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态度

朱良志

①朱光潜先生在谈到审美态度时，曾以古松作比喻，说人们对待古松有三种态度：古松是什么样的松树，有多少年份了，这属于科学的态度；古松有什么样的用处，这是功利的态度；用欣赏的眼光来看待古松，发现古松是一种美的形式，能给人带来美的享受，这是审美的态度。在审美态度中，古松成了表现人情趣的意象或者形象。

②其实，在中国美学和艺术观念中，存在着与以上三种态度都不同的第四种态度：古松在这里根本就不是审美对象，而是一个与我生命相关的宇宙。我来看古松，在山林中，在清泉旁，在月光下，在薄雾里，古松一时间“活”了起来，古松成了一个瞬间形成的意义世界的组成部分，我的“发现”使古松和我、世界成了息息相关的生命共同体。

③这第四种态度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的态度”，一种用“活”的态度“看”世界的方式，或许“看”还容易引起与外在的观察混淆，称为一个“活”的“呈现"世界的方式也许更合适。之所以说它是“生命的态度”，是因为它的核心是将世界（包括我与外物）从对象化中解脱出来，还其生命的本然意义，在纯粹直观中创造一个独特的生命境界。

④这里的“态度”，又可以说是无态度，它的观照方式其实就是要去除态度。人总喜欢站在世界的对岸看世界，世界在我的对面，是被我感知的存在物、消费的客体、被我欣赏的对象。用这样的态度看世界时，人好像不在这世界中，成了世界的控制者、决定者。而“生命的态度”，则是由世界的对岸回到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一切都与我的生命相关。

⑤王维《辛夷坞》诗写道：“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在幽深的山林中，泉水淙淙流淌，溪涧边芙蓉花自在地开放，没有人知道它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落，这是一片寂静幽深的世界。又如王维《栾家濑》诗写道：“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溜泻。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在飒飒的秋雨之中，白鹭自在上下，诗人写的是自己的生命感觉。在这里，没有外在的“物”，没有被观的“景”，没有观照的主体，没有被观的对象。在诗人当下的体验中，人与世界共成一“天”，共同形成一个生命宇宙。这个世界，中国美学称之为“境”。

⑥中国艺术创造的这个与自我生命相关的世界有一些基本特点。它是艺术家在当下的体验中发现的，“境”是体验的真实。像王维《辛夷坞》《过香积寺》等小诗，几乎纯粹是山水花木的描写，没有人，甚至看不出有人的感情。其实，人隐在它的后边，这个生机世界是人在瞬间体验中“发现”的。“境”由心起，没有心灵的体验则没有境界，境界是心灵中呈现的事实。它是浑全的，人与山水草木等外在世界共同形成一个无分别的圆满世界。像吴历“一带远山衔落日，草亭秋影淡无人”诗中所呈现的那样，无人即有人，落日山影，草亭空阔，与我心浑然一体，没有分别，更无别虑，就是一个圆满的世界。最后出现在“境”中的人与山水草木是彼此相关的存在。“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凡常的小院，紧闭的院门，阴沉沉的天气里，寂寞的主人就坐在窗前，眼前是密密的小雨，满目的苍苔。在这里，苍苔、小雨、庭草，都成了诗人的对话者，是与自我生命相关的存在者，由这样的存在者共同构成一个意义世界。

材料一：

让体育为人类的和谐共生服务一直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起人顾拜旦的理想，他在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上发表的《体育颂》，结尾就讴歌：“啊，体育，你就是和平！你在各民族间建立愉快的联系。”顾拜旦还重视体育对于塑造人格的作用，他在1908年伦敦奥运会期间的一次招待会上发表讲话说：“传播这些格言， 是为了造就更健壮的人类——从而使人类更加严谨审慎而又勇敢高贵。”

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一定能体会到顾拜且的思想与儒家教化观念的一致之处。儒家教育理念的核心就是培养君子人格及人的社会责任感。

孔子以“六艺”教人，这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其中与现代体育运动最具关联性的是“射”与“御”。相比于“御”，传统儒家对于“射”的讨论更为丰富复杂，一方面是因为“射礼”在礼仪活动中的地位更为重要：另一方面，“射礼”体现了许多为儒家所肯定的道德品质，从而成为人格培育的重要途径。

