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之所以要服务人民、表现人民、歌颂人民，始终以人民为主题和主体，这不仅因为人民是生活的创造者、社会的变革者和时代前进的驭手与推手，而且还因为以人民为主体的现实生活，始终都是一切文艺创作的强大胚基与不竭源泉，同时也是一切优秀文艺作品的审美主体和评判主体。由此而决定了文艺同人民的血肉联系与主从关系，甚至我们完全可以笃定：只有人民，才是文艺的活力源与生命线。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为无本之木与无源之水，哪里还称得上什么充满活力与魅力的艺术生机和审美创造呢！

实际上，文艺作品的生命力与感召力，从来就是基于和源于对人民的真切描写和崇高礼赞，并因此而获致广泛的社会认同与大众认可，进而转化成为社会变革与时代进步的强大推动力。像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作品，就都以不同的方式对不同时代的社会变革和历史变迁起到了激励和推动的积极作用，并为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人群树立了前进的路标，擎起了精神的旗旌，造就了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范，特别是在深层次上氤氲出一种强大的集体无意识。

所有这些作品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具有鲜明而强烈的人民性，并因此而深得人民的认同与接受。文艺家从人民的生活中汲取营养、选择主题、描画特定的生活情境、塑造具有历史特质和时代意义的典型形象，且以艺术的形式将之作为审美对象而返还给人民大众，使之从中得到启迪，受到鼓舞，获致思想感召、艺术熏陶和道德的纯化与升华，从而孳衍出文明的社会因子与精神的不竭动力，用以推动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变革。这便是文艺与人民之关系的内在机制与辩证法则，这同时也是文艺的生命核质和价值源泉。由此可见，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不仅是彼此相依的，而且是血肉交融的，在互有所恃、所倚、所凭、所契的前提下，文艺对人民的倚重则是基础性和根本性的。这也就是说，文艺一旦离开人民，其生命之火便必熄灭，其艺术之花便必凋萎，其功能之效便必摧折，其审英之韵便必泯灭。当然了，人民也自然会随之而失却来自文艺的思想烛照与美学滋养，进而陷入文明的荒原与精神的凹地，乃致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人格矮化与生活窳陋。

显然，在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中虽有主从之分和本末之序，但其在总体上、全局上和常态上，则是谁也离不开谁。只不过人民永远都是文艺的生命之源，而文艺始终只是人民的精神花朵与思想蓓蕾，并由此而决定了文艺对人民的无前提倚重与依赖。这种关系，就像鱼和水的相生相依、各得其所一样。鱼固然因为有水才能生存，而它同时也赋予了水以生机与活力。我们说生活是文艺的源泉，而人民则是生活的主人。任何瑰奇壮美、五彩斑斓的生活，既是由人创造的，又是由人维系的。一旦离开人，尤其是离开人的群体，即人民，一切所谓的社会生活便都必将化为乌有、不复存在。

（摘编自艾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道路》）

材料一：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参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如果有了这种态度，那就既不是“头重脚轻根底浅”，也不是“嘴尖皮厚胶中空”了。

（摘编自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有删改）

材料二：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与时俱进是其鲜明品格和理论品质。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如何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是事关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这方面，恩格斯同样作出了重大贡献。在1872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后来在多部著述和多封书信中，恩格斯进一步阐述、丰富、发展了他和马克思的这一重要思想。他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认识到什么程度。”特别是在恩格斯的晚年，他在一系列书信中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的重大观点：“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关于未来新社会的特征和原则，他深刻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列宁曾经对恩格斯的这些重要思想给予高度赞扬：“恩格斯在谈到他本人和他那位著名的朋友时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经典性的论点异常鲜明有力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往往被人忽视的那一方面。而忽视那一方面，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抽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会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今天，我们学习恩格斯，就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有机统一，不断回答时代和实践给我们提出的新的重大课题，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摘编自任晓山《今天我们应该向恩格斯学习什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