，您胆囊炎发作，听说中央指导组的领导一直往回赶您，让您回天津去。您想回吗？

张伯礼：绝对不可能的。刚铺开打仗，怎么能撤离战线？

记者：在您手术后的第三天，您的儿子，天津中医药大学第四附属医院执行院长张磊带领天津市第十二批援汉医疗队也来到了武汉。他来看您了吗？

张伯礼：他说来，我说你打住，你来了不就问候问候吗？你又不能帮我治疗，又不能减轻我的痛苦，你问候电话里问候就可以了，你有你的任务，绝对不要来。

（节选自央视《面对面》专访）

材料二：

1968年，张伯礼从天津医学专科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农村基层从事医疗工作。在基层工作时，医疗队缺医少药的问题十分严重，农村落后的医疗环境让他深觉惋惜。但当他看到中医用中草药也能治病救人，惊叹不已，从此对疗效卓越的中医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学习兴趣日渐浓厚，甚至在农民废弃的土房里建起了一间书房。冬严寒，夏酷暑，白天临床诊治，夜晚掌灯苦读。坚持了5年后，他参加了两年制天津市脱产西医学习中医班，之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天津中医学院研究生。1982年，张伯礼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正式开始了他的中医药研究生涯。

“贤以弘德、术以辅仁”是张伯礼从医起立下的座右铭，他也用自己几十年的行医生涯向世人诠释着这句话的涵义。张伯礼处处为病人着想，年逾七旬也坚持每周出门诊。有时从外地赶回来，他连饭都顾不上吃，在诊桌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他认真倾听患者主诉，耐心解答患者问题，从不开大处方，不做不必要的检查，而是指导患者合理用药，以高超的医术挽救了许多患者的生命。

张伯礼深知，一个人能救治的病患是有限的，振兴中医药也绝不是一个人力所能及的事。只有后继有人，中医药事业才能得到延续，才能为更多的病人消除病痛。因此，多年来，张伯礼在中医药人才的培养上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言传身教，培养博士后、博士、硕士近300名，培养的学生分布在世界各地，很多都成为了国家名医、学术骨干和学科带头人。

（摘自黄子桐《张伯礼：一生付中医 肝胆照乾坤》）

材料三：

在抗疫一线，72岁的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教授每天都在超负荷工作，多日的劳累，使他胆囊旧疾复发，自己不得不成为一名病人。

中央疫情防控指导组的领导强令他住院。“武汉保卫战”正是较劲的时候，还有那么多病人等待救治，他希望能保守治疗。“您不能再拖了，必须手术！”负责为他治疗的专家态度坚决。

2月18日，张伯礼被推上手术台。手术之前，照例要征求家属意见，他说：“不要告诉家人了，我自己签字吧！”毕竟这个时候在武汉病倒了，他怕老伴儿担心，更怕影响军心，张伯礼特意提出不要将他手术的消息对外界公布。麻醉过后，他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他的助理读疫情通报，并打电话询问江夏方舱医院的情况，接听医护人员打来的求教电话。

手术后一两天，张伯礼就开始在病房里工作了。病床上加了一个小桌子，左胳膊上扎着静脉针，右手不停地用笔在修改着东西。

“仗还在打，我不能躺下！”作为国家中医治疗领域的领军人物，他深感此行武汉责任重大。

3月19日，张伯礼迎来了72岁生日。同一天，武汉新增确诊病例、新增疑似病例、现有疑似病例第一次全部归零。张伯礼说：“这是最好的生日礼物。”此时，他已经在抗疫一线持续奋战了53天。

（摘自张立平《不计个人得失，只为山河无恙——大医张伯礼》）

材料四：

从医院到企业、从学校到研究院所……作为一名连任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今年是张伯礼履职的第十三个年头，为了走好“老代表”的履职路，他每年都会认真“做功课”，走访、座谈、咨询的脚步从未停歇。代表履职不仅需要“脑力”，还需要“脚力”。

13年来，张伯礼经常深入基层，脚踏一线，用脚步丈量出履职的前进之路。一路走来，他广泛听取患者、医生、教师、制药企业和管理部门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获取了许多一线数据资料，在国民健康、环境保护、精神文明建设、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中医药事业发展等方面提出议案和建议60余项。

