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可是所不同的并不是说乡土社会是“无法无天”，或者说“无需规律”。的确有些人这样想过。返朴回真的老子觉得只要把社区的范围缩小，在鸡犬相闻而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社会里，社会秩序无需外力来维持，单凭每个人的本能或良知，就能相安无事了。这种想法也并不限于老子。就是在现代交通之下，全世界的经济已密切相关到成为一体时，美国还有大多数人信奉着古典经济学里的自由竞争的理想，反对用人为的“计划”和“统制”来维持经济秩序，而认为在自由竞争下，冥冥之中，自有一双看不见的手，会为人们理出一个合于道德的经济秩序来的。可是乡土社会并不是这种社会，我们可以说这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像《镜花缘》里所描写的君子国一般的社会。礼并不带有“文明”或是“慈善”，或是“见了人点个头”、不穷凶极恶的意思。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好像在缅甸有些地方，一个人成年时，一定要去杀几个人头回来，才能完成为成年礼而举行的仪式。我们在旧小说里也常读到杀了人来祭旗，那是军礼。——礼的内容在现代标准看去，可能是很残酷的。残酷与否并非合礼与否的问题。“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恻隐之心并没有使孔子同意取消相当残忍的行为。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人们要满足需要相互合作的法并不是由每个人自行设计，或者临时规划出来的。

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行为规范的目的是在配合人们的行为以完成社会的任务，社会的任务是在满足社会中各分子的生活需要。人们要满足需要必须相互合作，并且采取有效技术，向环境获取资源。这套方法并不是由每个人自行设计，或临时聚集了若干人加以规划的。人们有学习的能力，上一代所实验出来有效的结果，可以教给下一代。这样一代一代的累积出一套帮助人们生活的方法。从每个人说，在他出生之前，已经有人替他准备下怎样去应付人生道上所可能发生的问题了。他只要“学而时习之”就可以享受满足需要的愉快了。

文化本来就是传统，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的。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思，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但是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儒商”一词始于何时何地已难于确证。最早把儒和商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大体源于明清之际。其时，“儒商”一词除了指称那些或因世俗经商之风的诱惑，或因仕途无望以求出路而“下海”经商的人以外，主要是指括那些以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的经营理念和行为风范的商人。这些商人在自己长期的商业实践中，把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同商品经济法则互补整合，形成了一种具有东方特色的商业文化精神——儒商精神。“儒商精神”的核心是义利统一，它集中地体现了儒和商相结合的本质和特征，也是贯穿于鞭商业价值观、工作伦理、商业道德、经营理念、管理思想和经商风格等诸多方面的精神中的灵魂。儒商精神的存在和发展有力地驳斥了一些西方学者宣扬的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不可能发展现代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走向现代化的观点，它启示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对传统儒商精神进行“创造性的传承，创新性的发展”。

重构儒商精神，首先必须对传统儒商精神进行一番现代透视，即用现代的眼光对其进行一番辨析、清理和评价。儒商精神无疑是一种具有一定优越性的商人精神，这不仅在于它是属于作为高层次的商人——儒商的精神，更在于它的精神内蕴着某种优越的特质，这主要表现在它的自觉性和辩证性上。所谓自觉性，就是说它并不是在自发地反映商品经济要求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儒商在商品经济过程中自觉地确立起来的，因而它不仅仅是对商品经济的适应，而且包含着对自发的商品经济的超越和规范。我们知道，不论是亚当•斯密所揭示的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还是马克斯•韦伯指出的新教徒企业家出于“天职”伦理对金钱无止尽的追逐，这种商人精神实质上都只不过是对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竞争法则的一种自发反映，其功能也只是去适应市场。而儒商精神却不是这样，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儒商自觉地处理商品交换关系时，把儒家精神与商品经济法则结合起来而形成的。因此，它一开始就具有某种对商品经济的超越性，它力求在适应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时又能正确地去引导商品交换。这在儒商精神的核心“义利统一”原则上得到最充分体现。“利”是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义”则是对商人行为的规范与升华。儒商精神一方面肯定“利”的合理性，一方面又强调“以义取利”，“富而好德”，强调以一种自觉的道德理性来引导和规范对利的求取。儒商精神这种自觉性正是现代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现代市场经济与早期自发的市场经济已有很大的不同，它强调不能只是靠市场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自发调节，而必须同时运用法律、政策、伦理等自觉的理性方式来引导和调控。这样才可能使市场运行得到优化，真正实现效用的最优化。

儒商精神的另一优越之处是它的辩证性，即它的一些基本精神较少片面性而能注重不同方面的协调与统一。如儒商精神承认竞争的意义，同时又注重合作与和谐，提倡“和气生财”；承认个人的利益和作用，又提倡群体的价值和利益；强调稳健，又注重趋时而变；注重物质利益，又提倡超然态度等。儒商精神受中国文化的辩证法传统的深刻影响，注重从事物的对立统一和整体联系中去认识和处理商业经营中的问题，因而较少片面性，较少失误。它与现代化大生产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客观要求比较适应，与现代经营所要求的系统策略相一致，无疑是具有现代价值的。

