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审美文化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依托于个体的审美活动，并形成一定的文化趣味，进而建构起社会性的文化形态。审美文化的形构常与时代命题相结合，无论是西方的启蒙运动，还是中国近代的新文化运动，审美文化都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有效途径，从而影响历史的进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社会开放程度的增加，审美文化越来越呈现出复杂的面孔，要想理解当下中国的审美文化，文学无疑是重要的观察视角，借助对新时期文学的聚焦，更能见微知著，为当代审美文化的变迁勾勒出时代的侧影。

中国当代的审美文化，逐渐从单一的一体化形态走向开放多元，从对历史宏大叙事的着迷，到关注日常生活审美。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文学参与、推动、形构了当代审美文化，当代审美文化也影响、制约、引导着文学的创作。两者的关系既相辅相成，又充满矛盾对立。改革开放重新唤醒了文学的“人学”传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朦胧诗”是其表征。当负载于文学之上的枷锁被打开，文学自然朝着主体性的方向去探索，并思考其与个体、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1980年代开始，改革的成效已经显现，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文学越来越聚焦日常生活，关注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关注小人物的心灵世界，力图呈现出时代的精神症候。这段时期，北岛、顾城、海子等人的诗歌广为传颂，文学受到青年学生的关注，成为独特的审美文化形态。

随着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深化，作家们对世界文学与西方现代思潮进行了横向移植。在这一过程中，长期被压抑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想借着改革开放的便利蓬勃而生，迅速在文学领域产生影响。1980年代前期，先锋文学占尽风光，马原、洪峰、余华、苏童、叶兆言等作家先后登上文坛，他们颠覆了中国新文学的旧有模式。先锋文学的出现，既是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又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土壤。长期以来中国人形成的思维习惯、审美趣味也在经济建设的大潮中产生颠覆性的变化。一时间，城市里机器轰鸣，高楼林立，百货商场、私家车、娱乐场所都成了新鲜事物，人们必须调整观察与理解世界的角度。正是在经济大发展中，旧有认知与现实境况之间发生了错位，作为个体的“人”，精神上的现代病症也如影随形。

到了1990年代，文学在高歌猛进的市场经济面前，失去了轰动效应，开始走向边缘化。但从另一层面讲，“边缘化”是正常的现代社会文学必然的命运。1990年代文学在挑战与困守中寻找发展方向，市场化不可避免，制造畅销书、制造读者审美趣味，成为文学市场的选择。新世纪以来，互联网的普及、大众媒介的发展改变了文学的格局，网络文学一度占领大半阅读市场。而随着消费时代的来临，经济生活占据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时间，碎片化阅读兴起，文学在大众普及的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走向娱乐化、肤浅化的倾向。

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正是当代审美文化的镜像。新时期文学与当代审美文化受到市场化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诸多力量的形构，而“多元”成为其基本的特征。但是也应看到，审美文化的多元样态也极易走向价值破碎，正如周宪所言，“因为大多数大众文化产品，都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内容和形式，通常是同一种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和传播。表面上人们在消费不同的文化产品，实质上却是在消费同质的物品。在这个限定的意义上说，当代大众消费并未实现真正的多元，相反，在其中，反倒形成了人们难以察觉的审美文化的相对剥夺。”这也正是当代审美文化的困境。

（摘编自蒋成浩《解构与重构：新时期文学与当代审美文化》）

材料二：

什么是“批评文学”？在中国新文学批评史上，最早对其进行论述的是周作人，尽管他没有明确提出“批评文学”这个概念。他说：“真的文艺批评，本身便应是一篇文艺，写出著者对于某一作品的印象与鉴赏，决不是偏于理智的论断。”这与法国批评家法朗士所说的“批评是一种小说，同哲学与历史一样，给那些有高明而好奇心的人们去看的”“好的批评家便是一个记述他的心灵在杰作间之冒险的人”有相似之处。

对其进行全面阐述的是袁可嘉。他认为，“批评文学家”或则根据某一批评理论对于作品做具体的分析和阐释，或则凭一己的直觉，单刀直入，指出作品所给他的喜怒哀乐。袁可嘉对“批评文学”的阐释在新文学批评史上有着重要意义，他其实是在对新文学批评史上以周作人、刘西谓、唐湜等为代表的“批评文学”的一种理论总结，他们的“批评文学”是以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严羽《沧浪诗话》等为代表的，以诗评析诗文、以诗解释诗文的古典文学批评传统的延伸。

萧乾说，一部用伟大心胸写出来的作品是需要另一个伟大的心胸来体会的。想象的组合体也只有想象的读者能享受其中的声色意象，比创作家感觉迟钝的批评者是不配从事批评的。他们天赋超卓的艺术慧心和非凡的审美悟性，切身体会作家创作过程中的甘苦，深得创作三昧，能准确地描述自己的灵魂在艺术世界中探险的经历，也能用生花之笔悉力引导受众在艺术世界中探幽览胜。萧乾实际上指出了“批评文学”的重要特质。就其写作形式来说，“批评文学”与西方文学理论所强调的那种观点鲜明、逻辑严密、结构严谨、语言客观的“文学批评”或者说“文学研究”表现出迥异的一面。它是批评者以诗化的笔触、散文的形式，通过对比、比喻、通感等各类修辞格，生动形象地描述作家的创作个性与作品的艺术风格，传达自己阅读鉴赏的审美体验，并阐明自己的艺术判断和理论主张。它犹如传统文学批评中的诗话，蕴藉、抒情、含蓄、隽永，闪现出美丽的光彩。“批评文学”不是寻常的文学批评或者文学研究，而是具有浓郁的文学色彩，不是批评者借用相关的文艺理论来阐释作家作品，而是批评者在深入文本世界之后，独具个性的“印象”与“体会”的艺术传达。在新文学批评史中，以刘西谓、唐湜、萧乾等为代表的“批评文学家”以他们的批评实践使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得以现代转化，并彰显出独特的魅力。