如今，《中医药法》已实施两年多，经过实地调研，张伯礼发现，现阶段，由于中医药资源配置不合理，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影响了中医药服务的可及性。“尤其是在《中医药法》贯彻落实过程中，各地区发展并不平衡，在中医医疗机构建设方面，个别地区甚至出现倒退现象。”他说。同时，有些部门理解出现偏差，对待有一技之长的民间中医左右摇摆。因此，今年两会期间，张伯礼又领衔提出在全国组织开展《中医药法》执法检查的议案，以确保能真正实现立法目的，抓紧抓好抓实《中医药法》的贯彻落实。

（摘自《当张伯礼走进两会现场，所有人为这位抗疫英雄鼓掌》）

贝多芬：扼住命运的咽喉（节选）

①他短小臃肿，外表结实，生就运动家般的骨骼。一张土红色的宽大的脸，到晚年才皮肤变得病态而黄黄的，尤其是冬天，当他关在室内远离田野的时候。额角隆起，宽广无比。乌黑的头发，异乎寻常的浓密，好似梳子从未在上面光临过，到处逆立，赛似“梅杜头上的乱蛇”。眼中燃烧着一股奇异的威力，使所有见到他的人为之震慑。因为在褐色而悲壮的脸上，这双眼睛射出一道犷野的光。平时又细小又深陷，兴奋或愤怒的时光才大张起来，在眼眶中旋转，那才奇妙地反映出它们真正的思想。他往往用忧郁的目光向天凝视。

②鲁特维克·范·贝多芬，1770年12月16日生于科隆附近的篷恩，一所破旧屋子的阁楼上。父亲是一个不聪明而酗酒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女仆，一个厨子的女儿，初嫁男仆，夫死再嫁贝多芬的父亲。

③人生于他就显得是一场悲惨而残暴的斗争。父亲想开拓他的音乐天分，用暴力来迫使贝多芬学习，把他当做神童一般炫耀。4岁时，他就被整天的钉在洋琴前面，或和一架提琴一起关在家里，他不致永远厌恶这艺术总算是万幸的了。他少年时代就得操心经济问题，打算如何挣取每日的面包，那是来得过早的重任。11岁，他加入戏院乐队；13岁，他当大风琴手；几乎被繁重的工作压死。17岁，他丧失了他热爱的母亲。“她对我那么仁慈，那么值得爱戴，我的最好的朋友！噢！当我能叫出母亲这甜蜜的名字而她能听见的时候，谁又比我更幸福？”17岁，他做了一家之主，负着两个兄弟的教育之责；他不得不羞惭地要求父亲退休，因为他酗酒，不能主持门户：人家恐怕他浪费，把养老俸交给儿子收领。这些可悲的事实在他心上留下了深刻的创痕。

④贝多芬的童年尽管如是悲惨，他对这个时代和消磨这时代的地方，永远保持着一种温柔而凄凉的回忆。不得不离开篷恩、几乎终身都住在轻佻的都城维也纳及其惨淡的近郊，他却从没忘记莱茵河畔的故乡，庄严的父性的大河，像他所称的“我们的父亲莱茵”；的确，它是那样的生动，几乎富有人性似的，仿佛一颗巨大的灵魂，无数的思想与力量在其中流过；而且莱茵流域中也没有一个地方比细腻的篷恩更美、更雄壮、更温柔的了。在此，贝多芬消磨了他最初的20年；在此，形成了他少年心中的梦境，——慵懒地拂着水面的草原上，雾气笼罩着的白杨，丛密的矮树、细柳和果树，把根须浸在静寂而湍急的水流里，——还有是村落、教堂、墓园、懒洋洋地睁着好奇的眼睛俯视两岸。他的心对于这个乡土是永久忠诚的，直到生命的终了。

