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①郭沫若的《女神》以“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的彻底破坏精神，冲决了传统诗词的形式，这是一个还没有确定形式的、无可仿效的天才创造，就连郭沫若本人此后也再没有写出《女神》这样的诗作。很显然，在郭沫若的《女神》为新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以后，就迫切需要出现形式与内容严格结合和统一，可供学习、足资范例的新诗作品，确立新的艺术形式与美学原则，使新诗走向“规范化”的道路。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前期新月派在新诗发展史上所担负的正是这样的历史使命。

②在新诗已经基本上立足以后，新月派所要做的，一是“在新诗与旧诗之间建立一架不可少的桥梁”，二是把创造的重心从早期白话诗人关注“白话”（“非诗化”）转向“诗”自身，也即“使新诗为诗”，由此，新月派举起了“使诗的内容及形式双方表现出美的力量，成为一种完美的艺术”的旗帜，中国的新诗创作于是进入了一个“自觉”的时期。

③在这面旗帜下，新月派提出了“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与诗的形式格律化的主张。为了实现他们的“理性节制情感”的理论原则，新月派诗人在诗歌艺术上做了有益的尝试。首先是客观抒情诗的创造，即变“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为主观情愫的客观对象化。这种主观情感的客观化，使情感的表现蕴藉而含蓄，具有鲜明的形象性，并且能够激起读者更丰富的联想，积极参加审美再创造过程。这在新诗抒情艺术上是一个发展。

④和“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相适宜，新月派明确地提出以“和谐”与“均齐”为新诗最重要的审美特征。为了创立“中国式”的新诗，闻一多进一步提出了“新诗格律化”的主张，鼓吹诗的“三美”，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闻一多曾这样明确划清了新、旧格律的区别：“律诗永远只有一个格式，但是新诗的格式是层出不穷的”；“律诗的格律与内容不发生关系，新诗的格式是根据内容的精神制造成的”；“律诗的格式是别人替我们定的，新诗的格式可以由我们的意匠来随时构造”。这是借鉴西洋与中国传统格律，根据现代汉语的特点，所进行的新的创造：闻一多于“音乐美”（强调“有音尺，有平仄，有韵脚”）之外，还要有“建筑美”（强调“有节的匀称，有句的均齐”），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字是象形的，我们中国人鉴赏文艺的时候，至少是有一半的印象是要靠眼睛来传达的”，“绘画美”的强调也是考虑了中国诗画相通的传统。新月派诗人也用了很大力气来进行西方格律诗的转借，其中有得也有失。

⑤总的说来，新诗格律化的倡导，纠正了早期新诗创作过于散漫自由、创作态度不严肃造成的一定程度的混乱局面，使新诗趋于精炼与集中，具有了相对规范的形式，巩固了新诗的地位。

（摘编自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材料二：

《红烛》并不是闻一多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格律诗，单是从外在结构出发，看它自由铺开似乎无规律可循，无法体现闻一多“三美”的诗学理念。然而联系诗人的情感，结合内在结构便可发现其诗行安排的慧心所在，直线发展线索中不乏跌宕起伏，有着起承转合之态，情感变化更具有和谐对称的特点，具有内在结构上的“建筑美”。

《红烛》引李商隐诗句不仅是因为这句诗概括了全诗的主旨，点出了蜡烛甘愿自我牺牲直至生命终止的高尚人格，更是安排内在情感结构的需要：诗人先验地知道并接受了“蜡炬成灰泪始干”的事实，在心底生出赞叹、困惑、怜悯、认可和歌颂，而不是诗人在红烛下看着摇曳的烛光慢慢悟出红烛的精神，继而托物言志、引为知音。对红烛生出的一系列的感情变化，实则都是诗人的自我对话，诗人的志向得以一步步抒发，更加坚定不移地忠于自己的理想去献身世人，由此，情感得以建构。

引用李商隐的诗句还取得了另一种效果，即与全诗结尾所引“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形成呼应，让诗歌首尾照应，加上中间部分的赞叹、困惑、疑问等情感，全诗体现出一种起承转合的美。闻一多在其诗学理论中就倡导诗歌的“建筑美”，注重部分间的和睦关系。《红烛》全诗构成一种冷静——热烈——冷静的圈形情感结构，引用李商隐的诗句点出吟咏对象和情感，是冷静的缓冲；接下来，经由对红烛颜色之红的赞美（第一节）、困惑于红烛的自我燃烧（第二节）、找到红烛燃烧的高尚理由（第三节）、感伤怜悯红烛的燃烧（第四节）、困惑于红烛的流泪最终明白缘由（第五节）、开导安慰红烛的流泪（第六节、第七节）、引用“莫问收获，但问耕耘”重申红烛精神使情感归于理性沉静（第八节）。

《红烛》的情感经由平静的诉说到一系列起伏不定的变化最终又归于平静的领悟，由此构成富于变化而又不杂乱的情感结构，线条式的发展具有清新明了的线索可循，又避免了简单划一。

（摘编自李婷《论闻一多<红烛>诗的情感结构》）

①文化是民族内部彼此认同的核心，是此民族区别于彼民族的根本标志。文化浅层的标志包括服饰、语言、节日、饮食方式、居住形态等，深层的标志则是基于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内部，无论身份高低、财富多寡、是男是女、年龄长幼，都凝聚在一个共同的文化之下。例如，只要是汉族人，大家都过春节、清明节、中秋节，过年都要吃年夜饭、贴春联、放鞭炮，这些都是汉民族成员彼此认同的基本依据。

