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义”与“利”的关系，是中国思想史上争辩不休的一个大问题。先秦儒家认为“义”和“利”是对立的。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说：“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他们认为，对利的追求是造成社会混乱、国家动荡的根源。实际上，儒家也并不是根本不言利，只是要把义放在首位，反对后义而先利罢了。

在这个问题上，墨家和儒家有所不同。由于墨子把“利”作为实践“兼爱”的行为准则，因此，在墨子那里，“利”也就是“义”，“重利”也就是“贵义”，二者是统一的。这里有一个对于“利”的不同理解的问题。孔子和孟子所谓的“利”，指的是专“利吾国”“利吾家”“利吾身”的狭隘“私利”。虽然他们也提出什么“天下为公”，但这个“天下”只是封建君主的“家天下。”。

墨子所谓的“利”，则是“爱利万民”“天下之利”的“公利”。维护这样的公利，正是仁义的要求、道德的标准。很明显，在墨家那里，“天下之利”“人民之大利”，是最高的伦理准则。墨子认为“义”就是“利”，“利”就是“义”，主张贵义重利，追求义利合一。

墨子认识到，人类首先必须求得生存，为了生存，就不能不追求物质利益。所以，避苦求乐、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恶也”。

利和害、苦和乐都是相对的，人们通过比较权衡，利中取大，害中取小，趋利避害，此种行为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莫不如此。墨子从人性的角度，论证了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对人们的求利动机给予了有力的辩护。墨子认为公利，即社会的整体利益是至上的，个人只能作为群体的部件而行动，任何人只有维护并实现了整体利益，个人利益才能得到显现。在他利与自利之间，应该从他利出发再到自利。

虽然墨子重视天下之利，把“亏人”“自利”视为人们互不相爱的思想根源，但是墨子并不是笼统地反对“自利”，墨子反对的是“亏人”而“自利”、损人而利己的行为。至于不“亏人”、不“损人”的“自利”，他不仅不反对，而且加以保护。这里的界限就看是不是自食其力。被墨子视为“赖其力者”，都该有应得的“自利”。反之，“不与其劳，获其实”，诸如偷窃、就是“亏人”而“自利”，是不仁不义的行为。这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劳动者的功利观和墨子这种先人后己，先“利人”然后“人亦从而利之”的思想，一方面表明了劳动者助人为乐的优秀品质；另一方面也是个体劳动者依赖集体力量以保护“自利”的思想反映。

墨子既重利，又贵义，把义看作达到“利人”“利天下”的手段。“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为义可以获利，“义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墨子既肯定了“利”是目的，又倡导贵“义”，维护了道德的尊严，实现了目的与手段的统一。这种追求义利合一的思想，是建立在把利国利民之利视作义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不像其他学派那样要么重义轻利；要么贵利贱义，而是追求二者的有机统一。它对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义利关系是极有借鉴意义的。

（摘编自《墨子重天下之利，从“兼相爱，交相利”解读义利合一的道德价值观》）

材料二：

墨家一向以“贵义”自许。如《贵义》有言：“万事莫贵于义。”然墨家所论之“义”，其实为“利”。《经上》说“义，利也”。但墨家所说之“利”，非一己之私利，而是天下之公利。这种天下之公利，又具体表现为人口之众、国家之富、刑政之治等治道现实。《经说上》进一步解释说：“志以天下为芬，而能能利之。”这也就是说，墨家既重视为义者要以“兴天下之利”作为自己的本分，也强调为义者要培育自身兴利除害的才能，前者是为义者应有的动机与德性，后者是为义者当有的资材与德行。止楚攻宋的义事，正是墨家义利统一、德才兼备的为义之道的一个经典示例。

墨家所孜孜以求的“天下之利”，其实就是对民生民利的一种维护，也是对统治阶层只顾自利而罔顾民利的一种抗议。墨家所述的“兼爱”等说，在根本上还是为了维护民生民利。同时，墨家还为统治者树立了能保民、爱民、利民的以大禹为典范的古时圣王形象，作为统治者爱利万民的义政义事之历史经验。而对那些极端戕害民生民利的如桀、纣一般的暴君，墨家又提出了“不非诛”的革命主张，从而保留了以武力来维护民生民利的底线。

