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在一般人看，美是物所固有的。有些人物生来就美，有些人物生来就丑。比如称赞一个美人，你说她像一朵鲜花，像一颗明星，像一只轻燕，你决不说她像一个布袋，像一头犀牛或是像一只癞蛤蟆。这就分明承认鲜花、明星和轻燕一类事物原来是美的，布袋、犀牛和癞蛤蟆一类事物原来是丑的。说美人是美的，也犹如说她是高是矮是肥是瘦一样，她的高矮肥瘦是她从娘胎带来的，她的美也是如此，和你看者无关。这种见解并不限于一般人，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也是如此想。所以他们费许多心力去实验最美的颜色是红色还是蓝色，最美的形体是曲线还是直线，最美的音调是G调还是F调。

但是这种普遍的见解显然有很大的难点，如果美本来是物的属性，则凡是长眼睛的人们应该都可以看到，应该都承认它美，好比一个人的高矮，有尺可量，是高大家就要都说高，是矮大家就要都说矮。但是美的估定就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假如你说一个人美，我说她不美，你用什么方法可以说服我呢？有些人欢喜辛稼轩而讨厌温飞卿，有些人欢喜温飞卿而讨厌辛稼轩，这究竟谁是谁非呢？同是一个对象，有人说美，有人说丑，从此可知美本在物之说有些不妥了。

因此，有一派哲学家说美是心的产品。美如何是心的产品，他们的说法却不一致。康德以为美感判断是主观的而却有普遍性，因为人心的构造彼此相同。黑格尔以为美是在个别事物上见出概念或理想。比如你觉得峨眉山美，是由于它表现“庄严”“厚重”的概念。你觉得《孔雀东南飞》美，是由于它表现“爱”与“孝”两种理想的冲突。托尔斯泰以为美的事物都含有宗教和道德的教训。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的说法。说法既不一致，就只有都是错误的可能而没有都是不错的可能，好比一个数学题生出许多不同的答数一样。大约哲学家们都犯过信理智的毛病，艺术的欣赏大半是情感的而不是理智的。在觉得一件事物美时，我们纯凭直觉，并不是在下判断，如康德所说的；也不是从个别事物中见出普遍原理，如黑格尔、托尔斯泰一般人所说的；因为这些都是科学的或实用的活动，而美感并不是科学的或实用的活动。还不仅此，美虽不完全在物却亦非与物无关，你看到峨眉山才觉得庄严、厚重，看到一个小土墩却不能觉得庄严、厚重。从此可知，物须先有使人觉得美的可能性，人不能完全凭心灵创造出美来。

依我们看，美不完全在外物，也不完全在人心，它是心物婚媾后所产生的婴儿。美感起于形象的直觉。形象属物而却不完全属于物，因为无我即无由见出形象；直觉属我却又不完全属于我，因为无物则直觉无从活动。美之中要有人情也要有物理，二者缺一都不能见出美。再拿欣赏古松的例子来说，松的苍翠劲直是物理，松的清风亮节是人情。从“我”的方面说，古松的形象并非天生自在的，同是一棵古松，千万人所见到的形象就有千万不同，所以每个形象都是每个人凭着人情创造出来的，每个人所见到的古松的形象就是每个人所创造的艺术品，它有艺术品通常所具的个性，它能表现各个人的性分和情趣。从“物”的方面说，创造都要有创造者和所创造物，所创造物并非从无中生有，也要有若干材料，这材料也要有创造成美的可能性。所以松的形象这一个艺术品的成功，一半是我的贡献，一半是松的贡献。

（摘编自朱光潜《“情人眼底出西施”——美与自然》）

材料二：

文学没有画面限制，可以描述更大更多的东西。壮丽山川、巍峨宫殿、辽阔土地、万千生民，都可置于笔下，汉赋正是这样。尽管是那样堆砌、重复、拙笨、呆板，但是江山的宏伟、城市的繁盛、商业的发达、物产的丰饶、宫殿的巍峨、服饰的奢侈、鸟兽的奇异、人物的气派、狩猎的惊险、歌舞的欢快……在赋中无不刻意描写，着意夸扬。它们所力图展示的，不仍然是这样一个繁荣富强、充满活力、自信和对现实具有浓厚兴趣、关注和爱好的世界图景么？尽管呆板堆砌，但它在描述领域、范围、对象的广度上，却确乎为后代文艺所再未达到。它表明中华民族进入发达的文明社会后，对世界的直接征服和胜利，这种胜利使史学和艺术也不断要求全面地肯定、歌颂和玩味自己存在的自然环境、山岳江川、宫殿房屋、百土百物以至各种动物对象。所有这些对象都作为人的生活的直接或间接的对象化存在于艺术中。人这时不是在其自身的精神世界中，而完全溶化在外在生活和环境世界中，在这种琳琅满目的对象化的世界中。汉代文艺尽管粗重拙笨，却如此之心胸开阔、气派雄沉，其根本道理就在这里。汉赋也应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才能正确估计它作为一代文学正宗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摘编自李泽厚《琳琅满目的世界》）