在许多礼仪活动中，“射礼” 都担负着重要的功能，比如《礼记·内则》中说，国君之子出生之后，作为礼官的弓箭手要用桑木做的弓和六支蓬草做的箭，射向天、地、四方，以示因君之子志向远大。还有在乡人聚餐的时候，也会有“射乡”之礼，来表达对乡党的情谊，“射乡食飧，所以正交接也”(《礼记·乐记》)。

但“射礼”在儒家礼乐活动中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其所承载的儒家道德理念。

首先是“勇”，早期的人类文明都十分强调“勇敢”的德行，孔子将“智”“仁”“勇”视为“天长之达德”，这跟早期人类严酷的生存环境有一定关系。聘射之礼体现的是人的勇敢精神，在和平时期，这些“勇敢强有力者”主要用之于礼仪，而当战乱时期，则要上阵作战，“用之于战胜则无敌，期之于礼义则顺治。外无敌，内顺治，此之谓盛德”(《礼记·聘义)》)。

“射”就其仪式本身，就能展现一个君子的德行，其挺直的身体形态和内心的专注，都是君子之仪表和内心状态的写照。《礼记·射义》甚至将“射礼”的过程誉之为“仁之道”，因为仁者必先正己，而射礼也要求射者先正诸己，然后才开始发射。

然而，射礼与顾拜且所倡导的奥林匹克精神最为接近的，是对于“竞争”和“谦让”关系的描述。我们先来看《论语·八佾》中的一句话，“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按照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的解释，大射之礼，竞赛双方要三作揖然后才开始比赛，朱子的意思是，君子向来并不与人争，若要有所争，那一定是参与射箭比赛。但比赛中，他一定会表现出从容谦逊的态度，而不是采取不当的手段去赢得胜利。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体育界一直提倡“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就是将体育运动作为增进人类共存共享理念的桥梁。从“乒乓外交”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体育比赛既是增进人们健康的手段，也是增进世界各国互相理解的桥梁，这背后既有中国拥抱世界的胸怀，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谦逊包容的精神。2022年，我们在欢迎世界各国运动员来参与比赛的时候，也会将奥运会作为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高尚体育精神的舞台。射礼所体现的公平竞争、克已礼让的态度，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体育精神相结合的最佳体现。

(摘编自高富贵、干春松《传统文化与奥运精神的融合——以“射礼”为例》)

材料二：

顾拜旦的现代奥林匹克意识是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成果，是现代西方体育理念的集中反映和逻辑升华。顾拜旦通过复兴奥林匹克运动的艰难探索，逻辑地继承了古希腊的奥林匹克精神，形成了他的现代奥林匹克意识。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

第一，奥林匹克运动是满足人性需要和社会需要的强大力量。顾拜旦认为人天生有两种本能：一种是“攻击性”，它通常表现在人的争强好胜中，其极端表现就是战争：另一种是“活动欲”，它通常表现在人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和竞技比赛中。奥林匹克运动是实现人的这两种本性的载体。第二，奥林匹克运动是由理性支配的对世人实施教育的社会进步行为。顾拜旦强调奥林匹克运动作为展现人性的载体，为人们创造了自由、平等、竞争的良好环境，这种环境和氛围的价值取向就是对世人实施博大的教育。第三，奥林匹克运动贯穿着统一人们思想和信仰的宗教精神。顾拜旦倡导的宗教精神集中表现在现代奥运会的主仪式上。1913 年顾拜旦设计出了现代奥运会的旗帜，旗帜以白色为底色，意思是所有国家都毫不例外地参加比赛。1936年柏林奥运会正式确定了点燃圣火的仪式，绚丽的火焰和隆重的氛围折射出了顾拜旦所孕育的“团结、友谊、和平、进步”的思想之光。第四，奥林匹克运动通过人与人的“契约关系”而形成了公共意志。公共意志表达着人们平等、公平竞争的意向，造就着健康完美的人格。这突出地体现在顾拜旦提出的两句名言上：一是“更快、更高、更强”，这充分体现了奥林匹克运动所蕴含的人的自我解放和自我完善的奋斗精神；二是“参加比取胜更重要”，这揭示了奥林匹克精神“主要的不是已经获胜，而是进行战斗”。

奥林匹克运动在今天不仅仅是场全世界范围内人与人之间的竞技会，它也是国家之间交往的一个平台，其宗旨是崇尚和平、反对战争，不受政治的干扰。

(摘编自翟国范、张林学《从西方文明中的体育理念看顾拜且的奥林匹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