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一向不缺答案。但无论“仁”“和”还是“中庸”，都仅仅部分地反映了儒家的思想观念；综合起来，只有“责任”，才是儒家思想的内核，尽管孔孟等人并未作此概括。以“责任意识”为根本指针的儒家思想，拒绝道家那种“高大上”式的玄远，拒绝墨家“草根”式的琐屑，拒绝法家“狱吏”式的苛细，人性化地满足了社会的需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人性化是其最显著的特征。

儒家对“人”（而不是“神”）有着极高的定位：“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这种把人看作“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首）”的观点，决定了儒家的“人生”设计十分严肃--至少要对得起“人”在天地间的这种地位。然而人性是复杂的，就其本能而言，人总是倾向于膨胀私欲、挤占他人权利空间。若不加以约束，必然导致冲突，引发社会危机。为避免这种情况，儒家认为，在刑法等硬性制度之外，还需要一套软制度，来教化人们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不忘对他人对社会尽责。他们把这套“文化”（文明的教化）的软制度归纳为“礼”。刑法与礼，是社会治理的左右手。

关于“礼”，大部分典籍散遗了，现存的《礼记》，是对古典“礼仪”的解释，可谓“礼”的冰山一角。《礼记》说圣人“为礼以教人，使人有礼”，首要的是为了将人与“能言”的猩猩鹦鹉区别开来--发扬人的社会性、抑制人的动物性，确保人的言行像个人而非禽兽，是礼的底线。由《礼记》等书可知，礼的规矩是非常详备的。规范人的言行，教导人们该干什么、该怎么干，礼本质上是一份责任清单。在儒家看来，习礼，最重要的是通过“修身”，完善自我，弄清自己的角色，并从自己的角色出发，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恰当地为人处事。

对己对人对社会“尽责任”这种活法，不是儒家凭空设计出来的，是孔子“述而不作”、从“先王”“先贤”那里梳理出来的。那些“先王”“先贤”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楷模”，是“责任意识”的绝佳体现。尧舜协和万邦天下为公，被孔子视为不可超越的标杆。大禹治水，非常辛苦，其实他完全可以弄条“方舟”，只给自己喜欢的人发船票，一走了之。孔子对大禹也“无间然”，没什么可批评的了，因为他尽了作为君主的那份责任。

用两个字来概括儒家思想，是“责任”；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家”。不爱家的人，很难说他能爱国。长期以来，自西方流入的形形色色的“解放”，严重破坏了人们的家庭观念。魏晋时期，儒家思想被抛弃，信仰大厦崩塌，导致了三百年战乱。今天，我们已经拥有了更强大的思想武器--唯物辩证法，但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围绕它形成的责任文化与家国情怀，依然是现实社会重要的支点和动能。

（摘编自荆培运《儒家思想的本质是“责任”》）

材料一：

事物总是在比较中更能够凸显自身。散文最为本质的属性，和小说相比更容易看清楚。虚构是小说创作的核心，是通过描绘并不存在的人和故事，达到对生活本质的揭示，是“无中生有”，是虚幻中的真实。相比之下，构成一篇散文的基本材料，如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都是客观存在的，散文是在“有”之上进行自己的艺术开掘。对于散文来说，真实是最基本的遵循，最明确的尺度，居于其价值谱系的前端。譬如一个年代中不曾存在的人物，一个人不曾经历的事件，一桩事件不曾产生的结果，一种结果不曾产生的影响等，这样的“无”，就不应该成为散文作品中的“有”。

但这并不意味着堵塞了散文虚构的管道。散文的真实性，其实有着足够的开阔空间和弹性，我们没有理由担心它会带来对想象力的束缚。譬如写到历史上的某个人物在面临重大抉择时内心的矛盾冲突，虽然史料中没有记载，但基于对人性、人情和具体的时代环境的认识和理解，写作者完全可以将自己代入进去，通过设身处地的想象，进行一些场景的设置，一些细节的编织。这样的“虚构”，是对中断之处的接续，是对空白之处的填补，使其残缺漫漶之处恢复完整清晰，其本质是一种艺术提炼，当然是允许的，甚至是必要的。还有一类描写，也超越了具体的经验世界，如驰聘诗意的想象，抒发强烈的感情，上天入地，夸张变形，显然也属于虚构的范畴，但对于这样的手法，读者通常也都不会质疑其真伪，只做穿凿的理解。当然，上述种种做法的前提是，这些情感之所依附、思想之所生发的事物，应该是客观存在的。这种真实性，便是散文虚构的边界，不能逾越。倘若无视这一点，向前大步迈进，放纵想象，置基本的事实于不顾，作品中关键性的人物、事件等都是缺乏依据的，那就是明显的越界，进入小说等以虚构为主的文学样式的领域了。当一篇散文中过度地使用这一类的“虚构”时，便意味着散文的自我消解。