材料一：

“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对《红楼梦》思想艺术成就所作的最言简意赅的概括。

在总的思想倾向上，它打破了历来小说传统的“大团圆”结局，以深刻的悲剧精神，写出了一个贵族家庭的彻底败落，并由此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封建社会的全部上层建筑，预示了业已腐朽的封建阶级正无可挽回地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在爱情婚姻问题上，它突破了历来才子佳人作品仅仅是由于“怜才爱色”才引起的爱情，而提出了以思想性格的一致作为爱情基础的新的具有近代色彩的情爱观，并就爱情展开了丰富而深入的艺术描写。在题材选取上，它一反中国古典小说戏曲题材因袭的痼疾，完全从现实生活中提取人物和情节，特别是它较之以往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更发扬了以作者亲身经历过的生活作为创作基础的现实主义原则。在人物塑造上，它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一个鲜活的女性世界，并在具体描写时，打破了历来野史小说“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的套路，在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成功地塑造了具有复杂性格内涵的艺术典型。在情节结构上，它摆脱了传统小说追求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的倾向，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掘艺术的宝藏，从平淡无奇的生活散文中抽出生活的诗；并在结构上一反传统小说的线形结构形式，而创造了错综复杂的圆形网状形式。在文学语言上，它纠正了以往小说或片面重视书面语言、或过多运用方言土语的弊病，创造了一种生动新鲜、精练隽永的文学语言，极大地丰富了语言的表现力，代表了我国古典小说语言艺术的最高成就。

（摘编自孙逊《〈红楼梦〉对于传统的超越与突破》）

材料二：

《红楼梦》的意蕴极其丰富，所以对它的解释往往只能照亮它的某一个侧面，而不可能穷尽它的全部的意蕴。我认为《红楼梦》的意蕴大致可以分析为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就是《红楼梦》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真实地反映了清代前期的社会面貌和人情世态。《红楼梦》描写了贾府内部和外部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家族关系，描绘了各种各样的人物，极其真实、深刻地在读者面前展现了一个社会生活广阔的空间。这样的小说过去是没有的。

第二个层面就是《红楼梦》的悲剧性。《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悲剧，但是《红楼梦》的悲剧性究竟在哪里，大家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红楼梦》的悲剧性并不在于贵族家庭衰亡的悲剧，也不仅仅在于贾宝玉、林黛玉两个人的爱情的悲剧；《红楼梦》的悲剧在于作者提出一种审美理想，而这种审美理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必然要被毁灭这么一个悲剧。

什么是曹雪芹的审美理想？这要联系到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汤显祖的美学思想的核心是一个“情”字。汤显祖讲的“情”，和古人讲的“情”，内涵有所不同。它包含有突破封建社会传统观念的内容，就是追求人性解放。他写了《牡丹亭》，塑造了一个“有情人”的典型——杜丽娘。曹雪芹深受汤显祖的影响，美学思想的核心也是一个“情”字。他的审美理想也是肯定“情”的价值，追求“情”的解放。曹雪芹自己在《红楼梦》开头就说过，这本书“大旨谈情”。曹雪芹就虚构了、创造了一个“有情之天下”，就是大观园。

大观园是一个理想世界，也就是“太虚幻境”。“太虚幻境”是一个“清净女儿之境”。但是这个理想世界，被周围的恶浊的世界所包围，不断受到打击和摧残。林黛玉的两句诗“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不仅是写她个人的遭遇和命运，而且是写所有有情人和整个有情之天下的遭遇和命运。在当时的社会，“情”是一种罪恶。贾宝玉被贾政一顿毒打，差一点打死，大观园的少女也一个一个走向毁灭：金钏投井，晴雯屈死，司棋撞墙，芳官出家，鸳鸯上吊，尤二姐吞金，尤三姐自刎，直到黛玉泪尽而逝，这个“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交响曲的音调层层推进，最后形成了排山倒海的气势，震撼人心。“冷月葬花魂”，是这个悲剧的概括。有情之天下被吞噬了。