（摘编自唐凯麟《传统儒商精神的现代构建》）

在全球化时代，资本的进一步扩张是消解文学传统的根本原因。詹姆逊曾经指出：“资本的势力在今天已伸延到许多此前未受到商品化的领域里去。”资本的势力逐渐成为支配一切文化活动的决定因素，詹姆逊将这一过程称为“去差异化”，即：消除经济、文化两个领域之间的差异，进而消除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

正是这种现实，文学遭遇了两难选择：为了弘扬民族价值，文学必须强调民族特性，而且越鲜明越好；为了让其他民族认同并产生世界影响，文学又必须模糊或放弃某些民族性的因素而面向一个更为广阔的人类世界。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史几乎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经典“化石”。我们有过“中国气派”的追求，喊过“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的口号；也走过“俄国人的路”，甚至今天还在虔诚地膜拜着“世界文学”：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呈现给世人的是一个民族在中西文化上的摇摆状态。

中国文学的探索与实践大体可分两个系统，其一，坚守民族的文学传统进行创作，如废名、汪曾褀的创作在古典诗词的意境中去寻求突破，文辞简约幽深。其二，创作直取西方文学的样式，如李金发、王蒙的创作，前者以法国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为师，走向象征主义的朦胧晦涩；后者模拟意识流，创作出大异其趣的作品，但这些努力没有使我们成为世界文学中的“座上客”。

西方内部也曾发生过文化趋同性与民族求异性之间的矛盾，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提倡人性，反对神性，主张追求现实生活中的幸福，倡导个性解放，但它是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参照系，成功地完成了科学与艺术的革命。德国的狂飚突进运动受到当时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推崇天才的创造性力量，而它的参照系是德意志民族自己的传统。这两次与文艺紧密相关的思想运动都证明：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既需要强势文化的滋养，更需要自己传统的力量，才能得到创新和发展。

当下，中国正在拓展开放的宽度，加强与世界融合的深度，中国民族文学当然要与世界文学交流对话，需要引进“他者视野”，给中国文学带来一种激励与竞争的机制，以利于优化本民族文学。对于民族传统的文学书写，也不必注重风俗习惯、风土人情这些外在标识，时代已经重塑了我们这个社会，民族的独特心态、思维方式、精神品格正以新的样式存在于生活的细节中。观照世界，接续传统的灵魂，才能让本民族文学真正以“民族”的姿态“走向世界”。

（根据网上资料摘编）

材料一：

红色经典之所以在当下受到追捧，是因为它提供了另外一种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是挫折面前的顽强不屈，是追求真理的视死如归，是集体主义的责任担当。以此为精神内涵，红色经典建立起了一种进取、阳刚、开阔的美学风格。而这种精神力量和美学风格，正是今天这个时代所需要和稀缺的。

红色经典是“工农兵史艺”，作为共和国前期，以描写人民革命斗争历史为主，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艺作品，它们以几千年来一直被忽略、被蔑视的底层普通平民为主人公，把他们塑造成英雄。我们可以认为，它传导的也是一种地道的平民精神。它的平民精神不同于“五四”时的俯视平民、怜悯平民，而是平视加仰视。近距离的平视，使得平民特别是农民的日常生活以从未有过的细腻方式展现于读者面前。只有像柳青、梁斌、浩然这样真正熟悉农民、热爱乡村生活的作家，才能以那样的深情描绘出蛤蟆滩、千里堤、白洋淀、东山坞的自然景色，在渲染时代风云之时，也让读者感受到农民朴实的精神追求和世俗的喜怒哀乐。梁生宝、朱老忠、萧长春这些人物确实比实际生活中的农民更高大。但这些人物形象不乏可信性，因为他们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他们仍然让人感觉是活的人，而非提线木偶。

红色经典突出集体主义精神。“五四”对“个人”的发现，其积极意义巨大，个体权利被尊重是现代性建设的最重要成果之一。但是，关注个人、尊重个人并不等于个人利益至上、不讲团队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在如今的语境中也可转译为团队精神。人既是个体的人，又是社会的人。个体价值被重视是前提，集体主义、团队精神则是对个体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超越。

红色经典以革命浪漫主义为主导，它传导出一种非常独特的魅力。《红岩》里的英雄超越普通人的地方，不是其非凡的武功或智谋，而是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超强意志力。红色经典符合毛泽东关于文艺“高于生活”的美学思想，它的超越精神不仅体现于主人公精神气质的方面，也表现在作品营造的艺术氛围、美学境界的超越性：读者即便知道了林道静不等于杨沫，或江华不同于马建民，知道了真实的威虎山并不像小说里写得那样险峻、琼海的“南府”有别于电影或舞剧里的境况，也还是喜欢陶醉于作品的艺术氛围之中，因为作品将大家导入了一种更美好的彼岸世界。

（摘编自张江《红色经典是精神的传导》）

材料二：

海涅说：“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就像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一样。”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再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觉醒年代》的叙事线索，而其内在核心则在于思想的力量、觉醒的过程。这也是该剧能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