(摘编自彭程（真实是散文最基本的遵循》）

材料二：

自媒体时代，同质化写作倾向越来越严重，老老实实、中规中矩的作品越来越多。不少作者在重复(模仿）别人，也在重复自己，很多作者在迎合读者而不是引领读者。这种状况在散文写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散文写作本就被视为一项低门槛的写作，自媒体的兴起让散文成为最受欢迎的文体，写作者与阅读者都远超其他文学作品；一些写作者因之把散文写作当成很轻松很容易的事情，散文写作迎来了空前的泛滥，但并未迎来真正的繁荣。

散文最大的力量在于深刻的、独特的思想。一个优秀的散文家，一定是一个博览群书、涉猎广泛的爱书家；一个优秀的散文家，一定是一个睿智的思想家。好的散文应该有“识”。有“识”，就是有学识、有见识。深刻的思想来源于对生活的深入观察，不仅要善于观察，还要勤于思考，要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心灵鸡汤式的、流水账式的、口水式的散文都不是我们想要的。很多人写散文很随意，所写多是我们习见的生活、共有的经验、共同的话题，超不出我们的想象。诗人卞之琳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很善于表达，可惜没什么可表达的。”没有思想内涵的散文，最多只是一件华丽的旗袍，而里面没有挺拔丰满的躯体。有人说散文是一种尚未成熟的文体，对此我不敢苟同。正因为现代散文已经相当成熟，所以当下散文创作才面临突破自我的困境。传统的力量格外强大，既为散文的发展提供了丰厚遗产，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对散文的变革创新形成了桎梏，所以在长期的散文写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了新的“八股文”，一些作者习惯于按照“套路”写，轻车熟路，四平八稳。一些作者错误地理解散文“真实性”的要求，把散文的“真实性”等同于照搬生活，人为地束缚了自己的想象力，在写作中过于老实，不敢越雷池半步，在自媒体时代，散文作家尤其需要在文体的拓展和表达的创新上大胆尝试、探索。

在诗歌写作中有“口水诗”，在散文写作中也同样有“口水散文”。如前所述，一些作者把散文看得过于随意，没有经过很好的阅读训练和写作训练，他们的语言是苍白的、贫乏的。也有一些作者刻意追求语言的华丽或怪异，故作高深，佶屈聱牙，云山雾罩，不知所云。散文被称作“美文”，它的美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所以它的语言首先应该是美的。同时，散文的语言应该是明白晓畅的，能以平易之文字传达深刻之思想，营造优美之意境。简言之，好的散文是让人乐意读、读得懂的。我们提倡追求有难度的写作，但是绝不能制造“有难度的阅读”。

(摘编自徐可《自媒体时代散文的突破与重生》）

材料三：

现实与真实一宇之差，其义却相去甚远。“现实”加“主义”，就构成了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客观世界因此可以被系统化，理念也得以完整化。而“真实”这个词汇，就无法与“主义”相叠加，真实指向事件本身，指向事实本身，而“现实”这个词汇，源于卢卡奇总体性历史观的影响，在文学场域内，就具备了某种整体性。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叙事的转向，我们应注意到散文在写真实(书写个体经验与经历)的基础上，大踏步地越过了藩篱，与小说一道进入书写现实的频道之中。一些记者出身的作者，诸多打工生活的记录者，在系列表现乡土沦陷主题的散文写作中，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客观型的叙事方法，以进入现实的深处，提炼出社会学的多种意义。散文的现实书写在实践层面，业已普遍性地生根，更进一步说，散文在人的命题之下，必然触及人的现实性问题，也回避不了对社会关系总和的透视，尤其是在系列写作业已解决时间跨度和空间宽度的情况之下，散文书写现实的合法性理应得到认可。而在书写边界的问题上，散文受限于写真实的通则，与小说文体通过虚构抵达更高的真实确实无法比拟。此外，散文仅仅是代个人而立言的，无法确立一个更自由的维度，以点带面地俯视和勘察整个人间世相。在这种情况下，散文书写现实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就需要批评界群策群力，启动有效的讨论，以明晰内容并确立维度。

（摘编自刘军《散文中的真实与现实》）

材料一：

所谓诗意，当不仅在于使用优美的词汇，表达理想景观。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品品皆出诗意。王维的禅味是诗意，李白的幻想是诗意，杜甫对事物的准确描述是诗意，白居易的自相矛盾是诗意，李贺的生涩别扭也是诗意……总之，诗意是一种使我们超越事物一般状态的感觉；因为有了诗意，我们麻木、散漫、暗淡无光的生命获得再生之力。