《红楼梦》的第三个层面，是《红楼梦》处处渗透着作家曹雪芹对整个人生的很深的感悟，一种哲理性的感悟、感兴、感叹。他引导读者去体验整个人生的某种意味。这就是《红楼梦》的意境。这是《红楼梦》意蕴中的哲理性（形而上）的层面，是一个最高的层面，也是一个不被人注意的层面。《红楼梦》的人生感表现为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人生（生命）终极意义的追问，一个是对命运的体验和感叹。

以上是我对《红楼梦》的意蕴的一种很粗糙的阐释。《红楼梦》是说不完的，我们中国人对《红楼梦》的阐释，将会一代又一代地继续下去。

（摘编自叶朗《〈红楼梦〉的意蕴》）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在我们这片远东大陆上，可能在很古的时候住过些还不知道种地的原始人，那些人的生活怎样，对于我们至多只有一些好奇的兴趣罢了。以现在的情形来说，这片大陆上最大多数的人是拖泥带水下田村生活的了。我们不妨缩小一些范围来看，三条大河的流域已经全是农业区。而且，据说凡是从这个农业老家里迁移到四围边地上去的子弟，也老是很忠实地守着这直接向土里去讨生活的传统。最近我遇着一位到内蒙旅行回来的美国朋友，他很奇怪的问我：你们中原去的人，到了这最适宜于放牧的草原上，依旧锄地播种，一家家划着小小的一方地，种植起来；真像是向土里一钻，看不到其他利用这片地的方法了。我记得我的老师史禄国先生也告诉过我，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

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土地”这位最近于人性的神，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他们象征着可贵的泥土。我初次出国时，我的奶妈偷偷地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我箱子底下。后来，她又避了人和我说，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的东西煮一点汤吃。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我在《一曲难忘》的电影里看到了东欧农业国家的波兰也有着类似的风俗，使我更领略了“土”在我们这种文化里所占和所应当占的地位了。

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我遇见过一位在张北一带研究语言的朋友。我问他说在这一带的语言中有没有受蒙古话的影响。他摇了摇头，不但语言上看不出什么影响，其他方面也很少。他接着说：“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这几个姓，我从墓碑上去重构每家的家谱，清清楚楚的，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些人。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这结论自然应当加以条件的，但是大体上说，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有删改）

材料二：

近十五年来，中国传统村落锐减近92万个，并正以每天1.6个的速度持续递减。12月10日发布的《中国传统村落蓝皮书》列出传统村落保护的五大挑战，包括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过度商业开发、“空心村”现象等。

有人说，中国人往上数三代，多数来自农村，来自泥土。即使人在城市，也经常会遐想“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恬淡意境。然而现实中，为了保护古村落，却往往不得不与时间赛跑。有的村子年久失修；有的村民翻新住房，拆掉祖屋抹去壁画；有的全村外出务工，留下老人儿童；有的地方把古村落当“摇钱树”，随意搭建破坏古貌……正如著名作家冯骥才所感叹的那样：“每座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书，不能没等我们去认真翻阅，就让这些古村落在城镇化的大潮中消失不见。”

对于发源于农耕文化的中华文明，村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从《汉书》所言“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的自然萌生，到社会学家林耀华在《金翼》里所言“别忘了把种子埋进土里”的朴素信仰，村落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物质基础、文化属性。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写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这里，“乡土”并不是一个贬义的概念，而是千百年来农业社会发展特点的集大成。即使是今天，城镇化成为通往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高楼大厦伸向天际之时，也离不开从历史文脉中吸纳地气。因而，保护村落、振兴乡村，就成了追索“从哪里来”的方式，也成为标记“向何处去”的注脚。

城乡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构，需要顺势而为、水到渠成。这就意味着保护古村落，不仅要关注建筑风貌上的岁月留痕，更要聚焦村庄中人们的生活质量。贵州黎平铜关侗寨被称为“时光边缘的古村落”，当地侗族人居住的干栏式民居有着700多年历史。然而，在纳入国家保护试点后，有的村民却因木房子容易起火，不愿再建民族特色的木居。这启示我们，保护要见物，更要见人。村民固然是村落保护的第一责任人，但同时也要让他们成为村落保护的受益者。只有传统村落更加宜居，人们在这里生活质量更好，对村落的保护才有更坚实的基础。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城里人”和“村里人”共同的生活愿景，也是城镇化的目标所在。对许多一辈子种田劳作的村民来说，村子就是他们的家；对拥挤在钢筋混凝土森林中的人们而言，乡村又何尝不是精神的归宿？村落不可能也不应该一成不变，只是，这样的变化不应是衰败，而应是成长。唯其如此，才能守护好我们的乡愁，留住我们的根。

（摘编自盛玉雷《守护好乡愁才能留住根》）