②文化是民族生存发展之基。一个民族即使领土被敌国占领，只要自己的文化还在，就能重新凝聚人心，还有复兴的希望；反之，如果文化已经消亡，即使没有敌军入侵，民族实际上就已经灭亡。顾炎武把历史上朝代的更迭归纳为“亡国”与“亡天下”两种情况，前者是民族内部的政权兴替，但文化的性质没有变化；后者是亡国加上灭种，不仅民族政权覆灭，而且作为文化意义上的一个种已不复存在。

③在上古时代，埃及、两河流域、恒河流域诞生了人类最早的文明。大约在公元元年前后，这些地区的文明被外来文明置换。今天的埃及、伊拉克、印度文明等，是在外来文明的基础上重新建立的；当地的上古文明，人们称之为“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这些属于被外来侵略者强制消灭的文明。历史上还有因为自身原因而失落的文明，中国的契丹文明就是典型代表。唐宋时期，契丹是中国北方最强大的民族之一。他们建立的辽国，与宋朝南北对峙，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但在与周边民族交往的过程中，由于不注意保存文化，丧失了彼此认同的核心，最终走向了消亡。

④由此来看，延续中华文脉是振兴中华的重要举措。但是，有人打着多元文化的旗号加以反对，认为如今是多元文化的时代，再提主体文化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表现。这种说法似是而非，亟须澄清。

⑤多元文化是就全球文化而言的，多民族的世界就一定存在多元的文化。由于地理、气候、物产、历史等生存条件的差别，各民族的文化面貌异彩纷呈。各民族的文化没有高低贵贱之别，都有其合理性，应享有平等的尊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的大约500年中，西方殖民者垄断了全世界的资源，长期奴役许多地区的人民，毁灭了他们的文明。殖民者为了证明自己的行为合理，提出“西方文明中心论”，企图摧毁异质文明的自尊。

⑥迄今为止，没有一种文明是完美无缺的。多元文明并存，正好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学习。文化交流的前提，是本土文化的存在：如果本土文化都失落了，又用什么去交流？当今世界，由于交通与传媒十分发达，各国、各民族的交往更为便利，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也更为频繁。但有一点始终无法改变：文化依然是民族生存发展之基，每个民族必须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在民族国家还将长期存在的人类社会，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仍要加强。

（摘编自彭林《文化是民族生存发展之基》）

①《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写的都是侠肝义胆、急人所难、为知己者死的侠义之士。他们最为可贵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奋斗，不为名利而改变志节，不为权贵而放弃操守，在他们的心目中，“义”才是至高无上的。他们本着“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为人准则，坚守自己的独立意志，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无怨无悔。

②《刺客列传》中以荆轲为代表的义士，思想境界虽有高下、阔狭之分，但他们视道义高于生命、“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优秀品质令司马迁大加赞扬。豫让宁可让自己承受涂厕之辱、漆身吞炭之苦，也要采取他认为最正当的方式，不惜牺牲生命为智伯报仇；聂政为完成严仲子所托，最后竟“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荆轲为捍卫自己的尊严帮助燕太子丹刺杀秦王，而使自己走上了不归路。

③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这样表现朱家的侠义：“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他“专趋人之急，甚已之私”的助人为乐精神已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为了体现郭解的侠义，司马迁则不厌其烦地列举了教例。郭解处理姐姐的儿子被杀害的事例，说明了郭解明善恶、辨是非的正直；邻里从傲视他到“肉袒谢罪”的改变，说明了郭解以德服人的豁达……

④《史记》中的侠义之士是有着真正作为“人”的意义上的独立意志与高尚人格的。《刺客列传》中的义士，所作所为均是为报答知遇之恩。“士为知己者死”是他们最高的道德标准与行为准则。专诸与公子光、豫让与智伯、聂政与严仲子、荆轲与燕太子丹……他们不是仆与主、臣与君的隶属或等级关系，也不是雇佣或利益交换关系，他们是平等的。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的壮举不是为了获利，也不是为了谋权，完全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一份信任、一份赏识、一份重托，就因为这份厚重的情谊，他们愿意赴汤蹈火，他们明知走上的是一条不归路，却无怨无悔视死如归。

⑤《游侠列传》中的游侠，就是在社会底层的平民中敢于坚持自我、敢于对抗强权、敢于对抗卑鄙与丑恶的侠士与义士，他们因为不代表统治者，所以没有名分，故而被称作“游侠”。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意志不受名分与职责所限，当然也就没有了统治者意志的羁绊；他们的行为不因权势而改变，因为他们既不弄权也不接受权势的约束；他们的操守不因利益的诱惑而改变，因为他们“急人之难，甚己之私”。

⑥侠义之士的人格是独立的、高尚的，但在那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因此而注定成为悲剧。《刺客列传》中的刺客，为报知遇之恩，便心甘情愿地去冒险。专诸受公子光所托去刺杀吴王僚。专诸的行刺行动是他高尚人格的悲壮表现。豫让、聂政、荆轲的刺杀行动无一不是如此，他们的人生选择又是惊人的相同，原因就在于他们有着相同的人格基础——悲剧人格。

⑦《游侠列传》中的游侠，他们没有显赫的权势，甚至所为有悖统治者的规矩，但却比为官者更坦荡磊落、重情重义。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是与传统的礼法、虚伪的道德相对抗的表现：“义不苟合当世”，是绝不为了官爵俸禄而改变个人的品格、操行的坚守。而这样的游侠，其所作所为却偏偏是违犯当时的法律法规的。可见，游侠们高尚的人格、独立的意志与统治者的专制统治相违背，这也注定了他们的人生悲剧，其人格注定是悲剧人格。郭解为御史大夫公孙弘所害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选自《<史记>侠义之士的独立意志与悲剧人格》，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