（摘编自明飞龙《激活文学批评的审美品格》）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美国读者反应批评运动的代表人物斯坦利·费什说：“解释策略的根源并不在我们本身，而是存在于一个适合于公众的理解系统中。”也就是说，阐释策略的根源不在于阐释者本身，而在于合乎公众的理解系统，而这个理解系统就是指公众的生活环境与背景、公众思维行为与习惯以及公众所处时代的主流精神或公共理性等。

按照解释学的视角，朱熹对古礼的阐释，将其置入公众理解系统的“俗”中，方为“家礼学”阐释之“策略根源”。因此，朱熹阐释古礼的一种路径与方法，就是将其置入唐宋社会转型后庶民的现实生活环境与背景，融入庶民的思维行为与习惯，并纳入宋明理学（朱熹时代的哲学主流精神）解释框架中，以理“格俗”，使《家礼》得到公共度量的有效阐释。

朱熹制《家礼》以“理”贯之，并赋予礼之天理内涵，将孔子的道德之礼、制度《周礼》创造性转化为朱熹式“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他强调：“礼即理也，不是天理便是私欲。入于私欲，虽有意于为善，亦是非礼，无人欲即皆天理。”入天理者，方能称礼；入私欲者，皆为非礼。因此，以“天理”为本而“格俗”，必须将不合“礼义”之本者，果断“以礼废俗”。朱熹的《家礼》，便既秉承圣人制礼主旨与大义，也合乎宋明理学之精神。面对宋代追求奢靡的社会风气之俗，《家礼》开启“尚俭反奢”之风，主张人品是婚姻的第一要素，婚姻双方不应该一味贪图对方的财产。《家礼》虽保留“纳采”一礼，但必以“议昏”为先，警告世人，须先察其婿与妇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贵。如果想因妇财以致富，依妇势以取贵，则有损丈夫之志气。

《家礼》虽然将不合“礼义”之本者“以礼废俗”，但却将合“天理”“礼义”之本者，“以俗合礼”，以“从俗”“从简”为导向，调和古礼与现实生活的相互排异，使之简便易行。《家礼》吸收了唐宋社会新世俗，将合乎经义、不害礼义的习俗纳入礼文之中，将一些适应人们生活又不违背礼义的“俗”，及时纳入冠、昏、丧和祭礼之中，并适度变革古礼，进行“合礼化”的阐释。正如古礼所云“礼从宜，使从俗”以及“君子行礼，不求变俗”也。

朱熹通过对古礼的公共阐释，通过对古礼之“理”的格致，展开对宋代时下“俗”的批判与吸收，重建儒家古礼对于民众日常生活的意义，在内化于民众的自觉行动中，实现见之明、信之笃、守之固。这种将外在之“礼”与内在之“理”圆融不二、将坟典之“礼”与市井之“俗”安顿整齐的公共阐释思路，值得我们当代人借鉴与思考。

（摘编自毛国民《朱熹〈家礼〉以理格俗的有效阐释》）

材料二：

家礼以维系人伦关系为轴心，既含有伦理道德规范，又包括待人接物的日常礼节和冠婚丧祭人生礼仪，蕴含着人们为人处世的基本机制。个人处于伦理关系之中，相互存有伦理义务，不同于西方原子式个体，仅注重个人权利。人们在家礼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不仅“谨名分、崇爱敬”，亦即培养起对家人的亲爱和尊敬意识，使自己的生命充盈着深情厚义，而且通过特定人生仪式的恰当表现，以获得社会认可和归属感。

家礼作为维系家族共同体的运行机制，能够对家族成员进行严格的制度规约和道德劝诫，从而增强家族的凝聚力，以便维持家族的持久稳定。当自上而下的国家管理不能达到理想效果时，宋明儒者转而采取自下而上的整齐家族、教化社会的活动方式。“礼下庶人”、增设祠堂等都有助于家族血缘共同体的建设，从而发挥散宗收族的凝聚和教化作用。

历代儒者高度关注与重构家礼，是因为“化民美俗”是其改善世道人心的基本方式。他们以道自任，一方面对于现实生活中违背儒家伦理道德理念的异端风俗予以辨证和批判，另一方面也积极参与到礼仪制作和实践之中，倡导推行新礼。从而实现移风易俗的教化目标。宋明儒者有鉴于以王权为中心的等级森严的朝廷礼仪，容易造成君臣与君民之间的情感疏离与关系阻隔，如天渊然，在社会上难以发挥礼教的功能。所以，他们致力于建设以人与人之间的礼敬为中心的家礼乡仪，重新恢复尊卑长幼等差有序的社会生活秩序，承担起了导化世风的历史使命。

毋庸讳言，传统家礼文化也存在着与现代伦理观念与礼仪规范相悖之处，对此，我们需要立足于现代社会基本价值理念，对其进行评析和转化，找准当代人的礼仪标准、安顿当代人的社会生活秩序。

（摘编自王钧林、王法强《家礼教化功能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