                                             （摘自罗曼．罗兰《贝多芬   扼住命运的咽喉》，有删改）

①他的脸上呈现出悲剧，一张含蓄了许多愁苦和力量的脸；火一样蓬勃的头发，盖在他的头上，好像有生以来从未梳过；深邃的眼睛略带灰色，有一种凝重不可逼视的光；长而笨重的鼻子下一张紧闭的嘴，衬着略带方形的下颏，整个描绘出坚忍无比的生的意志。

                                                                                   （何为《音乐巨人贝多芬》）

②一百年前，一位虽听得见雷声但已聋得听不见大型交响乐队演奏自己的乐曲的五十七岁的倔强的单身老人最后一次举拳向着天空咆哮，然后逝去了，还是和他生前一直那样地唐突神灵，蔑视天地。他是反抗性的化身。

                                                                                       （萧伯纳《贝多芬百年祭》）

作为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导弹核潜艇总设计师，2020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黄旭华仿佛将“惊涛骇浪”的功勋“深潜”在了人生的大海之中。

（一）

“从一开始参与研制核潜艇，我就知道这将是一辈子的事业。”黄旭华说。

1926年，黄旭华出生在广东汕尾。高中毕业后，黄旭华同时收到中央大学航空系和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录取通知。在海边长大的他选择了造船。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央决定组织力量自主研制核潜艇，黄旭华有幸成为团队成员之一。

执行任务前，黄旭华于1957年元旦回到阔别许久的老家。63岁的母亲再三嘱咐道：“工作稳定了，要常回家看看。”

但此后30年间，他的家人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父亲直到去世也未能再见他一面。

1986年底，两鬓斑白的黄旭华才再次回到广东老家，见到93岁的老母。他眼含泪花地说：“人们常说忠孝不能双全，我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与对家人的隐瞒相比，黄旭华的爱人承担了更大压力。“他生活简单随性，出去理发都嫌麻烦。后来，我买了理发工具学会理发，给他剪了几十年。”黄旭华的爱人李世英说。

（二）

核潜艇，是集海底核电站、海底导弹发射场和海底城市于一体的尖端工程。

“当时，我们只搞过几年苏式仿制潜艇，核潜艇和潜艇有着根本区别，核潜艇什么模样，大家都没见过，对内部结构更是一无所知。”黄旭华回忆说。

在开始探索核潜艇艇体方案时，他选择了最先进、也是难度最大的水滴线型艇体。

黄旭华通过大量的水池拖曳和风洞试验，取得了丰富的试验数据，为论证艇体方案的可行性奠定了坚实基础。“计算数据，当时还没有手摇计算机，初期只能依靠算盘。每一组数字由两组人计算，答案相同才能通过。常常为了一个数据日夜不停地计算。”

为了在艇内合理布置数以万计的设备、仪表、附件，黄旭华不断调整、修改、完善方案，让艇内100多公里长的电缆、管道各就其位，为缩短建造工期打下坚实基础。

用最“土”的办法解决最尖端的技术问题，是黄旭华和他的团队克难攻坚的法宝。

（三）

核潜艇战斗力的关键在于极限深潜。然而，极限深潜试验的风险性非常高。1963年，美国“长尾鲨号”核潜艇沉没，艇上129人无一生还。

在核潜艇极限深潜试验中，黄旭华亲自上艇参与试验，成为当时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下水做深潜试验的第一人。

核潜艇载着黄旭华和100多名参试人员，一米一米地下潜。“在极限深度，一块扑克牌大小的钢板承受的压力是一吨多，100多米的艇体，任何一块钢板不合格、一条焊缝有问题、一个阀门封闭不足，都会导致艇毁人亡。”

黄旭华镇定自若，了解数据后，指挥继续下潜，直至突破此前纪录。

新纪录诞生，全艇沸腾！

正是凭着这样的奉献精神，黄旭华和团队于1970年研制出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建造周期之短，在世界核潜艇发展史上是罕见的。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伟大誓言，新中国用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就实现了！

作为中船重工第七一九研究所名誉所长，直到今天，93岁的黄旭华仍然会准时出现在办公室，为年轻一代答疑解惑、助威鼓劲。

（摘自新华网《黄旭华：隐“功”埋名三十载，终生报国不言悔》，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