一是思想的觉醒，主要体现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从引领新文化运动、领导五四运动、探寻救亡之道，到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如果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那么马克思主义道路其实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经过艰辛探索、严肃思考之后的必然选择。思想启蒙犹如冲破重重黑暗的亮光，给古老的中国带来新生的希望。今天，对国家命运的严肃性思考、对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的思想性责任，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思考题和必答题。

二是新人的觉醒。新文化运动主要目的在于启发民智，这一目的的实现首先体现在青年学生的觉醒与成长上。赵世炎、毛泽东、周恩来等青年学生在新文化运动和《新青年》的启蒙、感召下，认识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感受到民族救亡的危机，并逐步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这种觉醒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反复的思考比较，甚至是实验实践的，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因信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理论，联合13人成立北京工读互助社实验小组，最终失败；毛泽东也曾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温和改良，后来发现终是走不通，最终坚定了革命道路的选择。因为一代新人的觉醒，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才成为了中国的道路。

三是普罗大众的觉醒。五四运动过程中，李大钊和陈独秀意识到，“必须要让民众直接出来解决问题，光靠学生不行，必须要发动群众，让他们参与到改造整个社会的斗争中来，中国才有希望。”后来在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的压力下，北洋政府才没有命令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由于李大钊等人的宣传启发，以长辛店工人为代表的普通民众正在觉醒，这个觉醒是五四爱国运动的重要成果，必将在未来产生惊天动地的影响。

《觉醒年代》还塑造了一群个性鲜明的人物，不仅正面呈现了陈独秀的革命先锋形象，更还原了他作为“父亲”“同事”的立体性与丰富性。这样的“人设”拉近了领袖型、名流型人物与普通观众的距离，也更为可信可亲。

（摘编自曹巧兰《火出圈的<觉醒年代>，为什么这么好看》）

吟诵，惜之念之的文化遗产

吟诵是学习中国古典诗歌非常重要的入门途径。许多学者的经验表明，高声朗读和吟诵是学习诗歌和古文的一种方式；不出声音地读，就不能真正对作品的内容、情意有深入的体会和了解。

吟诵是一种既遵循语言特点，又根据个人理解，依循作品的平仄音韵，把诗中的喜怒哀乐、感情的起伏变化，通过自己抑扬抗坠的声调表现出来的方式。它比普通朗诵对作品内涵有更深入的体会。吟诵之目的不是为了吟给别人听，而是为了使自己的心灵与作品中诗人之心灵，藉着吟诵的声音达到深微密切的交流和感应。因此，吟诵之前有两点基础必不可省：一是对于作者与诗歌情意的了解；二是读诵的节奏平仄。没有这两点基础的自由吟是不能通达的。

全世界只有中国有吟诵，其他国家的文学没有。中国的语言跟世界上其他语言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其他国族的语言是拼音语言。世界的几大古文明都中断过，只有我们中国的古文明几千年来一直延续。为什么？因为当时代不同、地点不同，语音一改变，拼音文字及其蕴含的东西就容易丢失。中文不是拼音文字，而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的每一个形体就是一个音节，单音独体。单音独体的语言，其节奏基础是两个字一个音节，中国吟诵也是这样。所以最早的《诗经》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可如果总是两个字两个字的，太单调，所以从两个字一停顿的四言诗发展成为五言诗，之后，又从五言发展出七言诗。

诗之为用，是要使读诗的人有一种生生不已、富于兴发感动的不死的心灵。为什么诗歌的吟诵重要?因为诗歌有一种声律，“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它的抑扬起伏有一种节奏，有一种顿挫。吟诵不但是读诗、欣赏诗、理解诗的重要法门，而且是写诗重要的入门途径。诗要自己“跑”出来。诗怎么自己“跑”出来？你要对诗歌中文字的音声、节奏、韵律非常熟悉。你熟于吟诵，于是你的诗是随着声音跑出来的。中国的好诗都有一种兴发感动的力量，这种兴发感动的力量从何而来？无论就作者还是读者而言，都是从吟诵得来的。吟诵是一种律动，先于文字，语言文字伴随着这个节奏的律动自己“跑”出来。

吟诵不是制造一个音乐的调子去唱，它不死板。每个人都不同，同一个人的吟诵也会不同。同一首诗你可以早晨吟的时候调子高一点，晚上吟的时候低一点，也可以今天吟得快一点，明天吟得慢一点，要伴随着环境，把自己的心灵、感情、意念跟那首诗打成一片。中国诗歌的吟诵，就是要在相同的声调之中，很微妙地传达出不同的感受。外表看起来很简单，四个字一句，两个字一个停顿，都差不多。可是你念的时候，哪个字长一点、短一点、高一点、低一点，有很微妙的差别，变化万端。

吟诵传承最好从娃娃抓起，这是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的百年大计。继承和发扬吟诵，既需要认真对待，又不能急功近利。如果仅仅为了吸引更多人的注意而过分宣扬似是而非的“吟诵”，乃至将其变成一种才艺表演，那只会混淆视听，最终反而适得其反。

（摘自《人民日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