诗歌的诗意来自我们对于世界、生活的看法，来自我们对于诗意的发现。诗人发现事物诗意的一刹那，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人与世界相遇的一刹那，而在相遇的一刹那，心灵感应降临的一刹那，人和世界都会有所改变，生活因此变得迷人，有光彩，神秘，不可思议。陈子昂发现了“赤丸杀公吏，白刃报私仇”（《感遇·其三十四》）的诗意，阿波里奈尔发现了一个走在雾中的罗圈腿农夫的诗意（《秋天》）。许多人漠视生活中的诗意是因为他们没有勇气切入生活，触及事物。对他们来说，生活不是此时此刻的存在，而是远方、亿万年时光。他们以为只有物理时空能够给他们距离和词汇，实际上，他们完全不了解他们的心灵。他们应该对着镜子入神地自我观望三分钟，他们会发现镜子里的人他们从未见过。他们误解了诗歌写作，误解了马拉美所说的“语言之花”的意思。马拉美所说的“语言之花”是第二位的，一个诗人必须首先让他的诗歌语言触及那真实的花朵，然后再把它处理成语言之花。诗歌中的真实事物是第一位的。事实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诗意，无论它们是美的还是丑的，善的还是恶的，明亮的还是昏暗的，只要你发现，只要你抓住，任何事物一经你说出，都会诗意盎然。

（摘编自西川《生活的诗意》）

材料二：

我们中国文化史的核心就是诗意，或者说诗意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诗像梦一样一直缠绕着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我们民族的每个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小能够读几首诗、背几首诗，因为诗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血脉里的东西。

纵观我们民族的文学史，应该说它也是一部诗的历史。大家可能很熟悉胡适先生关于文学史的观点，那就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他认为中国文学是这样发展的。但你要知道，当时胡适提倡白话文，他的意思是说文学是发展的、是进化的，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完全是有理由的。为此，他需要寻找一个根据、一个史实，所以提出了关于文学史的这个观点。然而事实上，他的这个观点把中国文学史中诗的重要地位给抹杀了。诗在我们中国文学里，实际上从来都是主导文学的，唐诗不谈，宋也是以诗为主。称苏东坡为诗人他很开心，叫他词人就未必，因为词是诗之余。元明也是如此。到了清代，晚清出现了一批非常优秀的诗人，在文字狱的背景下，这批文人实际上保存了汉文化的经典，清诗用了很多的文学典故，他们把诗写得非常含蓄、非常精彩。即便是小说《红楼梦》，它之所以精彩，也是因为它的诗意。整部《红楼梦》，写了许许多多的诗，但曹雪芹是根据小说中每个人的身份在写诗，因此小说中的这些诗并不能代表曹雪芹本人的最高水准。曹雪芹真正以自己的身份写的诗，流传下来的只有两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这两句诗很明显有“诗鬼”李贺的味道，这也说明曹雪芹本人其实是一个诗人，而且是个非常好的诗人。

（摘编自陈鹏举《用诗意理解世界，是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

材料三：

所谓“诗意地栖居”，是人的生活、生存的诗化。“诗意”的内涵是丰富的，而且是多指向的，但是，笔者以为，其本质是明确的，那就是自由与和谐。自由自在，其乐无穷，这是世上善良人们共有的体验；自然而然，生趣盎然，则往往又是人们生存中滋生诗情画意的根本元素。但人类的生存并不仅止于单向度地依附于自在的自然，或终日满足于欣赏自在的自然，为了生存和发展，人类还要进行能动的创造性实践，即所谓“充满劳绩”。所以，如何使得人类的实践行为（包括对自然的“人化”）成为充满“诗意”的创造，亦即如何在“充满劳绩”的同时，为人类的生存创造出更大的自由空间与和谐境界，这是问题的关键——人类生存实践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人类作为从自然环境中剥离而出的一个智能物种，本质上就与自然环境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缘关系。在人类历史发展演进的过程中，这二者之间，有过对立，有过混乱，有过和谐，有过平衡。顺应自在的自然环境，以求生存，是人类的天性；改造自在的自然环境，以求更好地生存，是人类的特性。总而言之，生存与发展的需求，总是促使人类与自然环境保持一种根本性的关系。在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自然界从“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对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变成了对人类有益的、为人服务的对象。它或者作为人类的生活环境而出现，或者成为人类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资料来源，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故而，人类在生存实践中必须与自然环境保持和谐，包括在人类发展中对于自在的自然世界的改造，也应当把握适度。

（选自宋生贵《人类生存的诗意之源》，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