爱民、利民还是墨家最为根本的技术价值观念。在先秦诸家中，墨家一向以重视科技而为中国科技史家所推崇。但墨家对技术活动的认识与实践是为了便利民生。《公输》所载的公输削鹊之故事，正体现了墨家这种以爱民、利民为本的技术价值观念。墨家极为贬低那种为了单纯展示技术之“巧”而从事的技术创制活动，转而强调技术之“巧”的根本就在于其能“利于人”。在墨家看来，哪怕再精巧的技术，如若不能利于人，也都是“拙”。《墨子》中的城守诸篇所记载的守城之术，也都是对其“兼爱”“非攻”主张的实行，故而也是本之于爱民、利民的价值立场而来。

（摘编自张万强《“利民”与“明故”：墨家哲学的基本精神》）

材料一

科学技术是以劳动工具的要素进入社会生产之中的，其价值内涵本应由劳动者所引导。科学技术本身并不必然会成为破坏人与自然关系、造成人与自然对立的直接原因。但是，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社会影响力不断增长，其本身形成了一种为人们广为接受的工具理性意识。工具理性内在与价值理性的天然对抗，造成了科学技术的价值失范，使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破坏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力量。另一方面，以往先进的科学技术通常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掌握。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式运用，带来了人们对于工具理性的认可，造成了人们对于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要素的偏狭理解。为应对这一问题，我们要实现对科学技术的正确价值引导和合理应用，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马克思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视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的统一。恩格斯认为，要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需要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体现了社会关系在解决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基础地位，体现了社会价值在塑造人与自然关系价值方面的引导作用，为当今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思想资源。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如果说，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原因，在于工业文明背景下人对自然的片面挖掘、改造和利用，在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对于人的改造活动的支撑。那么，对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的消极批判，就将成为走向生态文明、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主要的现实和理论进路。但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科学技术时代，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相伴而生，成为塑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新型模式，解决全球性问题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时代问题，引领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对科学技术采取积极的批判模式，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塑造生态文明方面的作用，成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基本进路。为此，我们要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浪潮中，充分挖掘和发挥科学技术自身的生态价值，使科学技术成为推动人类社会探索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强力支撑。

（摘自蒋红雨《推动科学技术的生态化发展》，有删节）

材料二

当代技术对人类自身的改造，正在逐渐消解人与机器的传统边界，造成各种人机嵌合物不断涌现，其后果往往有着难以预测的不确定性。在科技活动层面“改造人类自身”，带来了很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及时地进行伦理思考。

尽管现在人们普遍意识到过度“征服自然”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但并未普遍意识到随意地“改造人类自身”可能会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当改造人类自身的技术尚未产生非常明显的负面社会影响时，过早用法律法规约束这类技术的发展可能并不合适，但从伦理层面进行理论研究、监督评估、制度引导则是非常必要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指导意见》的及时出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改造人类自身的技术给人们的传统伦理观念带来了巨大冲击。西方功利主义伦理学认为，出于“改造自然，为人类造福”目的的技术，都是可以得到伦理辩护的。康德的义务论伦理学强调，“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而当时理解的“人”是自然状态的人，并非其自身成为技术改造对象的人。实用主义伦理学和美德伦理学也没有充分考虑到运用现代技术改造人类自身的这种新情况。当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发展方式越来越多地嵌入技术人工物要素时，通过制度安排发挥伦理规约和监督的作用，逐渐成为当代技术治理的迫切任务。

改造人类自身的技术，并不只是改变人类的生理结构和功能，还会改变人类的行为方式、心理状态、认知能力，进而影响人类社会的结构稳定性和发展路径。因此，需要综合考察人类的生理器官、人工物系统、社会组织和精神活动的相互作用机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和各种类型有机体之间的和谐，注重事物的生机与活力，注重知情意相结合的伦理教化方式和“大我”意识的养成，这些伦理观念有可能为解决改造人类自身的技术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人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全面阻止改造人类自身的技术的前进步伐，而是要考虑如何以合理的方式利用这种技术，使技术继续为人类造福而不是带来各种麻烦。基于这种考虑，保证人类社会生活中各种类型有机体内部和外部和谐，不断使其焕发出生机与活力，使价值和伦理因素有效融入技术创新活动之中，是必要的伦理导向。时代在呼唤适合于改造人类自身的技术的新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而中国特色的技术伦理治理途径应成为其中值得探索的重要方向。

（摘自王前《反思改造人类自身的技术》，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